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是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2日澎湃新闻。

读罢王文所写的《强国长征路》一书，就会明白他所执掌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从创建不到七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国和世界重要智库之一的原因。这本书也令我明白，我当初受邀为人大重阳工作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读完《强国长征路》就会明白，中国特色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而非中国地理。这本书的绪论反映了王文重读毛泽东名著《论持久战》后的一些心得体会。当然，该书名《强国长征路》与王文所定义的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四个年代——“自大的年代（1793 — 1840）”、“挫败的年代（1840 — 1912）”、“挣扎的年代（1912 — 1949）”和“崛起的年代（1949年至今）”中的第三个年代有关。

王文清楚地概述了为何书名中的长征并非简单的修辞，而与中国从“挣扎的年代”过渡到“崛起的年代”的本质有关：“溯往千年，中华民族有过漫长的消沉期，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几乎已坠到了谷底。” 他还引用了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

但中国在“挣扎的年代”所付出的艰难困苦，不仅帮助中国在物质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且为中国在“崛起的年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终结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外国列强践踏的历史，从1949年一个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且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标准大约五年时间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些物质成就反过来又转化为思想成就。

像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检验地缘政治或经济思想的标准是看它们能否准确地预测发展趋势。认为中国是在没有先进思想指导的情况下，只是意外地克服“挫败的年代”期间所带来的国家灾难，侥幸迈入“崛起的年代”的想法，不仅可笑,也不明智。“挣扎的年代”里那些经受过现实考验的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结的那样：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从“挣扎的年代”到“崛起的年代”的过渡，印证了《论持久战》和其他许多著作的理论分析，这使得中国得以进一步了解自身，改造自身。

对这些思想的检验也表明，它们不仅预测到了“挣扎的年代”的发展趋势，而且也预测到了当代现实的发展趋势。事实上，这恰恰证明了基于“中国特色”的分析方法的优越性。中国那些因为迷信西方学术思想而错误地宣称“美国政策是以人类普世价值观为导向”的人，则完全没有预见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会攻击中国。正如王文在他的书中指出的，中国思想准确地预测到了这一点——中国特色优于西方特色。

当然，中国这些思想的形成，并非是基于中国某个人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是源于中国国情。用达尔文的话来说， 这是一个过程，即在这场斗争中，思想进行了“自然选择”——执行错误的思想的代价是失败，甚至是死亡。经过一番恶战，中国从“挫败的年代”过渡到“崛起的年代”，而在这期间，经受住考验的思想得以留存下来，而违背数亿人民斗争现实的思想，包括令数百万为中华民族复兴牺牲的烈士的思想则被淘汰。长征的检验，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也具有思想意义。

由于这些源于“挣扎的年代”的思想经受了现实和巨大斗争的检验，它们得以延伸出应对当代问题的其他先进思想。

王文在这方面特别关注其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超越了西方思想以国别、种族、历史、宗教为划分的传统界限，成为未来人类发展新愿景的一种可能性。这种愿景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具体方案的支撑尽可能地落到实处。中国能够首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因为它拥有‘在路上’的足够底气。中国愿意分享发展理念，世界尤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愿意倾听，中国正在成为新愿景的分享者。”

这些基本的思想，特别是“持久战”和“长征”，被王文用来描述当前中美关系。王文指出，大国崛起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磨练：“诚如英国崛起花了近两个世纪，美国崛起用了100多年，中国不追求当世界老大，但崛起过程一样需要扎实的慢功夫。有了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中国仍需努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构建。” 王文因此得出“中美长期‘斗而不破’”的结论：中美关系不应视为一次性就能解决危机，而是要有长期博弈、长期竞争的准备。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应巧妙应对美国，同时修炼内功，加强自身的发展，而不是硬碰硬对抗美国。

当然，这种基于“中国特色”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拒绝接受国外的所有研究或思想。这本书不仅展示了西方作者对西方与中国当代关系的全面论述，而且也展示了诸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伊恩·莫瑞斯(Ian Morris)、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等等西方理论家对中西不同发展道路以及取得不同成果的反思。这些书面分析是王文的诸多个人经验的心得——从直接领导一个重要智库，到与外国机构和领导人的许多互动，以及学生时代的经历等等。但“中国特色”是指这些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而非西方国情。

鉴于此，这本书对于任何研究中国崛起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但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国特色”，即展示中国“挣扎的年代”和“崛起的年代”所创造的思想框架是如何准确地指导当前国际事件的。它概述了人大重阳取得成功的基础。除了对中国自身的重要性之外，如果西方领导人有机会读到它，那么他们在了解中国方面所犯的错误将会少得多！（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