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亚非（He Yafei）系原外交部副部长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17日《环球时报》。

托马斯·弗利德曼把经济全球化描述为“围绕各种网络建立的体系”。作为构成这个体系的重要网络之一，全球供应链近年来受到至少两件事冲击：一是美国推行对中国的科技“脱钩”;二是当前这场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应链暂时脱节，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本市场剧烈动荡。

一战结束后，西方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到来启动了第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几十年来，在全球化和随之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中，历史原因以及自然禀赋、经济体量、人口规模的不同使各经济体境遇大相径庭。一些国家凭借自然资源、核心科技、体系垄断、市场规模等优势，变成全球供应链等各类网络中至关重要的“节点”。

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相关国家就新冠疫情采取的短中期防控措施，确实部分限制了生产要素、包括产品和人员的流动，这凸显出在“灰犀牛”“黑天鹅”来袭时，全球供应链及其一些重要“节点”的脆弱性。目前国际舆论讨论的热点之一，就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即所谓“中国因素”的供应链风险。虽然各方对全球供应链暂时遭受冲击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但对更长时期内能否经受考验仍有忧虑。

据统计，在《财富》1000强企业中，163家企业在中国有直接业务关系的一级供货商，而938家企业使用中国第二级供应商为第一级供货。上海美国商会对长三角109家美国制造业企业做了调查，结果显示1/3的企业认为，如果工厂无法及时恢复生产，它们有可能把业务迁出中国。

实际上，自美国执意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推行对华科技“脱钩”以来，一些与中美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就已开始担忧全球供应链将会受到的冲击。新冠疫情这个“灰犀牛”来袭进一步暴露出，全球化框架中有利于产品和服务全球供应的“相互依赖”，在危机来临时很可能变为参与方的“锁链”，它们会因对“节点”的长期依赖而不知所措，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加上资本市场的动荡，相关经济体的经济金融风险陡然上升。

这些现象不得不使一些国家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深层次问题。为保世界经济安全，如何巩固和调校全球供应链，使之适应公共卫生新的非传统安全挑战？调校/重组供应链需要考虑建立平行或自成体系的供应链吗？也就是上下游需要配备替代方案吗？这也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龙头需要研究考虑的大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迅速启动从国家到基层的公共卫生应急反应，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同时，政府及时出台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有序复工复产，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就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同舟共济”阻击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其间展现了中国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这次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再次展示了中国特色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能力，为其他国家抗疫提供了有益经验。

而美国政府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寻求对中国的“脱钩”特别是进行科技封锁。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一些人又迫不及待地利用全球供应链遭受的短暂冲击，鼓噪国际经济格局和供应链重构，将此作为对华“脱钩”的新依据。美国一些官员甚至鼓动美国制造业企业离开中国回归美国，以供应链面临临时断供为由继续推进“脱钩”战略，敦促美国等西方企业“寻找替代供应商”。

这实际已脱离通常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范畴，在全球供应链中掺杂了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进行打压、遏制的地缘政治考量。虽然美国寻求对华“脱钩”在真正全球化的框架内难以完全实现，但若任其以地缘政治来“毒害”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全球化就会被扭曲，全球供应链也会脱离正常轨道。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又有美国专家学者鼓噪所谓的“资本主义冲突论”，把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模式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而把美国为代表的制度定为“自由精英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世界”，抹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这种说法等于承认冷战结束之初那套世界政治制度竞争的“历史终结论”依然站得住脚。但这显然与历史发展潮流和现实背道而驰。

现实已经反复证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这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各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验。但同时，在美西方一些人的蓄意鼓噪下，围绕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在其中作用的讨论不会停止。我们当拭目以待，同时也需未雨绸缪，对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及其方案做出深入思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