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2月29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年会暨首届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办。在主题为“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分论坛中，十多位专家学者就全球变革大势、中美贸易摩擦、全球治理危机等方面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为嘉宾的发言摘要。

第一节 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赵可金副院长主持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可能不一定只是“退（群）”或“破坏”，也有“进”和“立”的成分——重组。譬如北美自贸区被他重组以后，加了一个非市场经济，把中国拦在外面，但不是把中国真的拦在外面，而是迂回战术——北美自贸区首先攻克的是墨西哥，然后是加拿大。类似地，在欧洲与日本之间，先攻日本，然后攻欧洲，最终回到中国来。由此可见，特朗普不是单纯的“退”、“退群”，而是迂回前进，在“进”的过程中重新组合。

对于中美“90天休战期”，她认为，只要中国处理得当，很可能成为新的发展与崛起机遇，即让中国高质量地发展，成为一个跃升。如果说2001年中国“入世”是量变，那么这次很可能是高质量的发展。

未来中国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地位。WTO肯定是不允许中国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了。现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在质疑中国是否仍是“发展中国家”。过去我们讲，“我们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看来，这句话可能定性可能有点早了，我们可能是高收入国家。所以我希望的比较好的情况是，把中国列为“高收入国家”。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这两个关卡都过去了，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一切都取决于中国能否完成高质量的发展与改革。

刘洪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21世纪初，我感觉非常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的格局，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现在全球有15个资产家出了一本书《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把这个世界描述成大转型时代。21世纪初和20世纪初相似在哪里？在危机大转型时代出现以前，以前几十年是大缓和时代，从1980年代一直到2008年，这三十年大概叫大缓和时代，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非常快，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一百年前的全球化和现在比一点也不差，从国际贸易、投资都非常快；技术革命，由于自由主义、全球化+技术革命，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非常快。但在这其中出现个问题：1.国家之间经济的失衡发展。2.国内经济，尤其是主导型国家国内经济失衡的发展。

问题出在哪里？由于变化非常快，而发达国家民族体制原因，导致国内政策没有办法非常快地去进行调试，来适应这样一个非常快的发展，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第一次大缓和之后，所谓大转型时期，“一战”“二战”爆发，带来两次战争的爆发，非常残酷，当时很重要的原因是还没有一个全球的治理体系。

21世纪初，这次大转型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技术革命导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内部政策没有适应性调整，导致的结果，目前也是两个失衡：1.国家经济之间的失衡，尤其体现在发达经济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失衡。2.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失衡，导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两种现象出现。

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新的世界变革大势如何看？我想从世界、美国和中国三个视角观察与分析，得出三个“越来越”。世界变革大势，从全球角度，大国还是主角，大国变化引起世界大势的变化，小国的变化可能涉及不到。

第一，世界越来越地球村。不管中美之间怎么变，这个大时代背景和趋势，这是全球化导致的。

第二，美国越来越不美国。国家化、退群、单边，都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原来美国是广泛建群，现在是全球退群；原来是世界性的干涉，现在是美国优先；原来是拉帮结盟，现在是单边任性，这个反差、变化趋向很明显，至少在特朗普上台以后，非常鲜明。

第三，中国越来越像中国。尤其是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多边化，对自由贸易为、倡导和平合作、担当道义，朋友圈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大、越来越紧密。

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从历史来看大国关系，竞争与合作是基本的常态，合作就是双方共商遵约、互利共赢，但是竞争是退群拆台、争地夺权，这是一个常态，而且中美之间多数情况之下是竞争大于合作。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是保持这两者的良性竞合，是尽可能的合作主流竞争可控，防止合作变成竞争，防止竞争转化为斗争，也防止斗争演化为战争。

高祖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在当今大国的竞争当中，欧盟、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其实欧盟战略自主性在增强，由于美国在调整，欧盟这些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距离感拉开，疏理感增强。欧日显示了这种战略自主性和独立性，欧盟不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有距离感。日本一样，日本这一年对话关系改善，就像当年尼克松冲击一样，这次受到特朗普冲击，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改善。简单一句话，在这一轮大国竞争力，欧日的战略自主性突出出来了。对中国来说，应用大国矛盾是有机会的，这是第一个观点，大国战略竞争上升出现新的变化。

