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3月以来，一个向台湾移交杀人犯的“修例”法案引发巨大的动荡，无数青年走向街头示威美其名曰的“平等自由”更是成为其释放暴力的“导气管”。吹开喧嚣的政治泡沫，这些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抗议为什么会发生？是抗议引渡法案、外国干预、民主还是经济？ 今日，人大重阳为您分享“四位老外看香港局势”的独家视角。

香港问题要香港人自己解决

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

过去几个月，香港的大规模暴乱不仅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香港人自己。表面上，引发抗议出于政治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关乎到每个香港人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问题。关于香港的媒体报道中，越来越多地提到香港年轻人面临的经济压力、高房价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抗议能解决问题吗？正如在过去发生的其他大规模抗议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2011年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还是“阿拉伯之春”，抗议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在社交媒体时代，组织动员更加简单。但真正的问题是：接下来呢？抗议者通常对政策制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更不用说改善了。因此，抗议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

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香港局势的思考有关。那么，什么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呢？香港暴乱似乎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香港社会各界进行深刻反省的阶段。香港拥有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经济自由和大量的创造性人才。人们对香港商业精英的期望不是仅对自身利润和抗议活动造成经济损失的担忧，而是更期待有人提出改善社会和未来发展的愿景及建议。

更重要的是，香港有其独特有利的政治架构来发展“一国两制”理念。香港，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香港拥有自己的系统。“一国两制”的发展是助力香港美好未来和推动中国整体发展的独特机会。香港的现行制度是基于殖民遗留和经过前三十年作为中国一部分的经验发展起来的，是可以改进的。但只有在香港社会各界进行认真反思和对话后，才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相互指责不能解决问题。人权言论和外部势力干涉无济于事。外国玩家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提供任何现实帮助。暴力和破坏百害而无一利，只会让对话更难建立。止暴治乱、实现对话只能靠香港人自己。

在此情况下，是否有相关模式可供参考？香港是独一无二的，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存在对话和社会变革的相关例子，比如新加坡的经验就值得借鉴。2012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起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参与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旨在打造一个“充满希望和爱心的家园”。这是一个旨在改革的有组织的反省和对话过程的有趣模式。虽然不可能完全效仿别处的经验，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启发，让我们在香港组织一次深入的反思和对话，而这正是香港现在所需要的。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对未来的美好展望才是众望所归。（翻译：杨清清、张缘，本文刊于9月7日观察者网。）

香港需要一个特别计划来改革其经济

卓奥马尔特·奥托尔巴耶夫（Djoomart Otorbaev）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

一个相当悲哀的观察：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进入到第十二周。

这些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是抗议引渡法案、外国干预、民主还是经济？

我对当前形势的解释非常直接。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香港特区正逐步丧失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竞争力，尤其是对其周边城市的竞争力。这一进程在过去几年里显著加快。

绝大多数走上街头的愤怒青年，大多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因为他们的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大幅增长，他们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希望。

基于这一点，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引进“西式”民主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他们错了，而且他们的行为将使情况变得更糟。

到目前为止，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尤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香港一直是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的榜样。不幸的是，现在不是了。

实际上，香港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全球第三大客流量的机场，每年接待近8000万人，是全球航运的大型物流中心。香港作为亚洲主要融资中心之一，将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但抗议者们却打断了这一进程。

在大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香港经济却从根本上减速。

此外，越来越明显的是，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失去了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优势，尤其是与其相邻城市深圳相比较时。

据财新网报道，香港科技创新产业的经济产出仅占其GDP总量的0.7%，从业人员仅有4万人，不到全国科技创新产业就业总人数的1%。

香港仅仅依靠其历史优势作为大陆与西方国家的唯一纽带，而非进行深入改革，只会导致其经济增长停滞，使香港更加脆弱。

抗议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截止目前，已经有近30个国家发布了香港旅游警告。数据显示，2019年前5个月赴港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50%，但6月增速降至8.5%。

