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煜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货币金融系副主任，本文发布于12月26日“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罗煜：围绕今天的议题，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通过更有效的智库合作为国家为全球经济复苏做一点贡献。我本人在中国人民大学负责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的“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日常工作。今天就“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的工作给各位专家做一下汇报，我们是怎么开展国际间的智库合作的。

201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两个校长的牵头下成立了一个合作机制，人大的国发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签署了备忘录，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合作研究，讨论中澳经贸合作投资和“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相关议题，一年在中国办会，一年在澳大利亚办会。2017年在澳洲办，2018年规模比较大，当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局、亚投行的嘉宾都来了，影响力出来了。2019年回到了澳洲办，不仅仅是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家合作，还有其他的澳洲的学校和智库加盟进来。

大学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学者出身，我们研究怎么样把学术优势和智库研究结合起来。2018年起我们团队开始开发 “一带一路”投资友好指数。这个指数从投资目标国宏观环境、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可获得性、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状况，以及政策友好性等多个角度，分别对“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区域外发达国家与区域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友好性进行全方位量化考评。不仅可以帮助相关投资主体满足规范的投资前评估报告要求，支持企业的跨国投资，又能从宏观上把握“一带一路” 投资风险。这个指数在2018年第一次编制出来，2019、2020年连续编制了三年，并且已经出版。

2019年的时候我们跟澳大利亚合作比较成功，不仅在澳大利亚办了会，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这些高校的智库机构也开始跟我们接洽。跟高校智库有合作机制后，我们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比如说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他们会把月报定期发送给我们。在中澳两个智库合作的基础上，今年我们通过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大会，把这个指数进一步开发成了“一带一路”投资环境报告并进行发布。

回到今天我们讲的议题，新冠疫情还在全球阴云笼罩，尤其是中澳合作关系到了低谷，今年所有的线下交流几乎全部中断，我们在线上进行了一些讨论，目前也感到有很多的困难。困难在哪儿？我们不管是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还是跟悉尼科技大学，他们都是对华比较友好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目前比较客观地对中澳关系进行评价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后来我们想换个思路，怎么样才能够在当前的局势下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所以我们在11月份刚刚办了一个很特别的线上闭门会，我们邀请在澳洲的华人经济学者，或者驻澳中资机构的负责人，请他们评估一下到底中澳经贸关系的症结在什么地方，未来还有哪些对策。他们的建议，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确实是换了一个角度，有了很大的收获。后来在会上形成了一个内参，通过国发院的渠道上报了他们提出的很多观点，是当前我们国家在处理对澳关系的时候没有做的，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完善的地方。

总结一下，对未来的智库合作有几个粗浅的体会。

第一，国际间的智库交流作为非官方的交流渠道很重要，可以作出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当两国官方关系经常出现波折时。这些交流可以为官方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且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与人一旦见了面之后，建立了私人感情之后，交流方式就比纯粹的公对公进行智库研讨就好很多。

第二，智库合作的切入点要选好。重要的信息怎么样能够收集好，跟纯粹的学术交流、泛泛的媒体报道的信息要区别开。现在我们“一带一路”中心团队的人背景比较多元化，经济、金融、国研、文化等领域都有，从各个渠道都可以跟对方对接上，切入点一多了以后，信息的获取价值就更强一点。

第三，不仅仅要注重国际合作，国内也要有合作，比如说我们跟人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国发院其他机构也有合作，能够相互沟通，把信息整合起来。同时，我们跟国内其他兄弟院校也有合作，定期跟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可以经常互通有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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