作者赵锡军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金融街观察》2019年第10期。

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推出11条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政策涉及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外资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提前至2020年。

“金融11条”的推出标志着我国金融开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金融业扩大开放适应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人民币国际化，也为金融监管和防范风险提出新的课题。金融开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金融业开放的空间和潜力很大，我们要积极推动金融业改革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开放的成绩和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金融业的发展和变化一直很迅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加上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市场出现了飞速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属性愈发凸显和重要，成为五种主要定价货币之一。中国金融业发展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取得了全面进步。

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但金融本身也属于经济的一部分，经济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的模式也从高速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进入开放新时代，中国金融业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服务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建设，为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研发和创新提供服务和支持。

金融业对外开放能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和健全，完善金融制度的供给，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和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实力和水平。中国按照国际标准，持续推动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具体涉及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评估行业、货币经纪业，以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对外开放。

作为服务于经济实体的金融业也要适应新的变化。但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新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之中，尽管我们提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发展阶段，究竟什么状态才能称之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答案依然还在探索当中。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二、积极应对金融开放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中国金融开放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机构层面，即允许境外机构在我国设立各种独立、分支或合资机构；二是金融市场和资金层面，即允许外面的资金进来，国内的资金出去。不可避免的是，这两个层面的开放都可能会伴随一些风险和问题。现阶段，我国率先开放，或者说步伐比较快的开放在机构层面。而在资金层面，我国采取的是以项目展开为主导的开放。

（一）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创新

在资本市场层面，目前多层次资本市场虽然已经建立，但体系的效率不高，市场满意度不够，资本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当前的资本市场不能满足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改革。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在推进的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正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经过近三十年发展，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和第一大新兴资本市场。2018年，我国间接融资占比依然高达81.5%，资本市场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但是资本市场做大做强还需要制度创新和更多基础工作要做，包括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开放等方面。

（二）适应新技术建设好金融基础设施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面对当前金融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中国正通过打牢基础加以应对。所谓金融基础设施，通常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清算和结算体系、法律环境、会计标准、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

金融基础设施非常关键，而且越来越关键。其关系到金融业务的效率与安全。例如，一旦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出现问题，银行金融机构就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全国性或跨境业务往来。近年来，在传统业务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国金融领域也涌现出不少新业态、新模式，相关金融基础设施随之迅速发展。如在移动支付普及的背景下，中国小额支付体系在全球已处于领先地位。

至于如何让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富有弹性”，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内，当前金融基础设施涉及的新技术越来越多，技术发展永无止境，金融基础设体系也不能固化，要及时容纳新技术，为日益复杂的金融业务和创新留有空间，需要持续关注并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应对金融风险，关注新的全球化开启带来的挑战。

（三）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人民币地位不断提升，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金融投资开始用人民币，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可投资境内市场，最早开始的是RQFII、QFII投资额度不断增加，RQFII试点范围进一步拓展，直到2019年9月16日放松QFII和RQFII的额度控制。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试点正式启动，开创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跨境证券投资新模式，随后又开通了“深港通”“沪伦通”和“债券通”等。

人民币在SDR的地位，从权重和影响因素看有很大的差距。按照2015年IMF确定的定值方法，人民币的比重是第三位，10.92%，高于日元和英镑。在10.92%里贸易所起的作用占到10.1%，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贸易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尤其是美元，贸易占41.79%中的13%。

美元为什么能够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是主要的作用，其贡献率高达28.7%，远超贸易的13%。人民币对国际货币贡献率只有0.8%，这是一项重大挑战。因为开放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要跟所有其它货币竞争。

资本市场开放很大程度上跟国际环境密切联系。美国不会允许人民币取代美元，这方面的打压比现在贸易领域、技术领域的打压更加厉害。金融领域里人才很重要，投行开通了新的通道，这个领域的人才将来是要在国际上竞争的，人才的素质，对国家的忠诚，如何建立起信誉，从这个领域开始，任重而道远。

（四）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

扩大开放同时也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对监管部门也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长期以来中国金融领域各项业务由不同部门管理，导致金融基础设施在技术、操作、运行等层面出现不同接口、流程和规范，与当前金融业务融合发展、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不匹配，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技术孤岛现象，国内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都要做好相应准备。金融监管改革应从微观到宏观全面把握。对于金融监管改革究竟采取哪一种组织形式，尽管与内容有关系，但要把这些跨行业、跨市场、综合性的业务和机构管理好，什么样的形式和架构并不重要；有人去做，才是最重要的。

三、中国金融开放为全球经济创造新的机遇

此时出台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有着特殊意义。从经济全球化趋势来看，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和预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明确扩大开放新举措，表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也表明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具备进行深度、高质量开放的条件。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来讲，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较大变化。高质量发展，并不简单是自己关起门来就能实现的，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环境，以及更广泛的资源。高水平开放正逢其时。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如此有意义的开放举措，一些国外媒体或是关注不多，对措施细节的解读较少；或是关注点偏移，将中国加速金融开放与刺激经济增长及缓冲贸易摩擦影响挂钩，甚至提醒外资对正在新开放的中国市场“谨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给全球投资者带来多大的风险与损失？全球很多投资者都曾亲身经历过。当前给全球投资市场提供主要增长贡献的也是中国。每年中国的财富增长在全球财富增长中的比例，以及各种投资市场，包括居民存款和其他理财市场的增长都是全球领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7年亚洲私人财富增长19%，达36.5万亿美元，中国占57%，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的增长，世界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财富积累。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国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开放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好处，愿意进一步开放。同时，也希望能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这一经验，使所有国家都享受到开放带来的好处。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有赖于开放，因为开放能够带来更多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以及红利。在产业链及其他刺激经济增长的价值链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高效流动机制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