第二，全球治理机制是被弱化了。隆主任讲到美国长远来说是要重新构一套，现行这一套觉得不好使的，但是在这个阶段而言，是要把现在这一套东西推翻或改，至于以后改成什么样是未来的事。现在看到“二战”结束以来这一套东西在松散，在被拆解，构建新的是后面的事。我们看到联合国体系里面很多机制，一个一个都面临在拆。这样一来，现有这套东西，中国、其他国家说要继续推动维护，但能不能维护住，是有考验的，发展中国家要一起努力维护这套东西，能不能维护住，这是考验。

第三，现有的被拆，大国竞争，全球性挑战这一年多下来，挑战需要全球治理，但是各个大国们作为国际体系里主要的角色，和原来全球治理的主要供给者，显然供给是严重不足的。这一年看到接下去如果这几个大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合作，挑战还是挺大的。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美关系肯定是困难的，不仅困难，还有一点风险，但是我仍然认为做得好的话，还是可控的。我现在有一个观点，中国在国际形势中可能变成自变量，而不是应变量，原来是应变量。现在由于我们变化引发了外面的变化，要放在里面。中美关系同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塑造力。

美国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对我们是有成见的，这个成见还很难改，但别的领域的精英，经济、文化的还是有一定的余地，地方的老百姓还可以。现在有一些民意调查，年轻人对我们态度还可以，比我这个年龄段的要好，因为老的一批有意识形态，另外有点看不起我们，老觉得我们是打工仔，你混出来了，他心里难受。美国年轻人不如老一代，他说我也是打工仔，可以相互接受。总之，从中国了解情况来看，往后面想有一定的工作余地，关键是国内做好，国内还是经济，如果经济能够好一点，形成比较好的势头，现在保6都吃力，地方政府活起来、市场活起来，超过7、冲8，魅力就上来了，市场很好，再开放一下，让资本能赚到钱。英美是资本控制的国家，美国政治局是华尔街，华盛顿只是国务院，美国南院在华尔街，北院在华盛顿。把政治局搞定了，还有戏。所以市场魅力要起来，还有把市场确实要开放。

我们中国政府也在做，现在就是要做得更好一点，不要拉帮结派，冷战如果成型，有一个结构性的条件就是拉帮结派，我们绝对不要拉帮结派，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很敏感。大英帝国可以做工作，欧洲大陆、日本可以做做工作，应该还是有余地的。

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牵一发动全身，但不是全部，我印象里，习总书记有意把周边外交抬上去，周边外交这几年做得还是可以的，不是很糟糕。中俄关系还是要注意，不要给人家形成同盟的感觉，这是不行了。我在俄罗斯待几天，感觉他们内心对我们戒备非常深刻。当然我不排除中俄结盟也很好，但是政府这一块要很小心。

总之，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有自信心。在国际形势当中，我们某种意义上是自变量，可以有一定塑造能力，做得好，应该还是有能力的。要做得好，国内经济还是关键。坦率来讲，这六年，国内有点偏政治，一个人干活，九个人在监督你，这样不行。大家一起呼吁，回到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形成共识，只要经济势头看好，我觉得全盘皆活。谢谢！

第二节 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何祖坤教授主持。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对全球治理的变化，他认为，目前全球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规则调整的趋势，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挑起很多贸易冲突，越来越体现要做很多规则的修改，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他现在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各种退出是为了制定新的全球的规则。他已经说了规则包括WTO改革、国有企业行为规则、出口信贷的规则等，一说起规则，就想到当时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规则重塑的事情，全球规则重新调整，奥巴马当时通过3T调整国际贸易规则，都是没有中国参与的，所以大家都认为奥巴马也是针对中国的，明显排斥中国的倾向。

