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2022年12月17日观察者网。

【导读】 中美博弈中的思想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曾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引起美国及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与反响。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在学术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期发表《论中国智库“斗争性”：以<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为例的实践研究》一文，复盘该报告的内容与影响力，并罗列美国智库对“斗争性”的看法及中国智库“斗争性”的建议。本文为该学术论文的主要部分。

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十问美国民主》直指美国体制的内核“民主”，进行鞭策入理的批判，积极捍卫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所体现出的“斗争性”，在中国智库史上是罕见的。但环顾美国智库史，各种“斗争”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可以说是持续不断的。

《十问美国民主》报道

认识到美国智库的“斗争性”

在美国，不少研究者把智库称为“公共关系战线”，其主要职能是为政策目标而进行广泛倡导。更有研究者用“思想的市场”、“思想的战争”、“思想的掮客”来形容智库知识分子在日常政治斗争中的状况与角色。也有研究者将智库称为“某个政治联盟的武器”，其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具有相似意识形态的行政体制赢得胜利。

2021年11月去世、在中国智库广为人知的著名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博士早在1995年出版其第一部智库专著的书名《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为了美元、学者与影响的竞争》也很直白地点明美国智库潜藏的“斗争性”特征。这些关于美国智库“斗争性”的论述启发，中国学者需要有更全面的视角去理解美国智库的演变与特征，并从中汲取值得学习经验和必须防止的教训。

第一，中国学者需要认识到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智库“斗争性”与其霸权护持密切相关的客观事实。

不可否认，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智库，在相当长的一段发展时间，都是以无党派为特征、将知识工作功用化、为满足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的兴起而产生学术职业化和信息倍增的需求而不断演进的。

随着冷战爆发后的美国社会理念保守化以及智库机构的政治化，美国智库走上了“思想的战争”之路，在“思想的市场”上寻求推广、宣传和知识竞赛的“斗争”之道。这其中20世纪70年代传统基金会的成立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公共关系开销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自称“我们承认自己是思想战争的参战者，并声明我们是战争的一方。我们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政府和更高的效率，也为了特定的思想。”1986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从乔治城大学独立后，也以“美国正处于西方道德价值观的生死攸关之战”为思考基础，参与到冷战时对外政策的影响与国际思想干预中。超过2/3在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成立于1970年之后，大多都被传统基金会、CSIS带动下体现出这种“思想政治学”。

在美国的智库研究者看来，这种“斗争性”是推动知识更好服务于权力与现实的必要路径，同样也是美国捍卫国家利益、维持国际霸权的必然需求。随着冷战美苏竞争的白热化，美国智库在1970年以后，不只是从“思想库”(think tank)的角度助力美国在对外竞争中获胜而建言献策，更从“行动库”（do tank）的角度去直接参与对苏联的信息战、舆论战、政治战。“没有知识的权力是可怕的，然而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正如著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史密斯所说，“在世界政治体系正处于风云变幻之际，国家似乎更加需要渊博学识的专家和眼界开阔的公民。因此，搞清楚我们期待专家能够带来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是非常关键的。”

美国政界对智库的“斗争性”表示高度肯定，如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就曾说“传统基金会是在国家的思想论战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保守派组织，不仅在华盛顿具有巨大影响，其威力简直遍及全球。”而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方面则深感到美国智库“斗争性”的舆论压力、信息诱骗与意识形态浸透。戈尔巴乔夫1985年刚执政不久，就曾以“你们胡佛研究所声称我们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为由抗议美国。

此后，美国智库以授奖或批评等两手方式分化苏联高层，以研究报告方式为引导苏联自由化改革出谋划策，通过资助文化出版与学术访问等方式瓦解苏联内部思想，不断对苏联发展与改革评头论足以引导苏联舆情与民心，最终美国智库对苏联解体进程推波助澜，甚至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xii]由此可见，美国智库“斗争性”与美国霸权护持的作用，就是现代版的大国“伐谋”。

苏联解体时的红旗落幕

第二，中国学者需要吸取美国智库为过度追求“斗争性”而导致美誉度与国际口碑急剧下降的惨痛教训。

随着美国国内“否决政治”的盛行与党派倾轧的加剧，美国智库的政策倡议越来越不再以事实逻辑与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捐赠者偏好、资金来源与意识形态为主要考量，将党派利益、出资方政治诉求作为智库政策倡导的目标，比如，传统基金会就公开宣称：“目标不在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宣传”。久而久之，美国智库不再着眼长远、持不偏不倚的研究态度，而是在影响政策的“这场硬战”中变成了主攻宣传、行事圆滑的行销机器，美誉度、公信力与国际口碑随之都在急剧下降。对此，美国学者鲍曼忧虑地表达：“我想知道智库货币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会有点像魏玛的货币----没多大价值，因为数量太多，还因为一些智库的公然鼓吹。”