据彭博社本周报道，自7月初以来，高达6000多亿美元的市值已蒸发。

抗议活动对整个服务业、零售业和旅游业也造成了严重损害，意味着香港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

那怎么办呢？在中短期内，应更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规划，特别是加强香港与周边城市的联系。这将是香港改善经济、恢复抗议活动造成损害的最快、最有效的途径。

骚乱是香港不少金融机构已迁往别处的主要原因，主要是迁往新加坡和纽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邻近的深圳能够提供更好的国际商业环境，这些金融机构可能会考虑不离开香港亦或搬到深圳。因此，中国大陆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继续下去，而且要加强，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领域。

就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具体金融业务而言，深圳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补充香港作为人民币最大离岸市场的角色。如果深圳和香港携手合作，那么一加一将远远大于二。

香港的未来掌握在香港同胞手中。即使暴乱分子继续破坏香港的未来，他们也无法影响其他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崛起。归根结底，香港居民将是当前不稳定局势的最终受害者。

最近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5周年，他是香港回归中国时“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

时间证明邓小平是对的，这是一个及时而明智的想法。然而，香港需要进行新的、快速的经济改革，以保持这个独特的实体在经济上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力。香港的社会稳定必会到来。（翻译：杨清清、张灏筠，本文刊于8月29日《环球时报》。）

香港暴乱究竟谁在背后指使？

罗思义（John Ross）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

香港的暴力骚动是由外部力量组织和领导的，这对任何在其他国家见过此类行动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就像2014年发生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Euromaidan）政变。声称这些暴力行为是“无领导”或“自发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暴徒显然是有良好的组织和训练去对付警察，任何对政治事实的调查都表明了这一点。

抗议活动的公众领袖与美国和台湾的分裂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长期担任抗议领袖的前任香港民主党主席李柱铭（Martin Lee）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关系密切。NED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会的年度拨款。NED给李柱铭颁发了一个奖项，并在他们网站上刊登了他的传记。2014年，李柱铭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另两位抗议领袖罗冠聪（Nathan Law）和周庭（Agnes Chow）访问美国时，他们会见了反华强硬派，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略特·恩格尔、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参议员卢比奥。

另一位乱港头目黄之锋（Joshua Wong）与美国和台湾的反华高层关系密切。2017年，他在台湾进行了一次演讲。2019年6月，他公开感谢台湾政治力量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支持。

2018年黄之锋访问美国，5月8日会见了反华鹰派参议员卢比奥。不仅如此，黄之锋在《时代》、《财富》和《外交政策》杂志上都广受好评。

2016年11月，就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天后，黄之锋赴华盛顿为两位反华参议院鹰派人物马克·卢比奥和汤姆·柯顿提供了介绍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机会。

黄之锋还与右翼的传统基金会智库、卢比奥、柯顿、佩洛西和参议员本·萨斯以及《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编辑部举行了会谈。2017年9月，卢比奥、本·卡丁、汤姆·科顿、谢罗德·布朗和科里·加德纳在一封致黄之锋、罗冠聪以及同为反华活动人士周永康（Alex Chow）的信上签名，并称赞他们“为建设一个真正自治的香港所做的努力”。参议员们宣称，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卢比奥还提名三人为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2019年8月，黄之锋和其他抗议人士被拍到在骚乱发生期间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朱莉·艾德的密会照片。

这些密切联系清楚地表明了特朗普总统在8月13日发布的推特有多么的荒唐，他说自己“无法想象为什么”香港骚乱要归咎于美国。

这些公众人物的背后是雄厚的资金力量。其中最核心的是媒体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他并没有否认自己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华尔街日报》：“我一直是麻烦制造者之一。”

黎智英在香港事件发生前曾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其中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黎智英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因为特朗普一直奉行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他还宣称“没有哪个总统能像特朗普那样理解中国人”。黎智英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反对中国政府，此前他呼吁邓小平“下台”，并通过《华尔街日报》讲述特朗普如何理解中国，以侮辱中国现任政府。他说，“我认为特朗普非常擅长对付匪徒。”

