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于2020年第4期《对外传播》。

2020年4月2日，笔者牵头协调中国百名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刊发致美国社会各界联名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合作，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一天后，美国近百名前高官、学者发表公开信强调“只有中美精诚合作，才能拯救人类生命”。此后，20多国前政要名流致信笔者所在机构，响应中国学者百人信。4月6日，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165名领导人及学者在《纽约时报》刊文签署“致二十国集团成员倡议书”，敦促采取国际协调行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双重危机。上述行动对于加强中外沟通和全球合作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给中国学者在疫情期间如何以全球视野主动作为提供了启示。

中国学者应在世界秩序的构想竞争中身先士卒

正如基辛格、约瑟夫•奈、托马斯•弗里德曼、沃尔夫等著名学者所评价的，2020年注定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而作为“分水岭之年”载入史册。但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分水岭？是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周期分水岭”，还是像1991年冷战结束那样的“大国格局分水岭”，抑或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样的“世界秩序分水岭”，或者干脆像1519年麦哲伦环球航行那样的“文明更替分水岭”？答案不只是在疫情的未来态势中，也在中国人的手中，这其中智库学者的作为尤为关键。

中国是最早控制住疫情的国家，中国抗疫的成功表现受到国际社会肯定。但目前形势对中国而言并不乐观。美欧国家不少舆论诟病中国，企图通过“甩锅”中国，转移公众视线，推卸本国政府抗疫无能的责任，类似的“甩锅”声音在南亚、非洲等正受到下一波疫情重创的区域内蔓延，形成了对中国责难的国际舆论趋势。此时，智库的对外发声至关重要，理性、客观、有效的国际沟通将有助于缓解疫情期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促进全球团结与合作，进而优化“后疫情世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智库应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国际舆论战中身先士卒。

除了国际舆论环境，中国还面临着全球化休克产生的衍生灾难冲击：跨境人口、物资、信息、资金的流动性均大幅下降，国际投资、贸易与产业链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航运、海运、陆运的效率迟滞、运量骤降，全球恐慌情绪陡增，多边主义中断，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势力借疫情加速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进行经济切割，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无法发挥作用，国际规则被践踏……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空间收缩。长期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需要在后疫情世界重新布局，以应对全球化休克的外部危机。而中国智库应在这场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竞争中力拔头筹。

后疫情时代，学者应抓住全球机遇

很明显，后疫情时代，中国可能正遭遇30年来最恶劣的内外部环境。为破解这个难题，中国智库学者须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在研究方向上，中国智库须更多挖掘新议题，改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研究范式。在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的20世纪，因战争死亡1.1亿人，而传染病导致14亿人丧生。①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出现的30多种新型传染病（如艾滋病等），每年造成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以上的损失，抵消了各国试图通过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形成的经济增长幅度。可以说，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冲击，远远大于战争和经济危机，但研究者却过多地聚焦于后者。对此，人类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革命，让那些政府行为、地方治理方式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方面转型和调整，还需要全球治理观念的一些研究范式与思维革命。中国智库应领世界之先，突破此前的范式桎梏，发掘更多新型的、有关生态文明和生命科学的研究议题。

在工作任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对外发声，传播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真相与真情。疫情初期，针对中国的“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大行其道；疫情全球蔓延后，西方舆论又发出新的责难，“中国隐瞒论”“索赔中国论”等新论调盛行。对此，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在海外发声，用事实回击西方媒体诘责，既分享中国经验，也传播事实真相。比如，学者们可通过各类媒体，尤其是通过新媒体，用短小精悍的观点、视频、故事，突出对生命优先、人民至上的思考与关切，主动对外讲好中国防疫故事，回应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舆论关注的新话题，扭转此前国际社会中的负面涉华舆论。在服务对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构想未来，设计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走向。目前，从国际层面看，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崩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智库需要从国际组织、中外经贸、投资互动的层面去构想全球走向。从国内层面看，对于如何落实推进当前中央全面指挥、各部委狠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平衡企业正常运行与疫情防控安全，打响经济复苏与价值链保卫战，中国智库需要多出主意，多引导舆论。更重要的是，传染病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球思想观念的问题。如同14世纪面对的“黑死病”的蔓延，人类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催生了现代文明。当前正是一个全球大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中国学者当勇往直前。在行为方式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运用网络，组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话与沟通。在5G时代，网速更快，网络更通畅。中国智库可主动出击，通过适时地分享防疫经验、病例数据，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医疗科技合作、疫苗研发合作，主动引领、形塑防疫进程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方向，降低对抗性、排他性的西方价值观色彩，倡导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价值观，在道义、话语、外交、技术上为赢得更多国际支持，为将来升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奠定舆论和组织上的基础，引领以疫情防控为主题的全球治理新进程。

行业洗牌，谁瞄准新全球时代，谁就能胜出

此轮疫情造成全球化休克、经济萎缩，许多行业都将面临重新洗牌。在国内经济下行、财政预算支出收缩、企业捐赠减少背景下，智库或将面临行业内新一轮洗牌。一些政府智库可能面临因预算削减、课题减少导致的合并重组风险，而一些社会智库可能会因财务压力而被迫关门。对此，中国智库人更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上寻求创新。

在疫情期间，许多智库同行频频利用互联网，在网络空间与国际社会沟通、交流经验与看法，相互启发，为推进全球合作贡献智库之力。这些都应视为一种智库转型升级之举。若能把中国智库这些转型进一步深化为传世名作的问世和国际舆论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扭转等积极效果，则善莫大焉。

任何时候都是危与机并存。抓住了机遇，规避了风险，中国势必能在后疫情时代提升国际地位、呈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势，加速百年变局。对于中国智库而言，只有拥有国际视野，立足于全球变局，全力推进机制体制改革，才能在后疫情时代再显优势，成就中国智库版的“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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