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于5月7日《湖南日报》。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与病毒斗争的历史！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段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面对肆意进攻人类的病毒，所有人都退无可退，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先生。

1. 对病毒的斗争，人类还没有赢。这场疫情提醒人类应该常怀谦卑之心

湖南日报：历史是未来的镜子。有观点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被瘟疫不断塑造的过程”。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

王文：是的，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与病毒斗争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就论述得非常清楚。可惜的是，对病毒的斗争，人类还没有赢，许多帝国的衰退都与病毒相关。从雅典斯巴达争霸到罗马帝国崩溃，从14世纪黑死病肆虐重塑欧洲教会体系到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惨烈，从1812年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失败到1918年大流感导致1亿人的死亡，人类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国家兴衰、文明再造事件背后都是那些看不见的瘟疫、天花、麻疹、伤寒等传染病毒。在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年代”的20世纪，1.1亿人在战争中死亡，而传染病导致14亿人死亡。

人类总是狂妄到想征服地球，既忘了自己是地球的寄生者，也忽视了自己身体上的寄生物随时会摧毁和重塑人类。如果把地球46亿年历史浓缩为24小时，人类是最后2秒钟才出现的新生物。这场疫情提醒人类应该常怀谦卑之心。也就是说，病毒教育人类，应更谦逊、更善良、更团结。

不过，很可惜，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学科的最聪明大脑们都在研究世界变局时集体忽视了传染病这个变量。教授们总是希望去总结归纳那些看似有规律性的影响因素，而传染病的不可琢磨性，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界被刻意回避的变量。从这个角度看，我倒期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唤醒人类的敬畏心，尤其是重塑社会科学界最聪明大脑们研究传染病未来冲击力的新范式。

2. 从历史与文明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目前大多数人对于疫情影响的认识是缺乏想象力的

湖南日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当今世界的冲击有多大？疫情蔓延对未来文明的冲击会是毁灭性的吗？

王文：目前看来，从历史与文明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目前大多数人对于疫情影响的认识是缺乏想象力的。现在看来，疫情对世界的冲击仍在蔓延中，仍是不确定性的。我与同事曾出过一个研究报告，根据影响程度的不同，疫情演变凸显了三种递进的可能性：区域危机级、世纪危害级、文明兴衰级。

第一层，区域危机级，给世界带来低烈度层级的冲击。在此情境下，全球化陷入休克，疫情冲击将在未来3至4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陷入结构性暂时萧条，复苏需要1至3年。

第二层，世纪危害级，给世界带来中烈度层级的冲击。在此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将持续数年，国际秩序受到颠覆性冲击，重组需要更长时间，新一轮全球治理、国际秩序重组的力度将堪比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重组。

第三层，文明兴衰级，给世界带来高烈度层级的冲击。在此情境下，全球疫情冲击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影响程度达到事关人类文明兴衰的级别，且疫后不存在“恢复”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建立新世界、新文明的问题。

无论哪个层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3. 传染病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是单单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思想观念问题。期待能够产生新的文艺复兴，带领人类走进新的、以生态安全和人的安全为重心的新文明

湖南日报：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了全球疫情防控的“阿喀琉斯之踵”。很多国际上的顶级专家都认为，今年会因为疫情而成为“分水岭之年”。那么，您认为，这次疫情，会导致今年成为什么样的“分水岭”？

王文：我曾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这个问题，即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分水岭？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周期分水岭”，或是像1991年冷战结束那样的“大国格局分水岭”，或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样的“世界秩序分水岭”，或干脆像1519年麦哲伦环行地球那样的“文明更替分水岭”？目前看来，这仍在观察中。

20世纪以来，人类疯狂地追求经济发展，导致了人类需求与地球供给的失衡。森林、荒原、草地、高山、湖泊都被无情地破坏，原始生态系统中寄生的病菌被释放，形成了对人类前所未有的报复。资料显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出现的30多种新型传染病（如艾滋病等），每年造成全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以上的冲击，实际上是抹平了各国试图通过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形成的经济增长成果。