这些人采取的反华行动对参与抗议的人来说是非常愤世嫉俗和有害的。香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贫富差距过大、房价和租金极高，而一个拥有74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14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近20％）。对于那些想要寻求实际结果的负责人来说，通过与大陆和香港特区政府对话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相反，如上所描述的政治力量试图将人们拖入暴力活动，破坏香港经济，但这没有丝毫成功的迹象。中国不仅永远不会接受这些势力的分裂主义议程，就连美国和英国，无论它们在香港进行何种不负责任的活动，也永远不会支持任何“独立”香港的真正企图。换句话说，这些力量正在走入自己创造的政治目的死胡同，持久损害香港的繁荣，但无法避免的是，最终都会结束。如果暴力继续，他们面临的则是终身监禁。（翻译：杨清清、金月月，本文刊于8月30日中国日报网。）

恢复香港秩序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

因反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Carrie Lam）提出的引渡法修改而引发的抗议暴力事件震惊了全世界。数十名香港青年砸碎商店橱窗，用燃烧弹和其他临时武器袭击警察，这些行为在任何守法的社会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尽管如此，国际媒体几乎立即站在了暴力示威者一边，谴责使用最小武力镇压示威者的政策。8月17日所谓“和平示威”的规模之大，加之很多对香港现状不满的人也完全反对过去几个月里无法无天的行为，现在看来，仍然存在一种就争议进行对话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游行示威的规模表明，香港市民在引渡法问题上有很大的不满，虽然引渡法已被搁置，但尚未完全撤销。

香港人的不满可能有很多原因：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许多香港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人口过于拥挤——其中许多早在1997年回归前就存在，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其次，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文化上，英国的影响依然存在。很多生活在殖民时期的人从未见过被大肆吹捧的“自由”，然而现在，当看到英国国旗被示威者挥舞时，一些没有经历过那段现实的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有着相当怀旧的看法。

第三，许多西方政治人士对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新角色很不满意，他们认为香港是中国的“软肋”。由于香港的开放性，他们更倾向于建立反华共识，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而且，香港在英国时期是大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风港，其中很多人仍有能力在香港自由运作。此外，有一些“惯犯”，比如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其首要目标是推动所谓的“人权议程”。在许多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国家民主基金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香港也非常活跃。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些西方政治精英瞄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并推动一种“紧张战略”，寻找可能给中国带来麻烦的“侧翼”（比如香港、新疆和西藏）。英国和美国官员没有人谴责示威者的暴力,反而不断抨击香港警方，并警告中国称，如果他们在某个时机不得不介入以恢复秩序，这一切都是为了鼓励他们所支持的暴力分子。而西方主流媒体也或多或少地效仿，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合法的抗议，得到的却是警察的“镇压”。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显然，香港商业、社会、教育和文化各界的主要人物，包括那些上街游行示威的人，已经开始就一些真正的根本问题展开对话。香港年轻人不像大陆年轻人那样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有很好的了解，香港的制度可能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据说很多香港青年甚至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显然，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划”的概念为香港青年的未来带来很大希望。然而，这个项目必须以一种不会给人留下这是一种试图让香港融入中国政治体系的尝试的印象，这或许是香港的一些人会担心的。“两制”必须继续作为“一国两制”的一部分，因为香港还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文化基础。加强香港与大陆学者之间更多的交流，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解，也将有助于在香港更广泛地开展一些中国的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和减贫计划，以及这些项目对香港发展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香港当局必须密切关注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香港开展的一些行动。香港应该保持开放，但如果有颠覆活动正在进行，那么这将对香港的稳定构成威胁，应该加以遏制。至于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许多学生暴力行为中的明显协调，应该对这种协调是如何进行的，以及谁在进行这种协调进行调查。（翻译：杨清清、路雅慧，本文刊于9月6日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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