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土巨族是中华文明的空间特征，延续至今是中华文明的时间特征，而在这两个特征背后更为本质的属性，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一部中华古文明历史，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建构和形成历史。建国后70年的当代中国，仍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仍保持在中华5000年大历史的延长线上。“中国奇迹”的发生本质上就是广土巨族规模的现代国家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而高速经济增长正是天下型经济体在享有了和平环境和政治稳定两大外部条件下固有潜力的充分释放。为此，2020年1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第187期系列讲座，2020年的第一场讲座邀请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扬老师，重新深入解读中华文明。

划重点：

1、广土巨族是中华文明的空间特征，延续至今是中华文明的时间特征，而在这两个特征背后更为本质的属性，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

2、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一条崛起的大阳线，不仅仅是GDP增长和工业增长，还包括反映科学技术水平的专利。

3、文明的再生绝不是通过传统文化人眼中那条正在走向绝境的文化路径完成的，而是毅然决然地跳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羁绊，通过一次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的工业化、现代化长征而实现的。

4、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巨大成功带来的历史高度，难有文明对话和历史对话所必需的自信和从容。

5、“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天下的终极表达，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的政治，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天下政治。

时代的要求

去年一年的时间，我在观察者网连载了一个系列“70年对话五千年”，在系列文章基础上，编辑撰写完成了本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

正值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之际，在中国70年里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所获得的世界地位的大背景下，开启了这样一个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对话。因为在我看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要求。

图一

如图一所示，19世纪之前，中国和印度在整个世界GDP中的份额长期占到一半以上，之后才是中东、欧洲。然而近100多年来，中国占世界GDP总份额跌到了很低的程度。新中国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一条崛起的大阳线，不仅仅是GDP增长和工业增长，还包括反映科学技术水平的专利。2019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专利申请、商标申请、工业品外观设计所有这3个领域均位居世界首位，其专利申请数量相当于后面10大排名国的申请数量总和，其中包括第二位美国、第三位日本、第四位韩国和第五位欧洲。

中国的崛起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持续了如此之长的时间，如今，很多人连GDP增速减缓都不适应，觉得要出问题了。实际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经历这种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历史时期。

图二

图释：最上面图中的蓝线、红线、绿线分别表示中国、美国、日本500强企业的数量。左下角图显示出来国家的创新能力，美国下降中国上升的分界点就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

V字形的历史轨迹

图三

如图三所示，中国与美国、西欧的国力对比在近代之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文明之间的对比也发生了历史性翻转，今天回顾地看，就像是走了一个大大的V字。郭嵩焘是清朝的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也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深切感悟到了晚清时期社会与文化发生的不寻常的变化以及历史的大变局，1875年，郭嵩焘奏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近代以来，先后有四种描述中国之间和西方文明之间不同关系的术语。最初是本末说，本在中华，异域文明是末。之后是政艺说，中国是政，异域都是艺。再之后是体用说，中国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还提出过，中华学术是圣学，西方只是智学。总之，要把东西方区别开，他们不能跟我们对等，我们是高于所有其他文明的。

到了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开始将中西方文明进行两两对比：“中国人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在当时的中国国破家亡的局势下，这种两两对比已没有了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基础。自此以后，西方文明高高在上、中华文明低低在下的基本格局就此固定了下来。这就标志着中华文明地位崩塌的开始。

深渊之底

到了1935年，已经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危亡形势了，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等十位学者,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中提到：“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若不是早已把自己锁定在低等文明的地位上，断不会用“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高低关系。

到了1958年，民国知识界中把新中国成立、大陆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毁灭的“新儒家”代表发声，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起草了一份《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登在了台湾和香港的刊物上。《宣言》中写道：“但无论如何，中国现有近于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摆在眼前。这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之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核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之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此《宣言》距离上一个《宣言》不过只有二十几年，但所描绘的中西差距，却进一步地拉大了，只希望西方手下留情，看在同为人类的份上不要消灭中国这几亿条生命。《宣言》中竟然用了两个“恳求”：1、恳求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问题，须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2、恳求世界人士的注意。能够端出这样一种屈服和乞怜的态度，与其说是对中华文明因理解透彻而苦心孤诣，不如说是因理解偏狭而误读误判。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看懂中华文明的本质，不具有在大历史框架中解读文明历史运动的能力，不能理解文明的成长、锻造、冲撞和维新都是如何发生的。当然他们想不到也不敢想文明竞争格局会在短短几十年里发生巨变，甚至发生颠覆和反转。

