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系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本文发布于12月28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黄靖：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学到了不少东西。先说一下跟大题目有关的内容，实际上智库的版权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孟尝君门客三千，那就是智库。中国人是办智库的老祖宗。但那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产生的，所以那时候的智库有强烈的依附性质，是师爷性质的智库。由于有这个传统，现在把有些智库的学者叫“国师”。如果有这样的国师情结，办智库就会出现偏差。出现两个不好的倾向，一个是办成了秘书处，就是解释既定政策；一个是办成了宣传部，就是宣传既定政策。然而，智库真正要做的是从山外的视角，给决策者提供客观和理性的决策咨询和决策的依据。这方面我们的智库还需要加强。

讲到国际合作，智库合作的对象一般也是智库，我们就要了解国际上、世界上的智库到底有什么样的，是怎样办的。做到知己知彼。要根据智库的类型、研究的内容、以及他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来推动具体实际的合作。

国外办智库有三种不同的类型：美国的、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和日本韩国的。

美国的智库，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看：

从纵向来看，任何智库做研究都离不开情报的来源，所以美国决策机制的最基层就是情报和信息的搜集。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所以必须对情报作分析。不加分析情报就会误导。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同一个事情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古代勤政的皇帝看折子很辛苦。同一件事，一个折子这么说，另一个个折子又那样说，都有道理。因此皇帝会再派官员调查，上第三、第四个折子，最后皇帝被会累死也未必了解全部真相。所以美国智库的先行者做的就是情报分析。通过对情报的分析，尽量准确地掌握情况，避免误导。

由于情报分析能接触到硬核的秘密，所以做情报分析的智库往往属于特定的部门和机构。比如说兰德智库，是美国空军专属的智库，因为美国情报来源最多的是空军，所以兰德智库一直在做情报分析，政治的可靠度要求很高，不是一般人能进得去的，因为他能看到第一手的情报。比如说美国的海军智库，美国的国家情报总局的智库等等，这些都是做情报分析的，是最基础的智库。

再往上一层是做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智库。政策分析和研究主要是大学办的智库做。这种智库一般是大学里的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但专门的智库，比如布鲁金斯学会，也做政策分析。

再高一层就是做政策建议的智库。政策建议就直接与政策制定相联系了。比如说针对某种形势或情况，给出了甲乙丙三个政策选项。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卡内基基金会等都是专门做政策建议的。政策建议上面就是政策制定。

另外，在美国，做情报的人不能参与制定政策。我参加过一些安全会议。一个政策的制定一开始是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汇报情况。汇报完他就坐到第二排，不参与政策制定。搞情报的一旦参与政策制定，他的情报客观性就会受到质疑，因为一旦有利益冲突，他的情报就会有导向性，会误导。

我们和美国智库进行交流，也有从情报分析着手的，因为中国也有专门做情报分析的智库。但做得最多、合作最多美国智库一般是搞政策分析研究和政策建议的。

从横的方向来看，美国智库有几类，第一类是专门做大的战略和整体政策框架研究的，像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卡内基基金会等等。第二类，做大的政策分析和专项研究的，比如说环境政策、人口政策、经济政策、某一国家地区等的分析，这种智库大部分在大学里，比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冲突研究中心。第三类是企业家和资本家出资办的智库，像储教授说的有人养的那种智库。比如美国的企业研究院绝大部分的工作资金是台湾提供的。又比如说欧亚研究会就是华尔街养的，所以为华尔街服务，这是横向的智库类比。

个人认为，我们要和国外的智库合作首先要看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我们需要知道美国对整个世界是怎么了解的，我们就要尽量跟兰德这样的公司合作，因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情报分析里面知道美国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的根据是什么，起源在哪里。如果我们要对美国的政策做了解和分析，比如说美国的经济政策、安全政策、南海政策，我们就要跟大学里的相关智库和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机构合作。如果我们要做大的战略上的预判，比如说拜登上台了他会怎么做？我们就要尽量跟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卡内基基金会合作。如果我们要了解美国某项政策的运作或某一领域的情况，我们可以找一些由某一利益集团或企业/团体自主的智库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那样的话会立场现行，就很难再保持客观理性。就很难拿到对方真正的东西，你上来就表明我坚决爱国，我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方说我支持民主主义，我支持民主，反对“集权”。那么一上来就扛上了，还怎么交流合作？怎么能了解到需要的信息？应该就事论事，客观理性地谈具体问题，如环境保护，南海危机、贸易保护、中美的共同利益等等。列出清单。一定要把情绪排除在外，一定要把意识形态排除在外，这样我们才能拿到有实质性的东西。人做决策有两个器官，一个是心，一个是脑，凡是用心做的决策一般都不太聪明，所以我们做决策的时候要冷静、再冷静，要把心搁在外面。你一开始就吵架了，开始互相对骂了，合作就到此完结了，那就谈不上合作了。即便是为了打仗，也要知己知彼。

