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后发布了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九位学者对公报进行了解读。

现代化 | 现代化如何实现？五中全会给出答案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成为重点方向和核心内容。纵观五中全会报告全文，“现代”一词出现了28次，“现代化”一词出现了24次。有关现代化表述包括建设现代化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军队现代化，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农业现代化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一而足。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发展过程也指达到发达国家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历史状态。现代化既是发展过程也是历史状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发展理论，如果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那么第二次现代化以智能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主要特征。

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四五规划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开局之重要规划。未来五到十五年时间，是我国经济从量变提升到质变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我国不仅夯实硬实力，而且提升软实力，是我国在实现了小康社会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现代化是一个从量到质、由低到高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与实践。根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来看，第一个重点就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总量和人均迈上新台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二个重点就是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三个重点就是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制社会。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首先也需要我们每一位都具备现代化的理念与付诸实践行动。

数字 | 要考虑建立中央层面的数据融合协同增效机构机制，打通数字化“深水区”三大难题

刘玉书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宏观研究部主任

会议强调“加快数字化发展”。过去五年，我国在数字中国建设方面经历了大繁荣和大发展，在未来的五年，将会迈入新台阶。未来五年的数字化建设工作，即将进入“深水区”，数字化的进一步质的飞跃有三个单靠现有的机制难以突破的难点，可能需要中央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协调。

一是数字治理要打破数字化条块分割。过去五年中，我国各职能部、委、办、局，各行业组织体系的纵向数字化系统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自上而下的垂直数字化管理工作已基本上实现了闭环。但目前各领域、各行业之间横向数据流动不足。横向数据共享问题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要素的价值复利；同时也意味着原有的组织体系和行业利益面临全新的调整和冲击。怎样能够保证各行业领域、各条块组织在保证自身职能发挥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和数字流动？区块链技术是否适应于我国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共享和协同增效？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引起重视。

二是数字经济要防止赢家通吃。我国即将进入第三代人工智能发展时期。正如张钹院士所指出的，第三代人工智能能够将第一代人工智能的知识驱动和第二代人工智能的数据驱动结合起来，即将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要素有效结合起来。这也意味着已经掌握了极大丰富数据的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因为他们更容易形成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的“一家独大”的技术生态体系，存在完全控制和加大影响国内数字经济市场的可能性。

三是数字文化建设要建立维护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机制。目前在内容市场领域，存在一个问题：随着推荐算法和对网络传播内容自动化识别能力的提升，在技术上和结构上容易造成数字内容生产的同质化。单一的内容生产不利于未来的创新活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上三个问题都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动纠偏，也难以依靠企业和地方层面有效解决。因此，需要中央层面有专门的统筹和协调机构来推动解决这些数字化建设中的“硬骨头”。

科技 | 科技自强从底层技术抓起

崔震海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是世界第一个疫后经济复苏的国家。中国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时期，科技自主创新被赋予重要使命。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今后5年至15年中国制定高质量发展蓝图——“十四五规划”，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为此，在新的五年规划中强调科技自主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中国在高科技应用领域成果卓著，但在掌握底层核心技术方面捉襟见肘。由于特朗普的技术压制政策，对美国相关科技依赖严重制约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为此，中国科技产业必须强化对底层核心技术自主研发，逐步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实现科技自强。如华为独立开发的手机鸿蒙操作系统等。

尽管我们在芯片等领域落后国际水平，但中国在区块连、人工智能、5G和大数据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掌握很多核心的专利技术，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专利都是基于底层的核心技术。我们要充分利用“十四五规划”转型发展期，以及国家提供的产业支持政策和资金，整合资源，建立产学研政商的生态体系，深入开展底层技术研发，打破美国等国家的技术封锁。

历史给予我们创新发展的机遇，我们要肩负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使命，全力以赴突破底层核心技术垄断，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收入 | 数字化时代中国人收入水平如何“逆袭”？

刘典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十四五规划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将着力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提出，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年均回报一直高于劳动年均回报。但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将可能改变这一规律。随着数据要素市场的持续构建，以及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持续扩大，这将意味着劳动者所产生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后，进一步加速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进行，提升人民的要素收入。

随着人民收入的普遍提升，中国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网络消费者和大型科技公司，将推动中国的数字经济生态向区域辐射并走向国际化，塑造全球数字经贸的规则和标准，引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与国际分工地位的重塑。

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消费主力的变化带动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享受型消费成为主要消费欲求，炫耀消费和符号消费转变为理性消费、个性化消费和环境友好型消费，人们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质和服务，追求符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消费。这种变化反映在经济构成则是我国经济“双循环战略”实施良好，出口导向的经济进一步转型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并重的经济格局。

同时，中国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的领先发展也将推动形成以中国为首的数字维度的世界消费市场，中国成为未来数字化全球价值链的核心。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用户，达到9亿人之多，互联网用户和中等收入群体对数字生活的需求促使我国形成在移动支付、在线交易、计算规模等多方面的价值链优势对，我国用户有可能成为全球用户价值的引领者，我国企业就能在满足我国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形成领先的全球价值链，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的聚变平台和未来全球价值链的中心。