浴火重生

历史见证，中华文明就在“新儒家”代表的哀叹声中发生了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1958年，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图四

那么，文明的浴火重生是通过什么路径完成的？图四中的图表反映了这个过程。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报告，对建国之后的新中国进行规划。报告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可以说，从那时起，一条文明的再生之路就开始了，这次再生不是通过传统文化人眼中那条正在走向绝境的文化路径完成的，而是毅然决然地跳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羁绊，通过一次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的工业化、现代化长征而实现的。

重回高地

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宣言》中说：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对比过去100多年的三个文化宣言，《甲申文化宣言》已经比较从容自信了。2019年1月3日，习近平主席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到，“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

V形历史前后的问题意识

图五

如图五所示，站在V字形右上面，从这个高度上平视其它文明，除了西方文明，也包括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我们不会再用当年严复等人那种包含了明显的价值判断的两两对比来进行认知和解释，我们可以从容的去做一些重要的事实判断。所以，V形历史前后的问题意识和发问方式都完全改变了。过去，我们集中在中国做错了什么？中华文明到底缺了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为什么儒家传统开不出来民主与科学？”等问题意识所主导，以至于当70年历史的新中国开始走出历史V字形道路并开始反转与西方文明的对比格局时，中国问题的提出方式还仍然停留在过去，没有及时更新。如今，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我们走出了V字形历史轨迹的右边，新的“发问方式”也出现了，至迟从2008年之后，很多讨论变成了中国做对了什么？做对的根源是什么？中华文明到底多了什么？、中华文明的先天优势是什么？这是一个历史轮回，完整地经历这个轮回恐怕是中华文明的宿命，走完了V字形的两条边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从容自信地平视所有其他异质文明。

改革开放40周年时，学界大量讨论解读40周年，我归纳出以下这四种解释：1、市场经济论；2、工业革命论；3、社会主义论；4、文明复兴论。区别于流行的“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论”和“工业革命论”等关于“中国奇迹”的解释理论，本书提出“文明复兴论”，并创造出广土巨族与天下型定居文明等基本概念，通过使用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居国与行国，农耕民族与骑马民族、海上民族，中原王国与草原王国、森林王国、海洋王国，广土巨族与广土众民、狭土巨族、狭土众民，天下国家与城邦国家、领土国家，大一统国家与帝国，秩序主义与运动主义，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公天下与私天下等概念工具，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并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揭示了内在于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运动中的“中国逻辑”。

所以说，《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一书首先是时代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到了出现这样一本书的时代。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巨大成功带来的历史高度，难有文明对话和历史对话所必需的自信和从容。

下面谈一下理论上的要求。《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将中华文明当作一个研究客体进行的一个理论建构，因此首先需要厘清文明这个概念。

文明的概念，可以从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两个维度上界定。

在时间上，文明被理解为人类历史甚至宇宙历史在演化到某个时期出现的一个突变现象。它以定居的出现、农业的出现、“真社会性”的出现、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为起点，以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复杂性逐渐增加、能量流和信息流大规模聚集为特征，并与那些停滞的或发展极为缓慢的、长期保持在居无定所的游团状态的野蛮社会或蒙昧社会相对。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的研究，截止到他那个年代，西方学者在全世界总共发现了超过650个“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会，而人们断定，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社会数量还要多得多。但是原始社会不是文明，文明一定是变化的、演进的。人类文明史一万年以来，汤因比在历史上发现了23个，现存的只有5个，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

