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理解中国，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团结各国政党对内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对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显得尤其重要、必要且紧迫。2020年1月14日，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188期特别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教授深入解读新时代的中国公共外交。

要点汇总：

1、以前，我们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寄希望于西方，这就使得今天的思维方式、核心的概念甚至包括公共外交在内可能都出了问题；

2、新时代的中国不光要崛起，还要伟大文明的复兴；

3、如今，不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中国的月亮也很圆，刚果的月亮也很圆，我们是同一个月亮，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4、公共外交只有讲清楚了中国崛起的逻辑，才能让世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化“中国威胁”为“中国机遇”；

5、新时代呼唤公共外交转型：从我到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共同层面。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导的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破解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之道。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专著《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有一定的厚度，我觉得首先也是学习的成果，我们要继续向赵启正老前辈们学习。如果说本书有一定温度，我觉得是因为在座的各位，尤其是我的学生们，梳理了我二十年研究公共外交的一些成果作为本书的基础。如果说本书有一定的高度，那是因为这几年飞了70多个国家参与公关外交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本书是理论是实践结合的产物。

一、公共外交2.0：新时代公共外交之道

那么，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感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知识2.0的概念。近代以来，所谓的知识就是来自于先进的西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拨乱反正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新著《回应：关于“一带一路”的十种声音》里记载了我跟吴晓求副校长的对话，他问我“一带一路”和改革开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改革开放是有彼岸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模板，无论是美英模式、安德鲁萨克逊模式还是日本模式。而“一带一路”是没有彼岸的，我们在探索，这是一个倡议。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本土化

当今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的大变局不仅是关于国际格局的东升西降，很大程度上是思想、发展模式、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局，不存在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谁跟谁接轨的问题了。近代几百年以来的现代知识主要是西方给我们的，中国就是学习西方、与国际接轨，所以普世价值在中国大行其道。以前，我们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寄希望于西方，所以对西方国家的翻译都是美好的词汇：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这就使得今天的思维方式、核心的概念甚至包括公共外交在内可能都出了问题。今天，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2.0以及公共外交2.0的概念，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的知识也处于2.0阶段，我们要可持续的发展，可持续的检验，可持续的知识，可持续的文明，要可持续地理解公共外交。

过去，世界都是欧洲殖民的对象，所以欧洲人没有公共外交的概念。公共外交的概念由美国人提出，在美国“9·11”事件 之后,西方国家意识到了公共外交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在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时要认清这个概念背后的宗教的原因、文化的根基以及意识形态的内涵，简单照搬西方的话根本不知所云。

若以公共外交做一个个案来解剖我们180年以来的道路，我们要进行知识的重构，当然不是回到古代，也不是回到近代的西方，而是要超越近代和西方的概念。不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中国的月亮也很圆，刚果的月亮也很圆，我们是同一个月亮，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今天要人类为体、世界为用。公共外交显然不再是西方讲的公共外交战略了，这就是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之道2.0版。

2、公共外交本身进入2.0时代：万物互联，去中心化

很多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导这个世界？我说中国主导不了，美国也主导不了，谁都主导不了。今天的时代正在变成万物互联的时代，就像今天的区块链，万物互联不是一个中心边缘的体系，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有中心、有彼岸、有国家的，还是有先进的、落后等概念来理解公共外交，所以要去中心化。

3、中国公共外交进入2.0时代：崛起（立己）-复兴（达人）

新时代的中国不光要崛起，还要伟大文明的复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谈公共外交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悖论，比如很多人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甚至喜欢中国的菜，但不喜欢中国或者不喜欢中国政府，更不喜欢中国共产党。

从和平崛起到伟大复兴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很多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和平崛起的阶段，以美国为参照系，互利合作共赢的思想。然而，伟大复兴强调命运与共、民心相通。古人言，以势相交、势倾则绝、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唯以心相交，才能久远。伟大复兴强调的更多是心灵层面，而不再是合作共赢。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它跟我们伟大复兴这样的时代大背景相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就是要构建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网络，所以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还要讲好人类共同的故事。所以，2.0版的公共外交要超越西方的二分法，其本质是民心相通，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展示或者诉求。

4、治理模式：资本中心-国家中心-政党中心

从国家层面来讲，外交首先是国家层面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四中全会里提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超越民主、专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大的治理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中心、国家-市民社会的国家中心模式，以政党为中心的模式。

在中国是政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十九大提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大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之间的竞争，而中国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我们制度的本质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近代意义上不是西方大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曾经孙中山先生想把部分中西方的东西结合，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irst the people，民治、民有、民享。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处在于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叫In The people，在人民之中，我们跟人民不是分开的。  

