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本文刊于1月11日和讯网。

　　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发，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历史像是突然“大提速”，世界转变是否到了一个关键节点？2017年是否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好像是物理学中的相变现象，全球形势似乎也到了“大相变”的重要节点。引起这些重大变化的根源恰恰是“美元退潮”。

　　什么是“美元退潮”？

　　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加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开始了大规模回流美国的进程，这导致世界其他地区美元供应量持续减少，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美元退潮”。伦敦作为全球美元的流通枢纽，美元在伦敦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上的利率（libor）水平，可以衡量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元流动性稀缺程度。通过2016年美元利率变化，可见全球市场上美元的退潮程度：2016年12月21日，1个月期美元利率达到0.75500，超过美联储加息导致的上涨周期开始前夕（2015年11月17日利率0.20900）的三倍半。

　　美元退潮期对全球、尤其是西方未来的创新前景造成损伤。标准普尔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企业债务规模将从2016年中期的51万亿美元增至75万亿美元。该研究认为，假如利率和通胀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且经济持续增长，企业债规模膨胀就不会构成严重问题。然而，一旦利率上升、经济状况恶化，企业偿还债务将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处理不当，信贷崩盘就会像此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样发生。可以说，美元加息导致2016年起西方企业债市场将被迫在今后数年持续去杠杆化，从而形成“债务悬崖”。

　　从跨国社会来看，美元退潮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扩张过程的反动，由此，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也出现了反动，被美元连结起来的跨国精英群体不再有能力与群众分享利益，从而走向群众的对立面。2016年可能恰恰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某种临界值。例如，2015年，美国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家庭不相上下，这一趋势持续发展。近30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美所占比例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2015年已经升至22%。

　　不难认识到，2016年风起云涌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其实矛头指向是西方的“建制”，可以说这是一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反建制化”浪潮，但其本身仍然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过今后全球化的动力可能改变，像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显示的那样，变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推动的全球化。

　　2016年国际关系“相变”在于，影响国与国之间亲疏远近的关键因素，明显地从传统因素转移为流动性。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扮演着全球流动性总源头的角色。在美元流动性供应充分的时期，“文明的冲突”更容易凸显，因为“文明的冲突”总体来说是一种未考虑金融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理论。而在美元退潮的背景下，除美国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就不得不陷入对稀缺的美元流动性或者能够代替美元提供流动性的资产的争夺，因此，2016年“流动性竞争”而非“文明的冲突”更为凸显。例如，菲律宾政府换届后，突然倒向中国，背后的原因更应该看作“美元退潮”——只有中国能够为菲律宾提供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伦敦金融城是美元欧洲流动的枢纽之一，英国脱欧意味着美元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开始疏离，这必将开启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在内的“次全球货币”进一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出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与合作。

　　“美元退潮”将会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美元退潮”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首先我们会看到，美国将从全球帝国回归孤立主义。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宣布再次加息，美元指数在随后一个交易日大涨，创造了14年来的新高。对于全球，这意味着美元更进一步的大退潮；对于美国则意味着美元回流，但回流的美元却只有资本市场可以容身，由此又加剧了微观经济的“大相变”，传统的“商业周期”已被替换为“资产价格周期”。例如，美国债券市场未清偿债务余额在2015年第四季度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到2016年第三季度为40.83万亿美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07年第四季度该数据为31.88万亿美元。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则是美国社会“大相变”的结果。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但依赖传统产业为生的美国人成为输家。跨国公司不断寻求更廉价劳动力和生产成本，将制造业主体转移到国外，美国本土则越来越聚焦于金融等高端服务业。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从业人员的“被剥夺感”尤其严重。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提出的绿色能源蓝图与产业升级方案让传统产业工人高度不安。相形之下，特朗普的竞争承诺直接击中以传统行业为生的选民：把流失的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带领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时代。

　　而欧洲则从裂变世界成为裂变自身。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让美国精心推进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遭遇“滑铁卢”，欧元能否填补英国脱欧给欧洲带来的“美元流动性真空”存在巨大疑问，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欧元能够填补真空，也需要时间，而这些时间，却可能造成欧盟的进一步分裂。

　　除了英国脱欧，欧洲大陆本身的撕裂正在加剧。空前的难民潮进一步凸显欧洲的东西分裂，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加强了边境管控措施，欧盟《申根协定》下的人员自由流动陷入空前尴尬。与此同时，多国民粹主义抬头，匈牙利和波兰政府已被右翼民粹政党掌控，而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也预示着意大利政治右转。同时，欧元区的致命弱点仍然持续，即没有统一的央行及货币政策，而欧元区各国又各自拥有独立的财政政策，整个欧元区仍然深陷欧债危机泥淖。

　　中国的发展正在改变亚洲格局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国家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寻求对华合作，是全球局势“大相变”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2015年，在美元加息预期的影响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曾遭遇大规模集体贬值。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相对于美元有了回升的表现。在美元退潮的大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回升的表现与“拥抱中国”密切相关。由于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世界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经济地位，因此，人民币在理论上可以成为美元流动性的替代者。随着美元退潮，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新的流动性来源，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增加对华合作的趋势。

