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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让世界从中国的包容文化中找到自己

发布时间:2020-01-06 作者: 王义桅 

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系《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正文选编,刊于2019年12月31日文汇APP。


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团结各国政党对内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对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显得尤其重要、必要且紧迫。


“走进来”活动,与各级干部互动交流解除“不透明”误解


中共公共外交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借力到发力的过程转变,形式也经历了从领袖魅力、制度魅力到理念魅力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外交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命运与共。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之间展开了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旷日持久,历时十年,又称“十年论战”,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形象在国际上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果断停止意识形态和革命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积极正面起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98年),把握现代与传统的平衡,国际形象也有所改善,但迄今仍未完全消除“不公开”“不透明”“神秘”“专制”的误解。


有鉴于此,从2010年3月至2012年5月,中联部与中央纪委、中宣部、中组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合作,先后邀请120多个国家的280人次高级外交官、100人次媒体记者和20余名知名学者以不同形式走进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中联部、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活动中,除安排他们听取各部门职能情况介绍、参观办公场所、观摩工作流程外,还安排各级干部特别是部门负责人与他们互动交流、回答提问。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魅力。


超越政党层面的国际理念:与世界对话,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


以2017年11月底12月初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标志(自2014年9月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举办3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中共公共外交积极主动,超越政党层面,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彰显世界大同的初心。其目的与意义包括:一是希望与世界各国政党共商共议、平等交流,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共同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的动力和智慧。二是希望与各国政党相互借鉴治党治国经验,共同提高执政和参政能力。我们党是开放包容的,既向世界介绍我们的经验做法,也向世界学习。三是为各国政党相互沟通、深入交流提供契机,推动各政党在涉及人类前途命运等重大战略问题上形成更多的共识。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写入党章,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理念。寻求人类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多次被写进联合国有关决议。


中国的崛起,是近代大国崛起进程中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文明国家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复兴古老文明,又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种种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崛起的复杂性、艰巨性,也预示着中国崛起的历史使命。


笔者在《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一书中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通过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公共外交强调让世界各国从中国成功中找到自己的因素


公共外交的宗旨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过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使命旨在折射世界多元性而求得广泛国际认同,让世界各国从中国的成功中找到自己的因素,从中国的包容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增强其对中国的认同感,将“中国威胁论”转化为“中国机遇论”。对于中共公共外交而言,其实质是中国梦还是世界梦。


目标的变化,带来思路的变化。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共公共外交日益放下身段,深入民间,强调与国内外民众平等地沟通对话。主动配合国内外民众理解中国政策、认识中国国情、了解中国诉求,而非一门心思去设法影响对方。


思路的转变,也意味着姿态的调整。公共外交的重任要表明中国并非另类。要从回答“我不是什么”“我不做什么”,向讲述“我是什么”“我要什么”转变。中国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同世界关系的重构,这将使亿万中国人民从中普遍受益。


《国之交如何民相亲 ——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政党三大超越:时间、空间、逻辑


正如中国不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的政党一样,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政党政治有三大超越:


——时间逻辑。西方政党多采取多党轮流执政,政治周期短,与经济周期不匹配,即便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也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只是缓解。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被忽视的根源,所以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如此热衷又如此排斥,担心中国动摇其国际根基。


——空间逻辑。All politics is local(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而经济又全球化了。这种政治—经济矛盾导致民粹主义泛滥成灾,因为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源全球配置,产业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就业问题凸显,重效率而非公平,《21世纪资本论》等书于是流行开来。


——自身逻辑。西方“分”的文化,产生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制度安排,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将西方性包装为现代性、全球性进行扩张。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更是让美国性滥觞于世。这是当今西方民粹主义泛滥的源泉。而中国和合文化将传统的“党”(party),无论是中文语境的“君子不党”还是西文语境的“部分”(part),变成“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传统政治文化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落地生根,全球化本土化成就中国共产党,没有产生精英—大众分离。


总之,传统、现代、全球是理解中共公共外交的三个维度。除了“不同”,还要讲清楚“同”,即在地球村里,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新型政党制度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厘清复兴的三大疑问:为何?到何程度?如何看待他国复兴


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词是复兴,有三大问题待厘清:


其一,复兴到何种程度算够?有没有汉唐盛世的哪个年代做一标准呢?最关键的,复兴之后就不发展了吗?不讲清楚中国持续发展是为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逻辑,亦即中国梦的合理性,则无法让世人信服。


其二,中国为何要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中国近代被西方打败了,于是在探寻一条自立、自强、自尊的道路。但是,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多的是,其中还不乏文明古国,它们就不需要复兴了吗?不讲清楚为何复兴的中国才能包容西方,而非重复二元对立的悲剧,亦即中国梦的合法性,则无法让世界心悦诚服。


其三,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除了近代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外,西方国家本身要不要复兴呢?如果大家都复兴,地球够用吗?不讲清楚中国复兴了如何帮助他国复兴而回馈世界,亦即中国梦的合目的性,则无法让国际社会欣慰。


三大历史使命:再造中国,通过包容西方和世界,再造西方再造世界


这说明,中国梦是在自立、自强基础上的自尊诉求,通过不争论的方式寻求国内对未来发展前途的最大共识,同时打造新的国际身份,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依次承担以下三方面历史使命:


一是正源,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复兴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否则就会陷入外界质疑的中国复兴有无尽头。中华原生文明是中国梦的不竭源泉。世界对中国的需要就是中国复兴的限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让中国成为自己——再造中国。


二是正名,也就是解决中国为何要复兴的名分问题。为此,须突破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矛盾,否则中国崛起就只能是相对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另类崛起。中国是古老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未被西方所殖民掉的古老文明。如今,要为中国崛起正名,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正名,必须撰写出《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这样的书,说清楚中国梦的终极目标是开创人类新文明,才能让中国梦为世界之所期、各国人民之所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包容西方,让西方成为自己——再造西方。


三是正道,也就是中国如何对待他国的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中国梦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价值追求,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新的情感纽带,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而解决全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文明从农耕、内陆、地区向工业、海洋、全球转型,定将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梦通过包容世界,让世界成为自己——再造世界。


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基础上,延伸至全球层面,实现“平天下”内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


机遇与挑战:阐释好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全球化关系


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公共外交也面临不少挑战,变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是把无神论转化为世俗文明,实现中华文明与宗教文明大和解。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对隐私权和伦理道德提出挑战,必须写出《世俗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这样的巨著,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关系。


二是把革命学说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干涉他国命运,以中华文化之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人类思想最高峰,而非西方认为的一学说,告别中西“两个马克思”之争与误解,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寻找传统——传统文化(文化自信)、西方道统(中西大和解,中梵建交)、正统(作为人类思想最高峰的包容性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在新人文主义与新人类主义之间,从文明角度解释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中共公共外交的时代意义。


中共公共外交的长期目标是世界大同,平台是“一带一路”,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写进党章,对此做了很好的时代注脚。说明中国、说服世界、互动建构,成为中国公共外交“三位一体”式使命。(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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