在空间上，全新世气候到来之后，文明在地球表面不同地区先后出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面临不同的气候变迁、地质变迁和动植物变迁，文明的演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如黑格尔所说的，各民族历史都有自己的“地理基础”，或杜兰特所说的“地理是历史的子宫”。于是，不同文明被理解成为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与不同文化的盛衰兴亡保持同步，相互之间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广土巨族是中华文明的空间特征，延续至今是中华文明的时间特征，而在这两个特征背后更为本质的属性，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学者，至少应该走两条线：1、胡焕庸线，从漠河到腾冲。2、胡焕庸线的垂直线，从厦门到克拉玛依。走过这两条线，便可大概了解中华文明自身的多样性。“中华民族”的概念由梁启超首次提出来，将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是“五族共和”，在清朝疆域内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平共处。但是梁启超高瞻远瞩，指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

那么，哪些原生文明覆灭（中断）了？覆灭（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毁于蛮族的入侵，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毁于蛮族入侵？回到历史图景当中，夏商周时期，我们的周边全是蛮族，所有定居点都存在于蛮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大多数定居点是存活不下来的。如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贴在马路上教育小朋友的标语，然而回到历史中，这是极高的道德标准。因为对于游居文明的蛮族来说，在不断移动中是无法做到尊老爱幼的。只有军事上强大的定居文明才能履行这样的道德标准，而这个道德标准是成为文明延续的重要保障。

定居与游居

在人类学和考古学意义上，定居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一词的定义，指一种状态，即“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群体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个过程，即“从游居社会向永久留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渡”，与定居SEDENTISM相对的英文词是NOMAD。这个词本来的定义是指所有“没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团”，所以应该相对于汉语的“定居”翻译为“游居”。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原始人类社会最早的状态都是游居的，也就是狩猎采集部落，对应翻译为Hunter gatherer。而游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实际上出现在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之后，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从后者分离出来的，因此游居并不等于游牧，游牧社会只是游居社会的一种。

像同时期其他文明中心那样，呈现为脆弱孤立的定居文明不断毁于蛮族入侵和迁徙浪潮的破碎历史，而是合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在同一个“天下”秩序之内华夷各族激烈竞争、共存共生的连续历史。这使得中华文明在诞生之后的第一阶段就具有了连续性和一体化特性，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此后这一独特文明朝向大一统国家的演化。

逐渐，定居文明与游居文明泾渭分明，各自发展出国家形态后，分别演变成为“居国”和“行国”两种国家。张骞出使西域看到36国，其中一半以上是行国，它是移动的、逐水草而居的。在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的疆域内，大多数族群也不是定居的，定居的只是一些位于希腊半岛和亚平宁半岛的城邦。

从定居与游居的区分中衍生出一对新概念，叫秩序主义和运动主义。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是秩序主义和运动主义两方面的平衡。没有运动主义，文明很难前进，而没有秩序主义，社会就会崩溃，两者缺一不可。然而，科学显然是属于运动主义的，甚至是激进主义的，科学最终压倒来自秩序主义的遏制和阻碍不顾一切地大踏步前进，还需要众多其他条件。

利奥波德•冯•兰克：西方文明的“三次深呼吸”

利奥波德•冯•兰克85岁开始口述《世界史》，但只字不提中国，在当年那些西方历史学家眼里的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只有和近代西方发生关系的民族才有历史。这完全是对世界历史的曲解和伪造。其实，真正有问题的是西方文明本身，近代西方文明不是一个从古希腊延续下来的悠久文明，而是一个由日耳曼蛮族重新创造出来的新生文明。这个文明的主线条，不是文明社会的持续演进史，而是蛮族社会的战争胜利史。其长达约1000多年的崛起过程，被利奥波德•冯•兰克归纳为西方文明诞生的三次“深呼吸”--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是诞生之时的“第一次深呼吸”，500年后的“十字军东征”是首次走向世界的“第二次深呼吸”，又500年之后的大航海时代是成长为全球巨人的“第三次深呼吸”。重要的是，三次“深呼吸”都是运动主义的，而不是秩序主义的，这与植根于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