知名期刊《外交政策》在2021年刊发长文《为何美国人都恨智库》，认为：“美国智库面临着严重的且罪有应得的名誉问题。”随着智库数量增多、社会极化，“一些智库变成了倡议团体，甚至可以说是游说者。政党需要忠诚的宣传机器，而不是吹毛求疪、模棱两可的学术架子。”“普通公民无法区分诚实和不诚实的智库。结果就是政策界成为了一个大沼泽地，以权谋私的污秽与最博学和独立的政策知识分子均在其中。”

事实上，早在2016年8月7、8日，《纽约时报》就曾先后刊登两篇智库新闻报道《智库是如何放大企业界影响力》《智库学者还是公司顾问？看情况》，描述美国智库表面“客观”、“中立”，实际却接受企业界的资助，替企业说话，包括那些最负盛名的智库如布鲁金斯也是如此。这些报道对美国智库的公众形象与公信力冲击巨大。

近年来，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宣传与鼓动，与当年对苏联的手段如出一辙。尽管仍然有少数智库学者保持着理性、客观的对华评价，但绝大多数美国智库发表的中美关系研究报告都是围绕着中国崛起的威胁与相关负面评价而展开，甚至不惜用造谣、捏造的方式指责中国破坏人权、中国意识形态扩张、“一带一路”的浸透、中国经济拓展的冲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倒退、推动对华科技封锁等。

可以说，中美面临“新冷战”的风险，致力于护持霸权的美国智库对华“斗争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动作用，而这也在另一侧面导致美国国家形象以及美国知识、信息与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公信力的不断下降。

中国智库需要怎样的“斗争性”？

无论从《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的实践亲历来说，还是从美国智库演变对国家崛起的作用来看，百年大变局下，新时代中国智库的作为与“斗争性”密切相关。

21世纪以来，继经济实力增量结构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局后，西方领衔的国际话语霸权体系也出现了松动。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体概念的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以秩序、生命、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中国话语影响力空前提升。但美国话语霸权不可能一夜坍塌，以智库、媒体及其他知识界为核心的美国机构一定会继续以“斗争性”为手段，对中国形象、话语、状况进行前所未有的攻击、抹黑、歪曲。

可以想象，未来中美话语权之争将更加激烈，这就给中国智库“斗争性”提出更高要求，类似《十问美国民主》的智库报告必须更多地问世、传播。基于实践经验，笔者认为，中国智库的“斗争性”至少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时代使命与思想解放，树立对外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职业理想。

当前中国知识界不少人普遍对美国存在不切实际的交往幻想，以为墨守成规，美国就能够对中国和颜悦色，有的学者甚至还怪责中国政府，以为是中国先搞坏了中美关系。这导致中国知识界一些人往往把那些敢于批判美国的学者视为“左派”、“民族主义者”甚至“反美者”。其实，敢于向那些压制中国的外部势力展开斗争，是捍卫自身利益的应有之举，也是助力本国发展的必然路径。中国在扶贫、基建、科技、5G、治安等领域取得快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促使中国智库不应对外部势力的否认、抹杀、歪曲、造谣而沉默不语、无所作为。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最初70年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就是为解决“挨打”、“挨饿”而做出思想与实践贡献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国智库的时代使命就应该为解决当下的“挨骂”而付出持续的努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求合作、以斗争求团结，是解决“挨骂”难题的唯一路径。

光靠写内部参考肯定不是中国智库工作全部，光靠西方理论肯定理解不了中国现实，光靠堆彻固有文字资料肯定无法影响世界。中国智库的“斗争性”包括但不限于对外争夺国际话语权，比如，对那些误解、歪曲与造谣中国的外部声音、文章、人物要进行澄清、辩论、批驳，对那些被沉积、遗忘与忽视的中国故事、人物、文化要进行国际研究、总结、传播，对那些垄断、误导与荒谬的西方概念、理念与偏见要进行解构、重塑、纠偏，对那些愿意了解、交往与帮助中国的国际友人、机构与想法要进行对接、帮助与吸收。

事实上，从学理层面看，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已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自我认知的“核心理性障碍”，需要全面“否思”。中国智库“斗争性”的核心要旨就是推动社会科学的否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看，《十问美国民主》仅仅是解构美国民主神话、介绍中国民主现状、重塑人类民主等重大时代使命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更多中国智库需要解放思想、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地为夺取中国国际话语权而奋斗终生。

《十问美国民主》报道

第二，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政策改革与运营创新，增加全面运营与机构建设的系统投入。

智库与学术的从业主体、研究旨趣、工作内容等存在巨大差异。从事学术工作的学者更多是以研究旨趣为导向，通过个人的阅读、思考与写作来实现在某个学理问题的自我思想突破。而从事智库工作的学者则更多要以务实效果为导向，个人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仅仅是整项工作链条中的一部分，前端需要官方指引、团队策划、经费支撑，中端需要集体讨论、文稿打磨、编辑核校，后端则需要论坛发布、媒体推广、反响反馈。

