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张敬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12月24日《深圳特区报》。

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回顾了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研究了2020年经济工作的形势任务。此次会议新提法多，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并首次强调要“做好工作预案”。本期理论问答邀请专家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专业名词进行解释，以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涵。

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主持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什么是“逆周期调节”？宏观政策为何要强化逆周期调节？

匡贤明（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宏观调控一般有四个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实现这四个目标，需要有一定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措施。逆周期调节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是一种旨在平滑经济周期性波动，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政策措施。逆周期调节主要有财政和货币工具。在经济过热时，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防止物价上涨过快；在经济趋冷或面临下行压力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有效需求，避免经济下行过快。这是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市场竞争中，市场主体的预期有可能趋于一致，尤其是企业的投资行为和金融机构的放贷行为，往往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如果任由这个顺周期性自发演变，容易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由此带来系统性风险，并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损失。逆周期调节，就是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对冲这种顺周期性，使其波动不至于过大。尽管不能达到“熨平经济周期”的程度，但可以缓解经济波动。这就是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的出发点。

当前，我国经济并不缺少增长点，但受多方面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还比较大。通过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助于引导预期，释放潜在需求，从而避免过大的顺周期性。与此同时，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体制机制的理顺还有很艰巨的任务。因此，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又是融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在改革中调节，在调节中改革。

提质增效

主持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有了调整，从“加力提效”变为了“提质增效”。如何解读“提质增效”？表述调整的背后有哪些深意？

张敬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无论是去年的“加力提效”还是今年的“提质增效”，都是基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字面理解来看，2019年的“加力提效”聚焦于财政支出端的数量和减税降费的“大规模”，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在“量”上。20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向重质量的方向发展。财政政策从“大规模”到“重质量”的调整，既显示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延续性，也折射出政策的调整和优化。

从内涵解读来讲，2019年财政支出和减税规模较大，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背景下，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但在大规模减税降费、土地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较大的情况下，今年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面临财政收支平衡难题。因大规模减税降费不可能一直“做减法”，财政支出端也不能总是“做加法”。关键是，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在供给侧和消费端的“提效”作用需要评估，带来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消化。因此，20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重在存量消化和结构优化，重点是落实已经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不再扩大减税降费规模。

表述调整的背后有三层深意。一是今年“加力提效”取得预期效果，但“提效”是建立在“加力”上的，可谓“大规模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端的“刺激”成果。“刺激”短期奏效，“六稳”需要长效机制和稳固预期。因此，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亟需重视绩效和优化结构，以契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从“加力提效”到“提质增效”符合政策逻辑。

二是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和2019年相比更注重结果而非手段。2019年减税降费需要3年才能发挥长效缓释作用。因此，大规模减税降费无需“增量”只要优化和精准定向——如聚焦于中小微企业、高科技和制造业领域，同时通过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成本和税收法定等提高减税降费的质量和成效。

财政支出端的“提质增效”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即“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简言之，财政支出端不会“花钱买增长”，而是围绕高质量发展和提高民生福祉补短板。

减税降费讲绩效、财政支出优结构，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同时确保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是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

三是2020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匹配，形成引导资金精准投放合力。2019年，美联储下半年一度引发全球性降息潮，央行坚持货币政策不“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2019年财政政策的“积极”和货币政策的“稳健”形成了辩证和协的互补关系。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会引导资金更加精准地投向实体经济，继续缓解企业融资困境。财政、货币政策的双向发力，也会优化供给和消费两端，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主持人：会议还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什么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指的就是这样一系列有机结合的制度与机理，它能使货币政策预设的目标，最终转化为现实的既定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好坏，是在货币政策是正确无误的前提下评估的，假如货币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再好的传导机制也不会自动把一个不好的目标纠偏成良好的目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不用依赖传导机制，就能“简单粗暴”地直接作用于末端，所有的银行都是政策银行，但效益如何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在市场化条件下，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到企业与个人，从初端的运用货币政策起，中途要经历多重市场环节，到末端时货币政策能否实现，或多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就成了传导机制上的问题，而传导机制的问题，又主要表现在机制是否健全、渠道是否疏通的问题。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经验上看，过多或单一通过信贷方式，如降准或定向降准以增大流动性等措施，已经无法很好地实现扶助实体经济、解决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传导机制的问题应转向疏通以避免“梗阻”以及扩充和增大渠道供给为中心，增强中介有效性、降低中介成本，控制信用总量，适当准予利率市场化，多重措施保障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的实现。无论怎样，只要货币政策适当、传导机制完善、渠道疏通、有良好的评估与平衡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能很好地运转。（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