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2014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网。

　　圆桌嘉宾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昌泓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殷礼明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周明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国际合作开发部主任林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副司长方蔚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业务局副局长靳涛

　　走出去，走出去，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各行各业都在全球市场布局，寻找机会，中国企业国际化正在进入“新常态”。

　　国家战略也在向走出去倾斜，“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中国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1.25万亿美元。

　　学界预计，2014年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将首次超过外商对华投资，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分水岭。在中国政府一系列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举措的推动下，未来对外投资还将爆发式增长。

　　但同时“走出去”也是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荆棘之路。与以往相比，中国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复杂，最近中铁建在墨西哥的遭遇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太多风险需要回避和应对。

　　上一轮走出去热潮沉淀了诸多经验和教训。在大分化的全球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如何走出去，如何应对风险，怎样与国家战略联动，需要哪些支持和配合，如何在新常态下走出去？在日前的文津圆桌上，多位学者、官员和企业人士共同探讨了这些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新常态

　　张建平：对应经济新常态，走出去在今后这几年也会有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理解简单概括一下，首先是中国正成为一个对外投资国，其次中国走出去投资的增速将继续维持高位。

　　中国走出去未来几年肯定是全方位、多领域，特别全方位。过去这些年中国对外投资更多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亚非拉占绝对比重，现在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美国、欧洲每年100%，甚至150%促增长，所以将来后面这几年以技术为目标、以营销网络为目标、以研发平台为目标的走出去成为常态。

　　未来通过走出去构筑中国生产网络和全球供应链，这个全球供应链在这次APEC会议上被提到跟中国国家战略密切配合的高度。因为对中国来讲，要依靠创新、依靠品牌、依靠技术附加值来转变发展方式，走出去就要发挥作用，包括在APEC平台上，包括在“一带一路”平台上。

　　新常态还包括通过走出去促进中国产业国际转移。我举个好案例，中国在亚非拉有很多投资，不是一般理解的将中国污染型企业转到其他地区，比如说中色在赞比亚案例就非常好，他们在那儿建铜冶炼厂，冶炼一吨纯铜能耗水平186吨标煤，这个水平全球最低，这就是技术后发优势所带来的效应，然后他们用技术设备着眼全球市场竞争，用澳大利亚最先进的技术设备，所以他们能达到这个水平。

　　最后一个新常态就是在今后对外投资当中，利用人民币境外投资，这个比重不断上升。

　　郑昌泓：轨道交通行业得到了国家各部委、总书记和总理的支持，竞争力不断上升，产业发展也受到空前关注，几乎是领导人出访必点的一道“硬菜”。

　　要参与国际竞争，布局全球市场，首先要把企业管好。要把企业管理做到最好，经过多年积累，轨道交通已经从过去出口配件打游击战，转入阵地战，成为整车整体出口，附加值和效益都翻倍。

　　企业抓管理的同时要搞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产品链覆盖整个系列。不同城市的需求都能满足，并提供质量过硬的车辆。所以南车一直做国际化合作，在系统内消化先进技术，创造一系列有竞争力的车型。

　　品牌战略服务要跟上，中国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原因在于产品性价比高、国内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支持着中国高端制造业在世界上参与竞争。中国企业的服务有目共睹，能及时有效提供解决方案，抓住客户。

　　周明春：当前企业走出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并购研发机构，提升研发设计能力。

　　第二是投资并购国外非船企业，实现产业链相关多元化，这主要应对造船市场持续低迷，重点放在风电、能源。

　　第三是收购国外游艇品牌，西方游艇技术好，危机之后欧美很多知名游艇企业亏损，这给我们带来收购它们的机遇期，国内很多企业抓住这个机会并购。

　　第四寻求海外上市发展，造船业推进海外上市，实现海外上市，在海外发债。

　　实业要走出去，金融也要走出去，但是怎么走出去，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另外这对金融业是机会。对新常态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众说纷纭，我想说金融业也要有新常态。

　　第五是借助海外上市集团整合造船资源，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海外上市不仅是融资平台，同时也是全球资源整合平台，而且有时候全球资源整合平台战略可能会更大一些。

　　方蔚：我们用十几年时间走过西方国家上百年路子，30年来纯粹吸引外资，走到2013年我们吸引外资118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吸引外资也适应新常态往下走了，可能在2014年、2015年中国成为净对外投资出口国。

　　中国的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制造业向装备制造业转变，这是根本性变化。过去谁也知道核电走出去，我们核电经过几十年发展，储备了一批管理人员，人员数量以万计，世界上其他国家，美国、法国、俄罗斯都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有底气，我们现在水电也很多，像关键技术的百万、千万千瓦这些发电机组技术非常成熟，还有特高压输电，都是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并且有自主知识产权。

　　国际化风险和融资苦恼

　　林森：从国际化角度来讲，走出去首先是企业自身问题，包括企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等，要靠企业自身去解决。但有一些政府层面的需要明确，政府怎么引导。政府管理上，需要考虑内外政策的衔接。

　　核工业也在走出去，在国际化方面就面临一些问题。中核集团公司是全产业链覆盖，中广核是电力开发商，国核技是一家技术公司。

　　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在产业组合上未必是好事，往往会不知道客户要什么。目前国家在核电走出去方面存在一些不顺，能源局给三家核电企业划定了“范围”，相互之间很少交叉。

