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英文版刊于5月19日《环球时报》英文版“Wang Wen on Changing World”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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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居住的望京，是北京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区域。这里有许多全球500强公司区域总部，常住60万居民里约10%是外国人。每周末，我都会在望京各个公园之间健走，一边锻炼身体，一边观察着城市变化。

按理说，中国多数城市已连续1个多月没有新增本土新冠病例。这个热爱自由、向往繁华、对标国际的街区，应该全面解禁了。但相反，包括许多外国人在内，望京居民们仍都戴着口罩，丝毫没有放松，小心翼翼地防范二次复发的可能性。每个住宅小区、商场门口，有专人负责检测体温。在商务区，周末加班的公司也非常少，尽可能鼓励在家办公。

其实，不只是望京，14亿中国人、2800个县城多数都如此。只要政府不下令解禁，即便本地区从未出现过病例，国民仍会自律，以强大的忍耐力，为疫情防控做出经济上、生活上的个人牺牲。

相比于美国，连续两个多月日均2万以上的新增病例，但许多州的民众已忍无可忍，纷纷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禁令。很多人甚至拒戴口罩，涌向海滩，有的城市还准备开启大型体育赛事。

医学统计表明，人人自觉戴口罩的社会，比一半人不戴口罩的社会，感染率将下降50倍。人们总是比较中美两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却经常忽视了这次疫情期中美两国民众的素质差异。

美国一些媒体、政客常常质疑中国的抗疫表现，有的还指控中国隐瞒感染人数。显然，他们不只是低估了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与调配能力，更低估了普通中国人为此自觉付出的努力。

这是一种全民付出，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社区的公务人员加班加点，排查隔离检测的细致工作，还包括上百万医务人员勇于奉献、如军队般敢打硬仗，更包括每一位普通国民将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价值观与自我限制自由的社会成熟度。

国民成熟度，是中国取得抗疫阶段性胜利的重要文化密码。尽管在1月份刚面对陌生病毒时，中国社会有一些手忙脚乱。在社区防控上，还存有一些小农意识。但很快中国就稳住了局面。经历了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中国人，在抗疫阶段的总体表现显然强于过去，也好于欧美社会。

很显然，抗疫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像是一次思想启蒙，中国人正在出现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精神的新觉醒。40年前，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如洪水般涌向中国，思想解放、权利保护、个体至上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这些源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思想，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贡献了积极力量。

但智慧的中国人将源于本土的文化传统与外来的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起来，平衡了自由与限制、市场与政府、改革与稳定、资本与公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每当国家有困难时，那些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文化特点就会突显出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更是全面反思西方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的运行逻辑的经济、金融、政治发展模式，自信地发现了中国自己优势。“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全面破产，“中国方案”常常被世界所引述。

在国家治理上，当下的中国人像检测出病毒那样，发现了此前从西方引进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问题。比如，房地产市场化，虽推动部分人财富增长，但隐藏着大量社会风险；交通私家车化，虽带来出行便利，但也是能源危机、环境恶化、城市病的关键症结。相反，一些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治理经验，却有不少亮点，比如精准扶贫；家庭储蓄习惯；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等等。

遗憾的是，美国多数媒体、政客仍将中国独创视为一种叛逆、革命甚至是邪恶的存在。这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种族歧视。

好在包括马丁．雅克、马凯硕、贝淡宁、罗思义等一批国际学者已开始重新研究中国。希望这样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而那些低估中国人觉醒的美国媒体、政客们，终究会为自己的错误而自我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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