中美双边投资条约，里面一些新规则实际上包含了美国政府想推动的所有在3T里面谈到的规则，从这种意义上讲，奥巴马政府实际上也是在使用孤立中国的办法，推动中国接受国际契约，和特朗普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太多的区别。奥巴马推动的事里包括关于竞争中性、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规则，特朗普政府现在基本上是全部在使用，除了环境保护，其他都在使用。

目前特朗普推动的这些规则调整和奥巴马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有三个不一样之处：第一，奥巴马还是有一个明确的通过新规则来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雄心，但是特朗普完全没有，不讲国际主义，讲国家主义，讲美国优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很多新的规则确实具有反全球化的倾向，如限制移民、限制投资、限制跨国公司外包，这些确实有一定反全球化。第二，奥巴马时期更多用区域谈判的方式、周边谈判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新一轮规则调整，特朗普更多使用双边威胁来推动规则调整，这是他的手段。第三，特朗普更加明显地在抑制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更加明显的强调发达国家，尤其美国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尤其中国，如何应对，在下一轮谈判中就需要大家注意。

姜跃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中美贸易摩擦显然这一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对规则的引领都至关重要，有很明显的特点：1.量如此之高，前所未有。2.短期内升级扩散，前所未有，不仅仅是贸易战，科技战、人文交流，各个方面全涉及到了，短期内如此升级，在其他贸易摩擦史上也不多见。

为什么如此之快，出手如此之狠，原因可能在于：

1.特朗普太怪，因为他是超级重商主义者，他没有奥巴马那么大的战略，他是过极的重商主义者，还是考虑钱，认为贸易逆差我就亏了，不行，必须赢，是这种理念。

2.他身边智库太坏，最典型的两个人，纳瓦罗一定要把中国置于死地，还有莱特西德，这两位在跟中国作战，表面上是莱特西德，其实是纳瓦罗。特朗普喜欢的20本书中，纳瓦罗的书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班侬等。

3.中国太快，2001年第六，超过意大利，2004、2005、2006年，三年三级跳，超过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世界第二，谁受得了。所以美国觉得加入WTO以后这16、17年，中国是翻番地往上涨，不行，规则不对。

反过来讲有我们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不一样了，所以才改变，中国自变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去战后那么多年，世界经济谁注意中国，无所谓，但是这几年不注意你不行了。

李永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某种危机，主要是美国各种退群，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伊核等等。APEC虽然没有退出来，但是最后史无前例的没有公报，也面临很大问题。WTO现在威胁要退出来，还没有退出来，按照陈老师说的，他不退出来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改，要变化，否则还是要退出来，甚至在谈退出联合国的可能性，全球治理面临很大的挑战。

从金融机构之后，人们推出新的治理机制，即G20。曾经被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现在看起来不能说失败，至少没有达到预期的替代性作用，包括在今年峰会上，成果有限，至少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所以面临很大的危机。结果是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过去谈论无极时代，战略破裂，就是这样一个乱局。这是第一个结论和其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遇到了挑战，如果失灵的话，怎么办？带来的影响是区域治理重要性的增强，要加强区域治理。具体表现又引申出来一个结果，即区域性强国影响的扩大，美国不仅要退群，而且要退场，警察也不当了，如果没有了警察怎么办？就要搞联防，就要自保的。正规军撤了之后，就要组织保安团，大家要各自来维护地区的区域性秩序，肯定要有一些替代的东西，全球性的没有，在区域层面上的重要性就加强了，也就意味着某些区域性强国作用的增强，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一国迹象，如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就出来挑头了，搞CPTPP，日本成了老大了，美国要撤出叙利亚，土耳其就显出来了，甚至有人在说法国又蠢蠢欲动，觉得美国不干了，他要代表西方发挥作用等等。当然包括俄罗斯、伊朗等等的作用都会加强，南亚的印度、东南亚、印尼这些国家。总而言之，一个结论性的观点就是区域治理层面上的作用会提升，一些中等强国的影响会扩大。

姜安（深圳大学深圳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如何研判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