同时，人口激增与迁移加速，包括旅游、留学等的人口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空间平衡感，极大加速了病毒传播。每天约有300万人跨越国界，病毒的传播速度超过想象。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病毒传播地球一圈需要半年；而现在，新冠病毒传播至地球的每个角落只需要几天。

人们以为科学的进步可以宣告传染病的灭绝，实际的情况是，病毒变异正在产生对人类研发新抗生素的抗药性。目前数百万医务人员与医学家们都在聚焦新冠病毒，但人们惊愕地发现，病毒在变异，疫苗与特效药的研发显得困难重重。

令我担心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正在迎来第三波震中的暴发。在第一波以东亚为震中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第二波以欧美为震中的疫情即将达到峰值之后，非洲、南亚居住着超过30亿人口的区域可能成为新的震中。很难想象，那些贫困人口更多、人口更为密集、医疗设备更缺乏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该如何应对大规模的疫情？

现在，人类需要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革命，让那些政府行为、地方治理方式出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转型与调整，帮助更多贫困地区尽可能避免成为病毒的温床，还需要全球治理观念的范式与思维革命。

很明显，那些仅关注国界安全的思维是有局限的。在疫情的全球灾难之前，相互指责，同样显得短视。传染病已不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也不再是单单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思想观念问题，正如同面对黑死病的蔓延，人类重新思考人与世界，推动了文艺复兴，并产生了现代文明。

我期待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刻教训，能够产生新的文艺复兴，带领人类走进新的、以生态安全和人的安全为重心的新文明。

4. 后疫情时代，中国可能正遭遇30年来最恶劣的内外部环境。智库学者须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湖南日报：3月31日，中国百名学者向美国各界人士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团结起来，真诚合作，全力应对人类健康的共同敌人。据我所知，您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请问您的初衷是什么？

王文：是这么回事。当时我牵头协调中国百名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刊发致美国社会各界联名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合作，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一天之后，美国近百名前高官、学者发表公开信强调“只有中美精诚合作，才能拯救人类生命”。此后，20多国前政要名流致信笔者所在机构，响应中国学者百人信。4月6日，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165名领导人及学者在《纽约时报》刊文签署“致二十国集团成员倡议书”，敦促采取国际协调行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世界经济带来的双重危机。应该说，上述行动对于加强中外沟通和全球合作抗疫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给中国学者在疫情期间如何以全球视野主动作为提供了启示。

很明显，后疫情时代，中国可能正遭遇30年来最恶劣的内外部环境。为破解这个难题，中国智库学者须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在研究方向上，中国智库须更多挖掘新议题，改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研究范式。这次疫情产生的全球冲击，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充分暴露了此前轻视传染病变量的研究范式缺陷。中国智库应领世界之先，突破此前的范式桎梏，发掘更多新型的、有关生态文明和生命科学的研究议题。

在工作任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对外发声，传播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真相与真情。疫情初期，针对中国的“中国脆弱论”“治理危机论”“经济骤降论”“产业衰退论”“企业逃华论”“新型黄祸论”“亚洲病夫论”大行其道；疫情全球蔓延后，西方部分政客与舆论又发出新的责难，“中国隐瞒论”“中国源头论”“中国责任论”等新论调盛行。对此，中国智库须更多地在海外发声，用事实回击西方媒体诘责，既分享中国经验，也传播事实真相。

在服务对象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构想未来，设计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走向。目前，从国际层面看，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崩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智库需要从国际组织、中外经贸、投资互动的层面去构想全球走向。在国内层面，对于如何落实推进当前中央全面指挥、各部委狠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政策，平衡企业正常运行与疫情防控安全，打响经济复苏与价值链保卫战，中国智库需要多出主意，多引导舆论。

在行为方式上，中国智库须更多地运用网络，组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话与沟通。在5G时代，网速更快，网络更通畅。中国智库可主动出击，通过适时地分享防疫经验、病例数据，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医疗科技合作、疫苗研发合作、经验合作，主动引领、型塑防疫进程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转型方向，削弱对抗性、排他性的西方价值观色彩，倡导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价值观，在道义、话语、外交、技术上为赢得更多国际支持，为将来升级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奠定舆论和组织基础，引领以疫情防控为主题的全球治理新进程。

