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房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本文由人大重阳网独家整理并首发。

编者按：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备受瞩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月20日，我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开讲人大重阳系列讲座189讲，暨人大重阳名家讲坛之“小康社会”主题系列第一讲，“后现代”正在走来：小康后社会趋势分析。相关内容整理如下，有删减。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时近春节之际，我再一次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讲座，而且很荣幸今天是人大重阳系列小康社会的主题演讲的第一讲。今天的话题涉及小康社会的现在与未来。大家知道，我们是用“小康”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实际上如果用所谓的普世标准和价值来说，当今中国的“小康”，如果能做一点横向比较的话，它实际上就是指工业化、现代化在中国的进程。

去年是新中国建国70周年，前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年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跨越，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说法，我们百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或者叫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一个中国学术界称之为“时空压缩”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经过了百年甚至是更长时间完成的社会进程。这里面，既有空间的一些交叉，又有时间的压缩。

所谓空间的、时间的压缩，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按照西方说法，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有所谓的前现代问题，也有现代问题，甚至后现代问题也已露出端倪。今年是扶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就是说我们有广大的农村人口，依然存在着传统农业和贫困问题，这是属于工业化之前的所谓“前现代”问题。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基地，可以说，现在世界进入了“made in China”时代。现在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这是现代问题。但同时，我们开始感觉到中国社会又有了很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中，很多是属于西方人讲的“后现代”问题。

刚才王文院长说，今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之年，同时我们还要张望未来。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是一个永远张望未来的物种。现在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时空压缩、交织在一起。今天我根据自己多年来“脚底板做学问”的见闻和思考谈一谈这个问题。

今天我主要讲两大问题：一是，后现代社会在向我们走来，中国社会在发生新的变化，新变化的核心是社会价值观转变。二是，进而探讨一下价值观改变，会对我们未来的社会、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治理体系、意识形态产生什么影响？关于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以前在很多的场合都讲过，也在一些小文章里谈到过。第二个问题我今天会比较系统集中地阐述，我这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和大家分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一场价值观革命已经来临

首先，我们正在面临着一场价值观革命吗？这个话题太高大上了，非常抽象，所以让我们先回到现象上说起。

2015年的时候，我在《环球时报》上写了一篇短文《2015：中国后现代元年》。为什么说2015年是中国“后现代”元年呢？我是从这一年中国马拉松运动的变化谈起的。2014年中国只有50个包括半马在内的马拉松比赛。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开放了马拉松的审批权，2015年当年，这50场就翻了两番，变成了200场。当时我还在文章里预测，10年后中国大陆上的马拉松会达到2000场，但仅仅4年大概已经超过了1500场了。

这个话是四年前讲的，当时读者可能还有点陌生。我今天讲这个就不必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之初，王文院长组织的第一个“团建”活动就是跑步。我印象特别深，人大重阳有一个照片就是在人民大学操场上的合影。为什么举马拉松这个例子？极限运动不只马拉松，像王文自己去体验的南极考察，那也是一种极限运动。马拉松是运动能力的极限运动，南极的极限是寒冷。南极的寒冷对于人的循环系统、对心脏要求特别高。在南极极寒的环境里，人的心跳长时间保持在180次以上。2017年我们也有一个极限运动——徒步京杭大运河。连续的长距离行走对人的心理而言也是个极限运动。

总而言之，极限运动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而马拉松是最普及、门槛最低、参与人数最多的极限运动。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大量的极限运动呢？我们到世界各地去考察，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们作亚洲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多个亚洲国家，当然也去西方国家考察调研。在这当中，我们有个副产品，就是观察到西方社会有大量的路跑族。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菲律宾也有“路跑族”现象。路跑族让我们意识到，工业化社会到来以后，极限运动逐渐成为各国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这种普遍现象意义何在？我们把这种现象与传统社会或曰前现代社会做一个比较就发现，这原来是一场价值观的革命。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就是客观对主观的有用性，什么是好的，什么东西值钱？由此形成的社会认知就是价值观。传统社会，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是以物质生产、生活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它当然也有一些精神活动，也有琴棋书画、又有唐诗宋词。但它的核心问题都是围绕着物质生产生活展开的。