所以要真正促进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促进对彼此的了解，我们一定要客观冷静，一定要知道我的立场尽管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但与你合作的对方来看你的立场可能是非常错误的，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双方都持着立场进去，我们就谈不上交流了，就达不到合作的最根本目的了。合作的根本目的是要知彼，是要了解对方，你既然要了解对方就要用脑子来想问题，不要随着“心情”走。吵架是最容易做的，但不解决问题。

二是欧洲的智库。

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老牌殖民国家的智库。英国、法国一开始殖民国家，他们要了解殖民地，所以他们的智库一开始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并且智库的资助者往往是国家部门，甚至是情报部门。英国的Chatham House，法国的战略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等，都是有非常强烈的国家色彩的，这是他们的传统。后来法国和英国发展了一些大学的智库，但始终没有能够压过传统的智库，也就是国家部门支持的智库。现在这些智库演变成了社会机构了，尽管到今天很大一部分资金还是来自于国家，但是基本上都洗白了。

另一种是欧洲其他国家智库，典型的是德国。一开始走的是党派路线，在党派竞争中每个党成立自己的智库，比如说阿登纳基金会等。由于经济的发展，像德国、荷兰、比利时还有企业资助的智库，这些智库越来越风行，完全占了半边天，这些智库都非常厉害。坏处是为企业的利益服务。但这些企业都已经全球化了，所以必须在全球进行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全球化的研究和思想。

三是日本、韩国的智库。

基本走的是英法路线，日本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智库，或大或小。现在企业也开始资助智库了，尤其是韩国，韩国企业资助的智库几乎要压倒了国家资助的智库，韩国企业资助智库的活动已经深入中国，比如说北京论坛、上海论坛，就是韩国企业资助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智库，首先要搞清楚它的基础在哪儿？这不是很难，做一点研究就能够了解对方的金主是谁。如果这个智库是靠基金的利息来养的话，这个智库就有稳定性，比如说布鲁金斯学会。应该更积极地和那些由基金会支撑的，或者由大学资助的智库合作，有稳定的、独立的资金来源的智库研究就会比较客观公正。因为对决策者而言，越是客观公正的研究越有意义。对决策者来说，一个非常中肯、客观的报告一定会有意义。在和国外智库合作中越不持意识形态，不持政治立场，得到的成果就会越有干货，报告也会客观公正，因而就越有用。如果是秘书处、宣传部的形式，尽管搞得锣鼓喧天很热闹，决策者会觉得跟我说的差不多，还不如我。

所以智库学者需要山外看山。尤其中国这样的大国，所有的决策都是内外因素综合考量。在体制内，决策者看得比智库清楚，因为你站在山半腰，决策者站在山顶，一览众山小，看得清清楚楚。拍马屁、说好话其实对决策者不会由太大用处，他需要的是从山外的视角提供他看不清楚的地方。智库应该给决策者提供山外视角的客观研究，这才是决策者真正需要的。

建议：

在与国外智库进行合作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要“去三化”。去政治化，去政策化，去政府化。这样在合作中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能实事求是地了解解情况。一搞政府化、政策化、政治化，因为别人在这方面和你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你一搞“三化”，别人就要反对你，就把智库合作的门儿关上了。还怎么合作？你去了“三化”，才能真正挖到对决策有用的干货，了解到有价值的东西。

二是我们跟对方合作的要知道对方的底牌。研究他背后的老板是谁；研究人员的政治倾向；主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开放度。比方说我们跟兰德合作，前三个都很好，第四个一定会差一些，因为兰德的研究成果开放度很低，你是看不到的，有些连基本的资料库都不让你看。但是卡内基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开放度就较高。根据这几个来评判我们的合作。最后，我们智库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也非常重要，研究水平也非常重要。

总的来讲，我认为智库在对外交流的时候，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很有道理，话要软说，事儿要硬做，身段要软，手段一定要硬。我们不能反过来，话说得特别狠，事儿做得特别软。身段特别僵硬，但是手段拿不出来，那样做会给自己打脸。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好的谦卑的态度恰恰是你有自信的表现，动不动张牙舞爪，像澳大利亚这次全国动员来围攻我们，实际上他们心里很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惩罚他们很疼，而是他们真的是怕美国搞过顶外交，会把澳大利亚给闪了，所以他们表面上攻击中国，也是演给美国人看的。用这个事件来结尾，目的是要说智库真的要做扎实的研究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报告，否则的话我们仅仅是解释政策，或者是宣传政策，那不应该是智库的工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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