新时代，我们要超越资本与国家中心两种治理模式来看待今天我们讲的2.0。《周恩来外交文选》里提到，“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落脚点还是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所以我们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强调人民外交、民心相通，它没有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我觉得跟新中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急于学西方，尤其是学美国，把自己简单称为公共外交。其实，西方也讲民心相通，“心”来自基督教，要把你皈依变成上帝的子民，而我们是儒道释并存的和合的文化。如果你用西方的理论去理解公共外交就充满了悖论，公共外交理论的背后是国家性的。

二、中国公共外交悖论

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新著作《大幻象》里提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解已经成为一个幻觉，已经失败了”。所以他表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就两种，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失败了现实主义就成功了，回到现实主义，果然中美冲突了。然而中美冲突是关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冲突，不再是大国政治悲剧的冲突。所以，西方二元论思维让中国公共外交陷入了以下悖论。

1、特色与普世的悖论

西方认为，自由民主是经济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国的持续繁荣没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就说不通，中国若不崩溃，我的普世价值就要崩溃了。如果我要承认中国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那我如何解释我的民主是普世的？中国的特色是希望各国都有特色，各国都要复兴，这叫伟大复兴，这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2、他者化悖论

马克思曾经这样描述19世纪的法国农民：“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实际上，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窘境，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新闻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表达的，并且被英语媒体所主导。中国享有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这使得中国在面对西方话语霸权时往往陷入困境。比如“和平崛起”，我们强调“和平”，人家侧重“崛起”，致使我们想当然的提法效果上“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了。正如中国人的外国观其实是其中国观的折射一样，外国人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基于“镜像原理”加以类比和想象的。只有你的表达能力足够强，抵消其类比可能和想象空间，才能随着我们的意志建构自身形象，否则，就成为他者的想象。

3、异化悖论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民族彼此之间的理解也像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一样是很少的。每一方面都只能按自己所创造的关于对方的图景去理解对方，具有深入观察的眼力的个人是很少的、少见的”。中国的象征—“龙”，翻译为西方语境中会喷火的邪恶“dragon”，容易被西方理解但也容易遭异化。这背后是文明的道统与通约性问题：外界能否放弃先入为主、自我为中心的认识习惯，以中国语境理解中国。如果中国政府用通用的国际语言来表述自己，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也会因为太西方化而受到国人的批评；但完全用中国特色的语言表达，国际社会往往不容易准确、全面理解中国的意思。

4、实力与形象的悖论

中国的崛起在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如今，国际社会十分在意中国一言一行。对于像美国宗教情结浓重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形象与其实力往往成反比。2019美国南加州大学发布了全球软实力研究报告，中国软实力指数排名较前两年有所下降。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茲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

5、近代学术之殇：拿来主义

近代史上,中国对西方文化实行拿来主义，拿来的时候对西方的东西只知其果不知其因，只知其正不知其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比如自由、人权、个人主义、公共外交、国家。“公共”不是与Private相对的Public的概念，我们讲是天下为公，是大公，是大我，而不是小我。而拉丁文里private,原义就是掠夺、抢的意思，只是后来把它合法化了。梁鹤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中指出，“洋为中用”之前，先得搞清楚“洋为洋用”是怎么一回事。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看法。所以，中国的公共外交的悖论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以西方为参照，用人家的概念始终说不清楚我们的事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悖论。

三、“两个奇迹”、“三非中国”、“四特中国”

西方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空间的逻辑，主张扩张性和排他性。而我们强调的是内敛性与包容性：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有教无类。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指出：“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与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我们则远没有开始……唯有经过马列主义唯物观点的整理，才算科学……我们应当是能把外交学中国化……”。

西方的逻辑思维是你若异于我，你便充满了陷阱。这些年，中国用“两个奇迹”、“四特中国”、“三非中国”回应了此陷阱。两个奇迹：第一，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打破了西方自由民主才是经济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的那套普世价值。第二，社会稳定的奇迹，打破了所谓的民主法制、三权分立才能保证这个社会治安、政治稳定，中国实现了中国之治。

另外，还有一个“三非”中国，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宗教型的文明变成了工业4.0的引领者，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大卫·休谟在1742年曾经预言，“当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之后，艺术和科学将不可免地走向衰微，此后极少甚至永远不会在同一国家得到复兴。”迄今为止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创造的奇迹，已经在不断打破这个“休谟预言”。

四特中国：特大规模、特多样、特长历史、特殊文明（连续不断的世俗文明。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走出“两个奇迹”、“三非中国”、“四特中国”的中国是比西方历史更悠久的国度，是比他们规模更大的、世俗的、特殊形式的崛起国家。