笔者全程参与领衔《“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的发布会，引起全球总计近10亿的阅读量，本质上都是集体智慧与团队合作的结晶，每个报告参与策划、运营和写作的人员总计都超过30人，每份报告预算都在100万元左右，耗时数月，且在发布后仍需要持续追踪、推广与总结复盘。这些还都不包括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脉与传播链条上的各项投入。

换句话说，一份真正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报告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仅仅通过一个人、一次写作、一场论坛就完结了，而是考验中国智库整个运营机制建设的进展，还包括智库发展所包含的政策环境，背后则折射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事实上，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之间基于国情有不少差异，但也有不少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不完全体现在研究者本身，而是在于整个智库发展的系统投入。这就可以解释排名前20位的美国智库年度总预算基本都在3000万美元以上且人均年度支出约50-80万美元，而中国智库仅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少数几家官方智库，总预算是超过2亿元且人均年度支出仅有30-50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政策改革与机制创新所需要的成本与差距。由此看，中国智库“斗争性”的增加是一个长期的庞大工程，离不开系统投入的持续提升。

第三，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提升树立国内国际美誉度的研究能力。

一些人片面地将“斗争性”理解为对斗争对象的叫骂或批评。这是巨大的误区。叫骂或批评最多能引起短暂的喧嚣，却无法收获长远和广泛的影响。只要认真读过《“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十问美国民主》两份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影响的研究报告，就会发现一些中国智库报告中罕见的细节，比如，有上百个英文注解；所有数据均有出处，且均来源于英文公开文献；所有的批判内容都基于理性分析；都经过了反复核校修订。从纯研究写作的角度看，两份报告本身就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从后期反馈看，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内的多国外交官都曾与笔者接触，彼此非常真诚地沟通报告内容及相关认知，也承认美国自身存在的问题。

中国媒体与互联网中出现的美国批判常常充满“火药味”，但“火药味”未必就是“斗争性”，反而不会引起足够的美誉度。长期追踪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顶级智库的研究报告也会发现，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是“斗争性”强、影响力深的智库报告的标配。那些美国智库报告中关于中国的观点，未必会令人信服，但只要报告中出现严谨分析，读者即便不同意，也会内心尊敬或佩服。

用一个武侠江湖的比喻，“斗争性”强弱，比的是内力，而不是招式。令人敬畏的大侠，肯定是内功深厚、武学造诣极高的人。中国智库“斗争性”也需要提升研究的内功，在数据、分析、资料、选材、角度等方面下足功夫，打磨每一个文字与资料细节。这样，“斗争性”才不至于砸自我招牌，才会持续提升国内国际上的智库美誉度。

第四，具有“斗争性”的中国智库，须基于忧患意识与长期理念，做好对外复杂而漫长艰苦博弈的心理准备。

《十问美国民主》肯定不是最后一份对“美国民主”话语霸权进行斗争的中国智库报告。恰恰相反，2021年所谓“民主峰会”后，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向国会争取4.244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持续推动“支持自由独立的媒体”“打击腐败”“支持民主改革者”“推进民主技术”“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及政治程序”等六大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压制仍会持续提升，中国智库反击美国意识形态压制的“斗争态势”是长期、复杂且艰辛的。

不只是美国政界，企业界对美国智库在对华竞争领域的资助也在加强。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20年、2021年美国互联网巨头（脸书、亚马逊、谷歌、苹果等）对CSIS、新美国安全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哈德逊研究所等美国智库的捐赠额度都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大公司“希望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精英，深度考量与评估提升美国大公司的市场能力，应对中国科技巨头崛起带来的风险”。

可见，百年变局，不只是喊一喊的口号，而是会充分体现在大国博弈各个领域中的激烈竞争与动荡中。在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有足够震慑力之前，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不会改变，中美激励博弈与在各个领域的较量也不会停止。中国智库对外部遏制势力的“斗争”也不可能停歇，对此，中国智库切不可心存侥幸，更应有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感与忧患意识。

结论

必须强调的是，“斗争性”也不能是中国智库的全部。智库的本位仍是基于研究基础上的咨政、启民、伐谋、孕才。[xxv]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不同归属的智库对“斗争性”要求也不一定。在中国，官方智库与政府关系紧密，对外发声往往较为稳重，“斗争性”相对较弱，是可以理解的。社会智库、高校智库相对宽松，在政策允许的条件，应该在研究选题、对外发布等方面下足功夫，尽可能地对外发声，体现出应有国家与时代所需要的斗争性。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斗争性”影响进程的复盘，结合美国智库“斗争性”发展梳理与经验教训总结，再提出中国智库须基于时代使命与思想解放，树立对外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职业理想；须基于政策改革与运营创新，增加全面运营与机构建设的系统投入；须基于严谨研究与理性分析，提升树立国内国际美誉度的研究能力；须基于忧患意识与长期理念，做好对外复杂而漫长艰苦博弈的心理准备等四方面建议，希望继“官方指导+创新运营+重大话题+精准时点”的新型国际传播模式基础上，提出中国智库长期“斗争”策略的新型拓展目标，以期为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与世界历史叙事权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与实践指引，最终为助力民族复兴发挥智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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