中国的古人概括得很好。中国人有“四大喜”之说，叫福禄寿禧，这是人生价值、人生追求。过去的耕读人家、小康人家都在中堂上写上四个大字“福禄寿禧”，有的更直接，再加上一个“财”字。这就是传统社会价值观的五大箴言，核心是“财”。

但是，在传统社会进入到所谓的现代化之后，新的情况出现了，这就是人们不再去以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作为唯一的追求，作为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了。现在的人类，当物质财富越来越丰裕之后，一部分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就率先开始转化到对物质财富以外的追求了。物质财富以外的什么追求，可以概括为：个性化高峰体验。如果说传统社会里人们成功的标志是福禄寿禧财，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以这个为标，为炫耀了。他们转而会晒自己的路跑，晒自己的马拉松，他们要骑行、要徒步、要登山、要瑜珈、要艺术、要文化、要旅游、要去非洲拍摄动物大迁徙…….，所以你看到的是各种个性化的高峰体验。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美国学习，觉得美国人有个特有意思的说法，他们爱说“Enjoy”，Enjoy这个、Enjoy那个，最逗的是说“Enjoy Yourself”。现在理解了，马拉松就是“Enjoy Myself”。马拉松的本质是探试生命的极限，是一种生理的极限体验。马拉松的普及意味着人类价值观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当西方国家工业化实现了以后，这种现象首先在西方社会大量出现了。中国怎么样？我们许多人都注意到一个中学女教师辞职的故事。她辞职信就一句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就这么一句话普普通通，甚至有点没头没脑的话却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何如此？大家之所以关注，实际上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向往，对另类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向往。

后现代社会由于物质财富充裕，反而造成了物质财富价值的降低。这也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过去无限向往、无限追求物质财富是因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稀缺性。而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物质丰裕了，自然就贬值了。这在年轻一代，特别是90后、00后一代身上越来越多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他们对工作，对基本物质需求获得的简易性，他们获得了一种更大的选择性的自由。这和我们老一代50后、60后甚至是70后是不一样的。

二、后现代价值观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正在发生的价值观革命是未来的趋向，它会对我们社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假定在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之后，人类社会、中国社会将发生或正在发生一场价值观的革命，即从传统的以物质生活为核心的价值观，向多元化、个性化高峰体验为代表的后现代价值观转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会随之而来出现两大趋势性问题。

（一）从满足需求到改变需求，通过改变需求满足需求

当前人类社会面对主要问题是现代性问题。所谓现代性要从现代社会说起。什么是现代社会？可以概括为是19世纪以来的工业化社会。应该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也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形成了两大思想体系以及相应的两大制度体系，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十月革命以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进而出现了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所谓“冷战”。上世纪末，苏东阵营瓦解，社会主义以中国为代表的走上了改革之路。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上述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意识形态及思想体系意义上给人类提出了重大而严峻的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对人类社会问题的两大解决方案。但20世纪末重大变化意味着这两大思想体系以及方案都面临着巨大问题。

两大体系面临的诸多问题概括起来，可以从一个侧面归结为所谓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从社会表现看，无论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社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面临着社会的结构性对立。而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曾被认为是可以解决这些社会结构性对立的解决方案。全面地看，公允地看，无论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它们在解决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和进步，换言之，它们在发展物质生产上都具有一定的效率。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代表了改革后社会主义具有的效率。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解决另一基本社会问题——财富分配上却遇到了不能逾越的障碍。

170多年前，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的批判和思考就发现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和设想。100多年列宁发动十月社会主义，创立了人类历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来相继出现了不可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以解决社会主义公平、公正为主要价值取向，同时它也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和创造物质财富为解决社会公平、公正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但后来包括苏联、东欧以及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虽然经过反复艰难的探索，但在发展生产，持续性地取得经济效率都不成功。为此，苏东阵营遭遇失败，中国被迫走上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解决不了效率问题？这个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一直在争论不休。通过40多年改革的实践、开放的经验，现在我们终于比较理解这个问题了。我们借助西方经济学的所谓产权理论来揭示和解释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效率问题。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20世纪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社会实验而提出来的，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租值耗散问题。这一依据大量直接观察形成的理论发现：非排他性产权安排缺失和非专属利益存在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效率会急剧降低的。这一理论发现解释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痛苦。这就是在改革开放前被我们中国计划经济实践所证明的——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落后于世界，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落后于我们周边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所谓的“四小龙”。这对当时的中国和执政党构成了根本性的合法性危机。