5.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的结晶，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

湖南日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当前严峻的疫情之下，国际协调行动似乎渐行渐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不是更加凸显了其非凡的意义？

王文：可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抵御疫情致命冲击的“急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际上是古今中外相关思想的一种沿承。中国人素有天下主义的抱负。西周时期就有所谓“天下大同”的理念。在西方，从中世纪开始，当西方人的视野还聚焦在地中海的时候，诗人但丁就提出世界治理的理念。2007年，我翻译了《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其中研究了从但丁到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哲人有关世界治理的整个观念、理论及其思想史。20世纪初，西方提出“国联”，1940年代又提出“联合国”，后来又提出“G20”，等等。在此基础上，现在中国继承并升级了他们的思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古今中外人类思想的结晶，是发展到近代以来的集大成之思想，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实际上融合了人类在 21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互相依赖的状况。疫情之下或者说后疫情时代，它对于未来各国之间的合作将会产生至少三方面的重大影响。

第一，强化各国间的政策沟通，以减少乃至避免更多尤其是大国间的冲突。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加强政策沟通，避免大国的冲突造成人类共同的悲剧。世界各国间有了更好的政策沟通，才会有更好的全球社会环境，人类文明才会有更进一步良性发展和繁盛的基础。

第二，把人类相互联通、沟通命运的未来阐释清楚，在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各国间互联互通的政策导向。

第三，极大地提升各国社会之间的全球认同。过去我们只认同国家，现在不仅要认同国家，也要认同国家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6. 新的全球化，正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大时机。我国可以从八个方面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湖南日报：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认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迫切需要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对此，您认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国可以从哪些方面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王文：罗思义是我非常好的同事，也是第一位全职效力于中国智库的欧美前高官。在过去七年，他为中国智库事业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我同意他的看法，新的全球化，正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大时机。在这方面，至少有八项工作可以做：

第一，全力打好疫情国际舆论战。在国际舆论交锋中，充分发挥智库、学者等专业意见提供者的作用，有针对性、有理有节地进行回应和驳斥。

第二，建立公开透明的国际援助和国际反馈机制。印尼海啸、海地大地震、非洲埃博拉疫情发生时，中国政府和人民都给予受灾国无私的帮助与支援；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纷纷伸来援助之手。这样的相互支持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国应建立公开透明的“援助和反馈”机制，及时向社会包括境外团体和个人公布捐助资金和物品的去向，消除捐献人的疑虑，激活社会更多的资源和力量。

第三，建立全球防疫信息交换网和疫情风险评级机制。可以大数据为手段，迅速建立国家间信息共享机制，与各国分享当前疫情防控状况、防疫经验以及重大发现，不仅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疫情的国际蔓延，还能更有效地压缩国际谣言的传播空间，并减弱疫情对经济金融的冲击。

第四，在全球倡导“生命无价”的新人权观。生存是基本人权，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视，这也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同时，我们不仅要尊重人的生命，也要尊重大自然中一切生命，各国要团结起来保护环境，加快落实《巴黎协定》，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力保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经过了40多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取得了现有地位。在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必须全力帮扶企业做好生产经营，尤其要支持涉及进出口的企业运营。

第六，以人民币重塑全球资源市场体系。中国的金融衍生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可以着手布局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工具以利于风险管理。同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第七，加大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力度。我国要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相对充裕，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

第八，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抵抗本次疫情为人类做出巨大牺牲，防控效果有目共睹，建议通过更多网络系统，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国家的交流沟通，一方面介绍防控经验，研讨应对方案，完善国际卫生合作，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另一方面要对疫情给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作出预判，从而促进各国加强政策协同，维护全球供应链和资本市场的稳定。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G20视频峰会上所强调的，病毒无国界。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加强合作，必将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胜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