四、从“中国威胁”到“中国恐惧”

中美公共外交可参照美国的拉姆斯菲尔德的一个理论来思考：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未知的未知。很多美国人对未来的恐惧转移到了中国，虽然我们清楚中国比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美国感觉中国好像比美国还要厉害。所以，美国把一切都怪罪于中国。这就是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恐惧论的转化。自豪浓缩了西方几百年发展成就，也浓缩了几百年的中国恐惧。

一是，美国的恐惧是一些具体的，产业赶超，一定程度上对话来缓冲，但是很难消除。

二是，所谓的西方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终结了西方，是对中国的恐惧，整个世界都是西方殖民地—西方化的世界，中国崛起让他们以前所熟悉的世界远去，产生对未来莫可名状的焦虑，这是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恐惧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吧。

三是，中国是另类。一方面中国从来没被西方殖民过，另一方面中国式话语体系、政治体制跟他们完全不一样，非常不熟悉，对中国的恐惧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担忧的一种投射。

五、讲好中国故事是世界性挑战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中国公共外交遇到了三大公开的挑战和障碍，第一，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外国人没有办法理解汉字的神秘。人工智能设计不出来的文字，这就叫书法、这就叫艺术。第二，中国人普遍为无神论者，我们跟宗教对话的时候经常遇到问题。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世俗文明和宗教文明都可以和谐相处。第三，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西方无法理解中国式话语体系及政治体制。比如，西方没有办法理解“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我在摩洛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讲的现场欢呼雀跃。会议结束后，有人私下问我参与“一带一路”的话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感觉我白讲了。

所以，要讲中国故事就要超越西方的国家话语体系，讲好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故事。

六、化“中国威胁”为“中国机遇”—“三认原则”与“四共”

中国崛起，是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且是非基督教国家的崛起。 这就是近代九个大国崛起案例的反例，引发“中国威胁论 ”滥觞于世，本质上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所以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要解释好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三大问题。

第一，中国要崛起到何种程度算够?有没有汉唐盛世的哪个年代做一指标呢?最关键的， 崛起之后就不发展了吗?不讲清楚中国持续发展是为了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逻辑，亦即中国梦的合理性，无法让世人信服。

其二，中国为何要崛起?中国要崛起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中国近代被西方打败了，于是在探寻一条自立、自强、自尊的道路。但是，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多的是，其中还不乏文明古国，它们就不崛起了吗？不讲清楚为何崛起的中国才能包容西方，而非重复二元对立的悲剧，亦即崛起的合法性，便无法让世界心悦诚服。

其三，如何对待他国的崛起?除了近代被西方打败的国家外，西方国家本身要不要崛起呢?如果大家都崛起，地球够用吗？不讲清楚中国复兴了如何帮助他国复兴而回馈世界，亦即中国崛起的合目的性，无法让国际社会欣慰。

公共外交只有讲清楚了中国崛起的逻辑，才能让世界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化“中国威胁”为“中国机遇”。

为此我提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三认原则”和“四共发展”。

认识中国，就是要以世界观中国，以时代观中国，以中国观中国，而不是以己度人。我们要认识中国的复杂性，认识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成就来之不易，浓缩的困难、矛盾也自然非常多。客观、辩证、立体看3D中国：developing（发展中），dynamic（活力），diverse（多样）。中国的自我定位与国际身份相匹配，成为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任务。

认可中国，就更进一步。首先是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人一起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同时也认可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理念；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植于5000年中华文明，汲取了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尤其是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认可中国的“四个自信”。

认同中国，是最高层面的要求了，就是要认同中国的内政外交，尤其是社会制度；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合作理念、共赢理念；认同中国所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西方对中国的误解有“两个马克思”之争，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受实践检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高峰，我们是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不是西方所排斥的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认同这是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创新。

公共外交之道，在于共通；

公共外交之理，在于共鸣；

公共外交之法，在于共振；

公共外交之术，在于共情。

所以，我们要超越国家、超越公共、超越外交，在中国，公共外交是舶来品，民间外交则是本土产品。新时代将两者合二为一，就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展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以人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次，新时代呼唤公共外交转型：从我到我们，从国家层面到共同层面。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导的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破解中国公共外交悖论之道。唯此，世界对中国，就不会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徘徊。