后来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即引入了市场经济，核心是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安排。于是奇迹出现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物质财富如泉涌般地中国大地上喷薄而出。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排头兵，当年浙江省委书记说了两句话，叫“无中生有、莫名其妙”。其实是“无中生有有其有”，“莫名其妙有其妙”啊。1984年我就去过义乌，义乌人地方有个传统叫“鸡毛换糖”，自古是个穷地方。当地百姓用本地产的粗糖摇着拨浪鼓到杭州、宁波等城市换一些厨余废料回来，或再加工或做肥料。改革开放不到20年，义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生产和集散地，成为一个“建在市场上的城市”，这真是“波浪鼓摇出新天地”。

这样的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1982年义乌发生了“农妇告县”事件，引发了义乌县三个月的大调查、大讨论，最后提出了改革新政策——“四允许”。前些年我们去日本考察，做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在日本，我们吃惊地发现：1982年义乌县委的改革文件和100多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的文告、明治天皇的诏书的基本精神如出一辙，有些连文字都是相像的。就像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中说的：“官武一途，以致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获得了巨大经济进步，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的跨越。但是现在中国社会仍有很多问题，成绩巨大、问题巨大。“十九大”提出了四大攻坚，第一大攻坚就是防风险。我们社会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风险。“十九大”提出：“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什么意思呢？越接近小康社会，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困难越少、风险越小、问题越少，而是问题越多、困难越大、风险越高。这就叫“行百里路半九十”。这个话就是从徒步运动中得来的。

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的大量问题，如果归结起来是什么呢？中国获得如此天翻地覆变化和发展，物质财富如此丰裕，但是仍然有不足的问题啊——核心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并没有因为社会40年巨大发展进步，没有因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翻几番，也没有因为我们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而得到解决，相反甚至变得更加突出了。

最近有个舆情事件，是关于江苏脱贫的。江苏省宣称本省已经99.99%实现了小康，只有7户、17人尚未脱贫。结果引来了全国性网友吐槽。其实，我们相信江苏省政府说的并没错，肯定是有根据的。但是，社会舆论为什么不认同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对贫困标准的认识有差距。人民群众的经验性感觉和政府的科学数据、大数据所设定的标准存在差距。所以任你如何解释，也没有用。这是一个经验和感知的问题。

人们的经验和感知从哪里来？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心目中对什么是富裕、什么是贫困的标准认知不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自然就对不一致。这是一个主观性问题，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

这个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的，你到底是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这里有一个“需求陷阱”问题。

199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其中有一节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我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一个概念，就是社会主义会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不说社会主义，就说中国，中国是绝对地更好地发展了生产力，中国创造的人类历史上工业化前所未有的奇迹。

但是，这是不是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呢？不是。

我们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面临的问题更多了。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是在工业化社会乃至于前工业化社会里长期形成的。由于物质的匮乏，所以导致了人为物役，即出现了所谓“欲壑难填”——“多少算够”的问题？如果你的物质需求是美国人爱说的“More and more”（越多越好）或 Buy，Buy，Buy！（买、买、买）那真是多少算够呢？！

现在住房问题是大问题。现在北京人均住房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改革开放前是多少？是7平方米。现在住房够了吗？更缺了！有小的想换大的，有了大的想换更大的，有了更大的想买别墅。这是普遍情况吧？同志们你们知道最大豪宅在哪儿吗？就在北京——故宫。9999间半房子，你们以为你现在住在豪宅吗？故宫那才是豪宅呢，皇帝家的豪宅，600年，明清皇家豪宅。人家一家人住了9000多间房子，许多中国人都信奉“将相宁有种乎”？如果14亿人都想住别墅、金玉美食，做得到吗？

这就是所谓的“需求陷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了大家“More and more”，现在要努力维持每年百分之六的发展速度。但是，大家的欲望增长还是比供给快。经济发展的规律是边际递减的。中国现在进入了收缩期了，进入了新常态。从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12%降到2019年的6%。大家的心情如何？大家的欲望如果继续增加，社会的矛盾只能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从马克思到科斯，我看都没有想出办法。现在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看到希望了，这就是要寄希望于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和发展了。

