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忠阳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2月27日“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微信公众号。

新冠病毒突袭武汉，给全国都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尤其是社会各个部门和单位乃至个人的风险管理机制。

风险管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著名当代金融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在其风险管理经典名著《与天对弈》（Against Gods）中历数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原始人类的共产制度安排，到阿拉伯数字的出现，再到大数定律的发现，保险和期货被商业应用，最后到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和华尔街上各种复杂的金融创新，指出人类文明发展水平最突出的标志不是科技和民主，而是管理风险的能力。我们国家在文明复兴和改革再出发的征程上突然遭遇新冠大疫，历史注定这一重大风险事件不仅考验我们当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方方面面，更将推动社会的继续改革和文明的继续发展，从而成为我们发展新征程中的一个历史性标志。

多难兴邦，吃一堑、长一智，在金融风险管理的思维世界里就是高风险高收益的基本要求。我们承担了新冠病毒的高风险，遭受了世纪大疫的惨痛损失，然而，我们必须要因此而获得与此高风险相匹配的回报，包括未能有效防患于未然的事后教训和终于将危机有效控制的事中经验，并将其转化成加强风险管理事前性和有效性的改革建议，从而在未来的改革征途上实现多难兴邦的风险溢价。

在人类发展史上，最近几十年来风险管理发展最为迅速，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金融行业。这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多次发生及其灾难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了金融机构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企业（机器），商业和金融的本质都是在于承担和管理风险，并在此过程中坚持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原则，从而获得持续发展。

现代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思想实际上就是人类几千年在充满战争、瘟疫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的写照和提升，其专业性、复杂性和先进性显然已经是百业之首，并在存贷款、保险、证券投资等各类业务中通过向包括企业、个人乃至政府部门在内的客户提出风险评级、风险定价、风险限额等各类业务标准，从而将其先进的风险管理思想和方法不断输送给社会各个部门。此次新冠大疫凸显的问题，包括风险治理、系统性风险、风险挤兑、操作风险、内部控制、业务持续性管理、应急管理、不确定性决策、信息披露和风险透明度、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预警、大数据风险分析，等等，在我们的金融机构管理中都有了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的应用和实践。

在可以预见的灾后反思浪潮中，无法置身于疫灾之外的金融风险管理人将会提出独特而宝贵的思考和建议，从而为推动现代风险管理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