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王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2019年12月18日“ 大国策智库”微信公众号。

问：在中美关系的未来方面，华盛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将是长期的意识形态竞争。您怎么看待这对关系的未来？

王鹏：长期和旷日以久都是最近常见的形容词。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未来对抗性增强。意识形态之争，可能表现为发展模式、治理模式之争。

问：2020年1月的台湾大选之后，您对两岸关系有何看法？如果国民党的韩国瑜获胜，我们会看到两岸关系迅速改善吗？蔡英文连任又会怎么样？

王鹏：我持有“审慎悲观”立场。韩国瑜、国民党都既无法改变当前岛内政治生态的右倾，也更无法阻遏作为海峡问题大背景的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或曰长期性的较高强度竞争关系。

问：习近平主席当政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改变？

王鹏：第一，更加自信——当然，美国不少学者用“强势”来形容。

第二，在意识形态上更突出党的作用。参阅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有关“党管外交”的论述。之前其实也是这样，但不如现在强调。

第三，对国家利益，尤其是主权、领土、领海权益，加强捍卫。维权逐渐高于维稳。

第四，四个自信也体现到外交事务上。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在2017年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之前的“三个信任”有了更全面的自我认识（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种对文化的强调体现在各种形式上，包括孔子学院（尽管目前受到西方政府的质疑），传统文化（例如，官方支持的复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越来越受重视的文化自信如何在战略上影响中国外交还有待观察。

问：最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有了主要进展。中国决定加入该协议的主要考量是什么？

王鹏：第一，整合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从经贸到全方位。

第二，借助东盟的中心优势为平台，整合中国与日韩印澳新五国的关系。

第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果建成，客观上可以对冲美国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至少经济上能起到一定作用。正在写一篇文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印太诸国对冲经济不确定性的集体安全机制》将详谈。

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对美国和世界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王鹏：“美国优先”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利有弊。利在于，使美国摆脱无休无止的海外干预行动 过大的国际责任，能够（至少在思想意识上）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发展生产力，解决就业问题等。弊在于，这一原则在特朗普治下被推向极端，很多对美国利大于弊的国际责任（譬如对关键盟友承担的安全责任，区域合作组织中承担的经济治理责任，联合国框架中的经济与道义责任等）都被抛下，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战略信誉，得不偿失。

问：美国国内的政治日益两极化，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

王鹏：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加剧趋势，使得美国当前以及未来的政府，无论来自哪个党派，可能都难以拿出、推行、维持一个稳定、平和的对华政策，而是更容易走极端。这是因为，日益极化的国内政治生态导致执政集团（包括总统竞选人等）在越来越难以弥合国内政治鸿沟、无法有效调和分歧的情态下，将被迫适应这种“极化”趋势（甚或利用之，譬如特朗普本人的做法），投靠某一种他判断可能占上风的、有利于维护其国内权威的派系及其主张——而这也就难以避免地会导致其诸多治国理政的方略（包括对华外交政策）走向偏激。因为他不再需要也不再可能从国家整体的长远利益出发去考量，而更多地表现为顺从、利用越来越偏执的民意与愈加保守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