从中国现象看，现在大量年轻人参与极限运动，比如马拉松。马拉松是一个低门槛、朴素简单的运动。国内参加全程马拉松比赛报名费一般仅为200元，还送你一件运动衫。一般情况下，有几百块钱、千把块钱装备就足够参加路跑了。马拉松运动呈现的特点是越跑生活越简单，天天琢磨跑步去，“起的比鸡早，吃的比猴少”，长期进行路跑锻炼会使人的身体进入低消耗状态。我就有这个体会，路跑十年，我跑的越来越多，吃的却越来越少。我现在苹果都吃不了一个，一次最多吃半个苹果。总之，参加马拉松运动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绿色。

再看国际现象，现在世界上越是发达国家，社会越安定的国家，像日本、北欧国家，人民的生活越简单朴素。我们近邻日本的时尚是“断舍离”。总之，我们的社会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势。

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认为就是人们的需求改变了。这种需求改变意味着对于物质资料、物质财富的占有降低了。从社会整体看，由于人们需求的改变、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精神性需求逐步超越物质性需求，这使得在不需要付出更多自然资源、物质财富的情况下，社会价值增大了、放大了。这就好比分母减小了，分数就增大了。后现代社会通过价值观的改变，需求的改变，来实现社会的富裕、物质丰富，增加幸福感。

（二）从一元到多元，社会治理将遭遇自由化挑战

后现代的价值观，或者说叫个性化高峰体验、多元化价值观，使社会治理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大家知道，传统社会，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政治制度、治理模式都是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统一为条件的。中国历史上讲，阳德阴法，德法相依，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治久安所依据的政治哲学和治理理念。这套国家治理哲学形成于汉初，定型于汉武帝年代。那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意味着社会治理实践以及政策首先要建构一种社会叙述、社会论述的基础上，即建构起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进而形成社会统一的行为模式。中国历史如此，外国历史也是如此，只不过形式不同，比如说国外可能是宗教部分地承担这个责任，而古代中国社会主要是通过官方的教育系统，包括科举制度来固化这样的一种治理体系。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如此，也就是说价值认同、文化认同是任何一个国家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前提和保证。换言之，任何以一种治理体系都要和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相契合。而未来的问题是，如果后现代价值观成为了一种趋势，人们日益追求个性化的高峰体验，这就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统一的、主流的价值观的解构。人群和社会也会因为价值观的分化，因个性化、多元价值而分离，整个社会及人群的道德观、道德标准、行为规范都会产生变化，因为毕竟所有的道德标准、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建立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人们常把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挂在嘴边。其实托克维尔说的更清楚，他说：宗教是一种政治设施。历史上宗教为欧美社会的工业化时代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中国命运西方式的宗教，我们有孔孟之道。现在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着这些东西，在不同时代给社会道德来提供了信念支撑，也就是所谓的“敬畏”。人为什么要守道德呢？实际上不是因为道德律令，道德的条条框框，而是背后的价值。因为死后要进天堂，所以此生要道德。

但现在道德背后的基础性的价值观改变了，变成了个性化的高峰体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喜爱的上帝，每个人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尼采在工业化化的大门口担心地大喊：上帝死了！后现代社会，人人兴高采烈给自己创造一个上帝。当然，也许比上帝创造人类的用时要长一些。如果人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帝。那么，整个社会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基础，由此自然也就不存在遵守或者说服这个社会统一的道德标准，以及在此之上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了。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现象呢？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各种民粹主义，还可以注意下一那位瑞典的小姑娘桑博格。现在在世界上各种的社会运动中，甚至近来香港的社会运动中，暴恐中已经可以嗅到这种后现代的味道了，那就是：别管我，我作主。你的世界、你的价值与我无关。我有我的世界，我活在我的世界中。

当然，现在这一切尚在酝酿之中，发酵之中，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与常态。但越来越的现象、越来越的个案表明，这种趋势正在形成，正在来临。问题是我们有所准备吗？我们准备怎样地看待、对待和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