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碧涵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编辑，本文刊于2月18日香港财华社。

当疫情这只“黑天鹅”飞起，如何用金融观看待这次小概率风险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最终没有逃过概率，于去年年底降临，在2020年初始肆虐全国甚至海外，如何用金融手段行之有效防控疫情？对金融业来说，是危机还是金融业发展的大机遇？

有些风险是人类必须承担的，比如流星撞上地球，有些则是可以采取措施减轻或规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罗伯特•莫顿说过，转移风险只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分散投资、对冲和保险。

在金融学者看起来，疫情发生后，武汉“封城”和各地纷纷启动的隔离防控措施就是分散化，把各个城市和区域孤立起来，人员互不往来，隔离的结果就是实现了金融学意义上的“资产组合中只要资产两两不正相关，则组合的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中央政府在疫情发生后的迅速决策部署做到了分散化，大大降低了病毒扩散的风险。

就疫情本身来说，对冲的意思就是开发疫苗和特效药。对抗新冠病毒的药物研究也在迅速发展，钟南山院士开出新冠肺炎预防凉茶方案、李兰娟院士团队发现两类药物或有效抑制病毒、美国版“神药”瑞德西韦正式开展临床试验，钟南山指导研制出快速检测试剂盒，药物研究成果好消息不断传来。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2月11日，钟南山院士公开表示，通过数学模型分析疫情会在2月中下旬达到最高峰，过后有望逐渐下降。随着天气逐渐炎热，病毒也将逐渐失去扩散传播的气候条件。

相较而言，保险是与金融最为相关可以很好防范风险的手段。在本次疫情中，截止2月13日已有超过50家保险公司陆续捐赠专属保险产品，保额已超过千亿元。保险机构积极在行动，捐赠资金，并帮忙筹措疫情防控物资。保险机构在中央和监管机构的引导下发挥了为“战疫”和疫情下受到重创的企业输血的作用，我国的保险行业今后更要介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流行病来临后，不仅是提供资金的问题，更是预防机制和理赔的问题。

病毒的威胁给消费者、投资者的决策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凯恩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这样描述这种极端不确定性事件：“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还有20年后的铜价和利率还有新发明何时会过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存在可以计算概率的科学依据，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采取政策来应对流行病的风险？制定长期的计划来应对流行病的风险更能防范这种无法用概率计算的不确定事件发生。

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银行在2017年筹集 5 亿美元 ( 大约人民币 34 亿元 ) 资金发行“流行病债券”，向受到埃博拉等病毒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提供资金。这是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的债券，这种债券通常要求在发生地震等灾害的情况下延期或免于支付利息和本金，为补偿这一风险，投资者往往会获得收益率溢价。西非发生致命的埃博拉疫情后并未提供任何资金。从失败的 “流行病债券”来看，应该建立特定保险，保证在开始发现某些病毒迹象后，资金就能解锁，而不是保证疫情发生后获得资金。将死亡的风险从家庭转移到大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将此金融契约与其他契约集中起来达到分散风险的效果。或通过政府采购流行病保险，在社会风险发生时，承办重大医疗，使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灾难面前，创新政府风险保障服务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可以充分发挥保险机制在社会保障、救灾体系中的作用。

2月3日，银保监会财险部、人身险部及中介部分别下发了《关于做好财产保险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保险理赔服务和保险产品开发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三份文件对保险业在应对理赔服务，保险产品开发做出规范，鼓励在防控疫情关键期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拓展保险责任。

根据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2月15日在国务院疫情联控机制的发布会上的讲话，截至2月14日中午12时已经有35家人身保险公司在不增加保费的情况下，将400余款的意外险和疾病险责任范围，扩展至包含新冠肺炎导致的身故、伤残和重疾的赔付。74家险企向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及家属、疾控人员赠送意外险、定期寿险等多种保险保障，总保额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保监会也在进一步提高监管容忍度，根据疫情灵活的安排一些措施。同时推动行业产品创新发展，不断丰富保障责任，更多的险企应该在符合监管要求下积极响应号召，对短期出现困难但总体发展向好的企业通过设计结构创新、资产优良、风险可控的保险产品以股权、债权等多种形式投资重点产业，更好达到以金融支持应对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月7日凌晨，疫情吹哨人离开了我们，国寿人保等约20家保险机构立即对李文亮采取赔付机制累计约1000万左右，身故理赔机制对在疫情面前奋斗的医护工作者或重症病人来说是一种保障，如果不幸发生，对痛失家人的家属的来说，理赔金也是在悲痛后用另一种方式代替英雄默默守护他们在世上挂念的家人。

虽然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治费用基本由国家兜底，但商业保险依然可以发挥作用，例如承担确诊之前的相关费用，住院津贴、部分重症患者的误工损失及病故后家属的经济损失。

新冠肺炎疫情对个险新单保费短期承压，传统营销渠道受阻，居民持续的宅居模式也在催化互联网渠道加速转型，倒逼保险机构提升互联网渠道的服务能力，催生互联网保险产品。我国保险企业仍然缺乏专业数字化人才，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也表示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险企更应该在疫情期调整拓展线上金融服务，增强数字化研发能力，利用高科技赋能风险防控。疫情应该成为催化剂，加速激活互联网保险发展，也有望深化产销分离。

从长期来看疫情的影响将进一步激发居民的保险需求，推动险企产品创新，从而带动保险行业加速发展。灾难过后，投保人数会有较大增长。疫情期间推荐确有保障与定价基础的保险产品，才会在这个特殊时期受到市场的欢迎，不能利用公众心中焦虑渲染炒作保险产品进行“病毒式营销”，银保监会也在近日进一步规范禁止行业乱象行为，禁止保险公司开发此类单一责任保险产品。险企应该在这个特殊时期改善并通过沟通加强民众对保险的正确认识。

自2020年1月1日起，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可以达到100%，首家外商独资险企安联保险也已于1月16日在上海开业，友邦保险也启动了“分改子”，多家外资保险开始加深在我国保险的布局。外资保险和本土保险公司会让中国的保险产品更加丰富，外资险企带来的国外保险经营习惯，也有助于我国保险市场的改革。

保险业在这次疫情中通过责任扩展、向医护人员捐赠保险等多种方式发挥了保险专业的作用，积极弘扬正能量，民间保险意识也在提升。未来我国在进一步建立政府、民间、国际的多重保险体系上值得期待，金融体系为购买保险提供支持，一个体系交给金融学来运转可能比交给行政管理更有效。在疫情窗口期，保险业要抓住大发展的机遇不断深化改革，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