当今世界有两个三角特别重要。第一个三角就是中国、美国、欧洲，中国要跟美国与欧洲合作，推动新型全球化。另一个三角是世界级的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就像丝绸之路把这三种文明连在一起，中华文明强调人和人，做人；基督教强调人与自然，做事；伊斯兰教强调人与神，做信徒。当今世界既要做人、也要做事，也要做有核心价值观的信徒，所以这是一种大的文明的对话，而且在对话当中形成人类新的文明以及新的思想，这就是公共外交。新的思想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是属于全人类、属于未来，这就是公共外交2.0，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再造知识、再造文明，再造中国、再造世界的理念。

我在《国之交如何民相亲》这本书中发现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典型悖论，就是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喜欢当代中国，不见得喜欢当代中国政治；喜欢当代中国政治，不见得喜欢中国政府；喜欢中国政府，不见得喜欢中国共产党。因此，理解中国，就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阐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团结各国政党对内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对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显得尤其重要、必要且紧迫。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本书为此提出公共外交的国家性命题，探讨了公共外交针对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提出公共外交的本质乃民心相通，倡导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 “三认原则”:认识、认可、认同，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共识、共鸣、共振。倡导中国公共外交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个自信”，探讨如何克服公共外交悖论，主张超越主客体模式，超越自我—他者的二分法，一定程度上还超越国家，超越外交，关注整体、心灵，做到知行合一，和合共生，以命运共同体思维，探寻公共外交之道。

研讨环节

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诚挚祝贺义桅教授的公共外交专著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公共外交的核心目的是缔造和平。公共外交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对于加强各国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传统公共外交理论认为，公共外交主要以政府为行为主体，以国外受众为目标受众，但是随着近些年国际秩序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公众舆论变的越来越发重要。只是以政府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已经满足不了国际关系的需要。我们现在所谈的公共外交，主要是“多元公共外交”的概念。在行为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智库、媒体、企业以及我们的社会公众这样多元化的行动主体去从事的公共外交活动。其中，政府是政策制定和引领，媒体是舆论放大器，智库是思想源泉和话语权力的中心。中国公共外交的核心目的是讲述好我们中国的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面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在这样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公共外交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变得愈发重要。通过人文的交流、通过民心相通，让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去避免误解或者误判，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好的舆论的环境。再次热烈祝贺义桅教授大作《国之交如何民相亲》出版！

郝叶力，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前提，是中国如何先读懂世界，正像义桅教授一样的广泛地跟世界交流、用心对话，真正地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视角。有些分歧的确是误解和误判造成的，如何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而不是讲成中国威胁论，中国的问题，过去是如何对农民说话，今天是如何跟世界对话。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一定要有更高的维度做升维思考，要超越传统的西方个体的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穿透当代世界乱象雾霾的智慧之光，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让这个思想落地。我认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框架下，既要确立同舟共济的世界观，还应构建多维视角的方法论。我特别认同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客观真理。看问题时把握住三视角就可以超越二元对立，事情就有解了。近几年我曾用三视角的方法论，就网络主权问题进行国际交流，从国家、国际、国民三个视角来看就容易产生共鸣。首先是多元思维，当一个视角变成三个视角，形成三角形的对话框之后，我们看问题就是多元的、看世界就是包容的，就能照顾彼此利益诉求，容易找到平衡点，而不是陷入单点迷思，一条射线，发射后不管。第二是分层思维，在多元思维构建的三角形框架内，再增加一个分层思维，

把复杂问题分层解构，区别对待，就能突出主要矛盾，解构次要矛盾，既能求同化异，也能求同存异。第三是旋转思维，从每一个视角出发都能划出代表核心利益的小三角和不同层级的利益需求，在此基础上都能用旋转思维换位思考，就会发现，各自都有核心利益的小三角需要彼此尊重、不能触碰，但各自都要把小三角限定在适当范围，留出公共区或共享区。第四是运用整体思维（共赢思维）几何学中有一条公理，任何形状的三角形，都对应一个内切圆和外接圆，内切圆就是三个行为体之间的共享区（共同利益），外接圆就是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什么情况下内切圆最大、外接圆最小？答案是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是最平衡的，每个行为体自由度尽量地平衡，这个世界就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基于这三视角的基本模型，我们如果能够拥抱大三角、多维视角的思维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就可以化解很多复杂矛盾。      

李新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民间外交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在十多年的民间外交实践当中，中国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有人在惧怕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让理解中国、读懂中国便显得尤为中国，理解中国关键要理解中国共产党，要找到一种新的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让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听得感动。

新时代，文化自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坚定基石；搭台唱戏与借台唱戏相结合是新时代公共外交的必然选择；促进民心相通是新时代公共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变思维方式是新时代公共外交工作者的首要自觉。其次，我们必须把握好内宣和外宣的区别，改变观念，变被动为主动,用更加自觉的态度和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公共外交。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