　　中国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聚拢吸纳效应显现。多国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基建项目进一步对接，刺激本国投资增长，带动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加入国际物流大通道，促进贸易便利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在东南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弃美亲中”，10月重续中断多年的中菲高层交流、并在访华期间宣布“脱离与美国的联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于11月访问中国，寻求深化中马防务与经济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访华期间，双方在油气供应等领域签署多个大型能源和经贸协议，为中俄能源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拉美国家对华合作已进入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并行发展的新阶段。到2016年底，巴西、阿根廷等九个拉美国家已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几乎涵盖了拉美全部主要国家。与此同时，中拉整体合作顺利起航，以中拉论坛成立为标志，中拉在经贸、政治、人文等方面的整体合作务实推进。

　　中国发展也正在改变亚洲格局，在美元退潮背景下，对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依靠美国砝码来平衡中国崛起，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并有可能危及自身利益。中国作为经济引擎，为世界经济尤其是地区经济输送了强劲的增长动力，现在已经到了把这种增长动力导向秩序框架搭建的时刻。

　　“一带一路”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园项目的推进为亚洲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与旧有秩序下的“安全”相比，基础设施带来的互联互通是切中亚洲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核心需求的公共产品。亚洲秩序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重起炉灶，而是根据地区局势的变化，携手亚洲各国实现共同管理与共同发展，这包括将“一带一路”更多地转换为行动，在上合等现行机制的基础上形成更多行之有效的基本规则，以及就化解领土争端等问题形成区域危机处理机制。对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亚洲而言，这将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中国还带头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提升了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国际地位；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改革和治理机制改革，改变以往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加强中非论坛、中阿论坛，建立中拉论坛，拓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渠道。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世界也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中国为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和主张。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道路上，中国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有主张，有行动，更有身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正在迎来“强国愈强，富国愈富”的“大国马太效应”。

　　历史总是有某种巧合，公元前138年，也就是西汉立国64年之后，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主动控制了被匈奴隔断已久的丝绸之路昆仑道、河源道，从而开启了2000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世界化新时代。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出访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启动了中国走进当代世界核心舞台的脚步。打造一个当代版的古代全球化经济贸易路线，以及覆盖全域的文化软环境，已成为当下中国的标志性国策，成为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极，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也会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像一场飓风，而中国就处在暴风眼的位置，以良好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形势，中国一定会在世界发展的变局中保持定力，同时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

　　中国要争取“天然气人民币”取代“石油美元”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石油取代黄金与美元直接挂钩，成为美元的变相“抵押品”，美国拥有了世界石油的控制权。随着美元影响力降低以及人民币国际影响增强，中东各产油国开始考虑打破对美元的依赖，其中俄罗斯、沙特与阿联酋与中国原油交易已经可以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结束了美元在石油市场的垄断。同时，随着“石油峰值”的到来，天然气作为石油的替代能源拥有巨大消费潜力，但天然气全球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围绕其定价权的争夺势必影响全球能源贸易。这为中国进一步扩大货币国际化范围提供了难得机遇。

　　中国应积极推动在国际天然气交易中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争取天然气的定价权，以“天然气人民币”取代“石油美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首先，要加快天然气进口运输管道的建设，控制天然气运输路线。谁掌握了贸易渠道，谁就掌握了市场主导权。其次，要从周边国家及主要天然气进口国入手，推动人民币结算。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新大国博弈”的焦点，中国想要打破美国霸权，掌握博弈主动权，应从周边国家入手，深入欧亚大陆，建立“天然气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联盟。再次，要逐步建立起天然气期货交易体系。通过推出天然气期货交易，在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推动天然气交易使用人民币结算，提高在天然气市场中的控制力。

　　同时，中国有必要以G20的整体性增长框架为依托，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设计“全球经济协调体系”的大合作框架。首先，设计相互联动的整体架构，将“长期愿景机制”作为顶层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协调网络、搭建金融投资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平台。其次，可以建立包括执行秘书处、“共同工具篮子”、政策效果相互评估机制和奖惩机制在内的协调机构。同时要出台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量化政策目标。最后，推动“全球经济协调体系”成为常态化机制，要从全球价值观、全球增长动力、国际社会发展以及绿色经济等“外生性”要素方面加强建设，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根本价值观。

　　最后，要以“新北京共识”引领全球未来。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在华盛顿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主张私有化和自由主义全球化，其目标是强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大相变的世界中，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失灵，也反过来影响发达国家，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中国从今年G20杭州峰会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并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行动计划；到利马APEC会议上“引领亚太合作新航程”，以自身的发展实践，为破解世界难题提供了经验，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肯定。

　　为有别于美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应当在未来几年中面向世界，提出“新北京共识”主张，并做出完整的中国解读，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中国经验。“新北京共识”的核心是制定有效可行的发展规划，走契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促进全球公平正义，实现和平与共同发展。我们期待，中国能在类似G20，多国领导人共聚一堂的场合中，与各国共同签署《新北京共识》，将中国经验与世界发展紧密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