教育 | 建立教育强国、打造国家软实力，离不开持续、创新和变革

张梦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要实现的9方面远景目标之一，公报把社会文明建设提到一个新高度，国民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节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只有20%，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仅11万，文化水平过低成为民族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2019年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含独立学院257所)，成人高等学校268所，研究生培养机构828个，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11260人，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起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随着全球化和5G的发展，我国正加速建设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体系，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成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公平、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教育学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数中全球指数从2000年的第32位提升到2018年的第13位，即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虽然亿万人民通过受教育实现了完善自身、改变命运、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要想实现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新跨度依旧要注重创新、持续和变革：培养自己的顶尖人才、建设本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使这些宝贵的人才大数据助中国经济一臂之力。确保学前教育“普惠化”、义务教育“公平化”、普通高中“多样化”、职业教育“合作化”、高等教育“世界化”、继续教育“灵活化”、特殊教育“重点化”，分类定位、合作共赢。破除单一的教育评价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

金融 | 有效市场离不开有为政府

许林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全会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当然可以降低经济运行中的很多不必要成本，更高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但有效市场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撒手就会自然形成的。有效市场一定是在有序的前提下形成的，无秩序无监管的市场一定会导致市场中强势方对弱势方的剥削，这种市场形态并不是可持续的。

有效市场是在可持续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减少各种成本。就可持续发展而言，政府监管调控可以帮助市场避免很多风险，保证市场的安全。政府的宏观审慎监管对有效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市场承担的监管成本。

有为政府的角色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信任背书，这个信任背书让市场参与者有章可循，并避免参与者进行不产生经济价值的“布朗运动”。充满信任的市场支撑起充足的市场流动性，有利于可持续地盘活整个市场，同时避免市场乱象。总的来说，有为政府的监管只是手段，服务市场才是目的。

安全 | 《公报》中“安全”出现达22次，未来五年怎样行稳致远？

卞永祖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产业研究部主任

《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的新挑战。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都造成重大冲击，加快了百年不遇大变局的进程，使得发展中各领域和全过程中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是我国加快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安全”范畴已经有了极大拓展，不仅有国际国内安全，也存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随着反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我们面临的诸多领域的安全开始凸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一方面美国通过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试图构建起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不断挑起南海、台海的紧张，离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美国更是加大了对中国贸易、科技、人才甚至金融领域的打压力度，恶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经济领域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比如产能过剩、债务增速过快、资金空转等问题，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压力不断提升。同时，城乡、东西部、不同行业之间还存在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之处，也阻碍这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这次新冠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了生物安全、卫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因此，建设平安中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一切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依靠和信任群众，才能确保国家安全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时，全面深化经济领域改革，提高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加快国企改革，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另外，完善法律法规，堵上监管漏洞，坚决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扼杀在萌芽中。

创新丨主动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

贾晋京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助理院长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关于科技创新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和“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科技自立自强首先是自立，也就是建立自主的完整创新体系，然后是自强，也就是这个体系能够支撑我国的科研走在世界前列。

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有很多方面已进入世界前沿，但也依然存在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主要存在于先发国家有长期历史积累的领域，这些构成了“卡脖子”的环节，也有的时候表现为大型集成系统工程产品当中的缺口环节，因此当前科技自立自强重要的方面是“补课”。只有集中力量攻克这些“卡脖子”的环节，才能真正引领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就是探索人类未知领域，主动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面向经济主战场就是开辟新的产业发展重点，主动引领现代经济体系突破方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就是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主动推动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完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动实现美好生活愿景，开辟长远未来。

全局 | “十四五规划”，志在引领全球的设计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的“五年规划”是指导国家重大发展与建设进程的长期计划，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远景确立目标和方向的中国五年一度最重要政策执行纲领。通过对全球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国际比较，不难发现“十四五规划”所体现的鲜明中国特色。

一是全面性。“十四五规划”与过去每次五年规划一样，都汇集全力，各部委密切配合，邀请各界人士深入调查研究，群策群力，尽可能地体现全国民众、各个产业、区域、机构利益与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当下中国，东西部区域发展、城乡发展、贫富者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很突出，要求“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更加精细，尽可能充分考虑与揉合所有民众的利益交集。与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诸如“四年战略计划”、“总统施政纲要”完全不同。欧美选举政治容易产生愈演愈烈的利益集团的固化与分化，一党支持的政策往往就是另一党反对的，诚如“历史终结论”提出者、美国著名日裔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感叹道：“‘否决政治’几近让美国瘫痪”。

二是持续性。“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设计，延续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发展任务，承接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使命。过往检验与未来设计，都需要考虑延承度，这与西方国家“一届政府一组政策”的惯例完全不同。事实也证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严重“内卷化”状况，即无休止地循环重复，导致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更高的发展状态。

三是实操性。“十四五规划”编制既要考虑预期完成的可能性，更要顾及上一轮“五年规划”的完成进度；既要考虑当下面临着重大战略机遇，更要防范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下的潜藏风险。“十四五规划”需要有明晰的战略与富有执行力的方案，每一个重大项目都需要有组织架构设计与人才团队做支撑，在目标设定与路径规划时需要有数据与设计的工具基础，还要有流程的考量。它不是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是的，我们能”、“让国家再伟大”之类的夸夸其谈，也不是空有对国民许诺的空头支票，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相比于过去的“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还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考量。面临着世界所经历的百年变局，中国必须学会与日趋复杂的国际博弈相共存，深刻认识到未来五年极有可能是矛盾与风险多发期、共振期，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国已从过去的“跟跑者”、“搭便车者”升级为了“领跑者”、“被搭车者”的重大转变，“十四五规划”还要有着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设计考量。对此，中国需要把握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微妙走向，还要降低各类运营与增长的风险，更要准确克服本身的瓶颈问题，找到差距，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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