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2月25日《半月谈》第4期。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 如何理解这个大变局?

理解大变局的五个维度

从文明竞赛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逐渐让位于东方。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西方领导全球的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文明内部不同国家谁来领导而已。进入21世纪，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过去20年，东方文明覆盖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它们引领世界发展的潜力还将爆发。

从技术动能看，400年前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进到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颠覆。17世纪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此后出现的电力、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云计算、万物互联等，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等将再度面临颠覆。

从国家制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表现不佳。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状况严重，社会撕裂加剧，曾经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 当前，全球普遍在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中，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

从知识体系看，200年前出现并在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暴露出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但这些学科，基于西方实践，持续强调与其他地区知识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浓烈的“西方化”“狭隘化”色彩。如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越来越难被此类学科知识解释。对此，迫切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进行跨界知识大融通。

从权力结构看，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出现洲际式转移与主体性分散。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地区变化来看，全球权力重心正逐渐向亚洲转移，亚洲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强。由此，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也面临改革压力。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智库等都在分散国家权力。未来世界，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有可能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变局之下须应对有招

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须有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在国内实施《中国制造2025》上须保持战略定力，全力为未来布好局。近年来，以上中国政策遭遇部分西方势力的阻挠，恰恰印证了中国这两项政策的国际影响力与前瞻性。对此，中国应深入研判，抓住新技术革命动能的先发优势，以更细致的预案全面应对。

中国在三大攻坚战中也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体现体制优势。中国若能顺利完成这三大攻坚战，本身就意味着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发展纪录。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西颓东盛”与“智能革命”趋势下切忌骄傲自满。中国应查漏补缺，兴利除弊。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不断向世界学习。（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