图六

今天的人们被全球的定居给迷惑了，以为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其实，把历史图景重新回归的话，会发现它全在移动、在运动，到处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扩张，突厥和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今天泛伊斯兰主义的历史源流，一个是今天泛突厥主义的历史源流，都包括有巨大疆域内的扩张和迁徙运动。这两个运动是有交叉的，会在新疆、中亚地区交叉，这两个运动还在复活，没有灭亡。如果能够把我们中华的这一块进行历史重构，会发现这个文明以中原为圆心通过定居农耕区的层层扩大而逐步扩张，而不是大批游居族群通过战争征服涌向世界各地。若在座各位追溯自己祖先的民族起源，很可能没离开中原。

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

图七

如图七所示，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把中华文明区别为几个不同的文化圈。根据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个文明的地理基础就是葱岭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印度以东以北、太平洋以西这一广大区域，而在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的内部，可以分为中原和南方、东北森林、北方草原、西域、西南高原等几个不同部分。阎崇年写过《森林帝国》，主要讲了图中绿色圆圈区域里发生的事；法国人勒内·格鲁塞写了《草原帝国》，讲了欧亚大草原的独立历史；历史上的郑成功父子以蓝色圆圈为基地建立过郑氏王国。六个圈各自大约300万平方公里，不能把中国简单理解成只有红色的圆圈区域，清朝国土最大的时候是1759年的1380万平方公里，包括了中原和南方、东北森林、北方草原、西域、西南高原和海洋上的台湾与澎湖列岛。

从公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果我们把中华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看到今天，甚至看到未来，我们会发现一条主线——从公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观大体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天下无外，意为只要中国之外还有外，天下就不是完整的，平天下的事业就还要继续，直到所有的夷狄都被纳入中华秩序，达到天下归一。在狭义的天下之内，秦朝完成了“九州”范围的天下大一统；在广义的天下之内，秦朝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到了比“九州”更大的范围，“中国”开始大于“九州”，成为了真正的天下国家，或称“内含了天下结构的国家”。

第二个阶段，天下为公，从天下无外观念演化上开始进化到天下为公，从第一个境界到第二个境界的升华，就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历史证明，只有做到了“公天下”的天下国家，才能“可久可大”；不能做到“公天下”的天下国家，就不可能长久。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读史，似乎突然明白了秦朝的意义是什么。“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可以想象出当时王夫之发现这个秘密之后的感慨。人们都认为秦始皇是一个人君临天下，是私天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本质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秦始皇若真是一心为私就不会实行郡县制了，百官是中央政府派出官员，王侯没有领土。在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到统一秦朝的郡县制，正是因为疆域和人口的扩大，也就是天下的扩大，而形成了“公天下”的大势。此后2000多年，每一次“私天下”和封建制回潮，也都是因为大一统的再次重建、天下的再次扩大，而被更大的“公天下”大势压制了下去。

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地球村出现而且日益变小，天下已经成了全球，“公之大者也”扩大到了全人类，这样一个新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呢？人口日益增加，技术日益进步，交通日益发达，信息日益丰富；但同时，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和平问题、难民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也日益突出，对于全球治理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公天下”的大势将会如何继续呢？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天下的终极表达，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的政治，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天下政治。如前所述，天下政治不同于列国政治，也不同于“霸政”；天下政治必须从天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能从国家的角度、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也就是必须“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若从最本质的方面说清楚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是什么？这个文明的特有逻辑是什么？《天下中华》本书给出了一个解答——天下型定居文明，为天下型定居文明找到了逻辑核心。丁一凡老师说，这对学界当中流行的观念造成了很大冲击，有助于我们破除教条主义。王湘穗老师说，此书回答了‘何以中华？’、为什么会有中华文明的问题。所以他在顾青总编辑的“中国逻辑”之外，再加四个字叫“中华原点”，合起来是“中华原点，中国逻辑”八个字。

通过有锐度的理论建构、有亮度的历史叙述、有宽度的文明对比、有深度的现实透视，解读了中华文明，建构了中国逻辑。这就是《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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