第一，当今世界如果从变局到变革的话，哪种力量有资格、有能力担任变革的力量，现在主要来看是中美。

第二，中国认为自己可能是一个变革者，但美国是否是变革者。

第三，国际政治最大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国内政治才是最大的外交政治。

一是当下中国除了发展自己，理性对待世界之外，更多是强调防止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政治机会主义，特别是不要被极端的民族主义绑架了，就是繁荣而稳定、自信而自觉的中国对自己、对世界格外重要。

二是理性而自信地大国心态，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声望，是赢得全球治理权力的重要前提。现在讲国际形象，日本不错，日本推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大家可能认同性相对强一点。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建立国富民强，建构正义社会，特别是追求国际诚信，遵守国际规则的文明国家，才是赢得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前提。如果一个国家连公平、公正、诚信都做不好的话，去带领全球建立未来一个国际社会发展体系，要建构新的发展方向，逻辑基础在哪。我的意思是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要和国内情况紧密相关联，让他们感觉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国民有尊严的生活，如果是这个国家力量越强大，国际社会能看到人类光明的未来，如果是另外一种力量，把你作为恐怖势力看待的话，如果这种力量蓬勃发展，会看到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前景。中国共产党要长期赢得合法性执政，这一点要格外关注。

马加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现在我们在研究大国关系、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时，印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存在，巨大的战略存在。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周边、对于我们地区和平稳定，更大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上很多重大问题，可能都是有所缺憾的。

对于印度怎么看？首先要有一个定性，它是我们周边一个大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是多边舞台的一个重要角色。

中印双方政治上的合作性高于排斥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文化上的亲缘性重于冲突性，国际问题的看法相似性多于相对性，有问题、有矛盾，而且有些矛盾、有些问题是非常重大的，如边界问题、大的战略格局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但是相对于总的来说还是应该强调正面的东西多于负面的东西，要不然中印之间也不会由战争边缘转换到现在。

未来可能更重要的是保持中印关系的和平、稳定、健康发展。首先中印不可战，道理都讲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稳定，不能上下折腾，因为中印之间缺乏足够的战略互信，一旦折腾起来，国内也好，印度也好，这种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甚至政治机会主义的东西都会出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有损害的。我们之所以主张中印改善关系，很多人说亲印、亲美，我们也不亲印，也不亲美，我们就亲华，从中国利益出发，包括“一带一路”，不要讲利他主义，首先想给我自己带来好处，同时给你带来好处，要不然的话我们很多东西没法解释，你怎么那么利他，你还是穷人，我们14亿人口中还有多少人是很困难的，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西南方向，处理好和印度的关系，非常重要。

关贵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我的发言主要基于俄罗斯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潜力，或对全球治理影响的能力。

首先，俄罗斯对于全球治理在经济意义上来说影响力微乎其微，我们也不要指望，不管是金砖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没有太大发挥空间。我们外交部门定了调，上海合作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全球治理中间的引领作用。

然而，基于俄罗斯能够在全球安全问题上起到治理的作用，我们也许注意到：

第一，俄罗斯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俄罗斯把自己管好了，国际安全就好一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因为俄罗斯越来越像一个搅局者，要名分，中国给没用，美国不给。美国跟俄罗斯实质性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很密集，但是就不承认俄罗斯可以跟美国要价、要名分，拿不到，俄罗斯就会捣乱。全球安全问题治理，我个人是非常不乐观的，而且现在主要是把矛头指向特朗普，但事实上俄罗斯早已经就从行动上退出了，就等着美国宣布退出。俄罗斯这么做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俄罗斯想把中国裹进来，《中导条约》是美苏签的，过时了，今天中国还在条约之外，不公平，因此俄罗斯是用自己和美国退出的方式，变相地把中国拉进来，让中国参与这个谈判。与之相关就是俄罗斯认为一旦美国退出以后，最可能部署的不是欧洲大陆，而是亚太地区可以全面围堵中国各个点，俄罗斯就可以看更大的笑话。

第二，俄罗斯的世界观、战略观和外交观，或习主席讲的历史观、决策观和大局观，俄罗斯跟我们实际上有很重大的差别。（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