　　具体到南非核电市场开发，能源局对南非市场开发模式是：中广核牵头，推国核技的技术，中核提供燃料。燃料相对独立性比较好，但是在技术、本地化方案、融资方案方面，三家中国公司各投各的，都不是在一个模式下谈。南非的国际招标会上，中核只介绍燃料，对技术则无法说话。

　　怎么能让企业走出去，真正按照市场供需发展企业？目前一届领导完成任务，国资委考核，今年给一个指标，明年给一个指标，这个到底怎么做，我想也应该有新常态。

　　李毅中：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有四类风险：社会安全风险、法律法规制度风险、项目投资风险、人事文化融合与机构整合的风险。

　　跨国并购完成以后，需要对中外或者这两家企业、两套运行体系进行整合，要从工程建设到投产和当地相关人员打交道。文化很不一样，心理状态也不一样，员工人事整合比较困难，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社会的不协调、环境的不和谐，所以并购项目投用前后应该做好整合工作规划和计划。包括机构、人员、技术、装备等，既要整合要改革，不能操之过急，要分步渐进。

　　周明春：中国造船企业走出去，要与行业企业发展阶段相结合。目前我国造船业短板更多体现在研发、设计、品牌、人力资源上，其中研发、设计等核心，自主能力还不足，企业的定位还比较模糊。

　　柴油系列、双燃料系列、核动力系列，我们不能用50年来完成这件事情。因此当前我们造船业走出去重要方向要聚焦后面技术行业资源，还有人才资源，要完善提高服务水平。大家说到营销网络，还有产业链，日本人也曾经进过豪华邮轮，但是基本上造出来了，亏了很多，造船10亿美元，最后亏7亿美元，什么原因？就是刚才两位老总讲的，日本没有造豪华邮轮的产业链，欧洲是非常成熟的，过去不敢想象，只要你提出要求，数量或者标准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产业链培养的。

　　郑昌泓：走出去还要抱团，中国制造业现在虽然强大，但是中国制造业很多标准和国际接轨不多，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比如说墨西哥项目当时是非常好的项目，后面还有中东和非洲的很多项目，但是在产品标准上都遇到问题，无法直接从国内采购和配套。

　　希望在走出去过程中，能够加强部委协调力度。由于企业发展不均衡，轨道交通企业能力有差异，所以走出去需要国家各部委、商会、协会的协调。

　　靳涛：银行不走出去，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很多困难，外资银行一般不会给你融资，企业融资很多通过国内分行。这些分行了解到公司的情况还不错，实际上大部分央企可能在海外稍微好一点。因为银行也一样，不了解你，对你信用状况，也不掌握，所以不可能花这个钱，给你利率很低的资金。

　　另外我们感觉到国外银行风险防范设置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对担保也好，或者资产抵押也好，股权要求也好，设计很多的要求。这个我们感觉不像在中国，你这个企业遇到困难，大家就采取什么措施化解，但是对外资银行来说，它很简单就是根据法律。

　　国开行资金来源不像商业银行，有储蓄机构，可以吸收储蓄。我们资金来源就是发债，向金融机构发债，向保险发债，向一些大的企业发债，发债就要付利息，我们有时候资金不够了，就要通过人民币发债再去换汇，换汇以后再去支持企业。所以不是说我们国开行赚多少钱，因为国开行定位符合国家战略，希望今后逐渐明确国开行定位，更好服务于中资企业走出去。

　　 怎样更好支持走出去

　　殷礼明：从航天空间角度有一些建议，“一带一路”应该有航天的参与，希望纳入到国家战略当中来，积极参与走出去。

　　航天不光是经济事，还是一个可能跟合作对象搞技术合作、技术交流的重要领域。“十三五”要建设空间基础设施，必须国际、国内通盘考虑，参与建设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全球基础设施，增强行业的全球内涵。

　　 周明春：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有长远战略考量，充分考虑复杂的法律和经济文化环境，要建立全面、灵活、长效的评估机制。同时最好主动引导，市场换资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成商务模式、盈利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模式。

　　注重国际化人才问题，国际化人才短缺是企业面临的大问题。不管什么原因，这是事实，人才引进和培养，一方面要完善我们人才，真正要做到人才应用。

　　另外跟大家认识一样，造船企业走出去离不开政策支持，政府一直也这么讲。针对重点行业，特别战略新兴行业，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把这些东西点对点，具体化，简化一些手续，把政府这种导向和市场平台结合起来。我们要有明确的国家顶层设计，可能直接说生存发展使用价值，这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较强的目的。

　　 李毅中：希望国家层面制定走出去战略规划，这个规划应该包括发展定位、产业选择、区位抉择、投资趋向、合作方式。然后制定主要行业，高铁怎么走出去、石油怎么走出去。

　　建议“十三五”规划把走出去战略规划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避免造成企业对外投资盲目和无序，我们大企业、国企抱团政策非常重要，实事求是讲我们不是太好。以后就形成默契：这个国家如果中石油进去了，我们石化别进去，自己在家里商量，你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分包。

　　制定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且严格执行。在制定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走出去设计的审批程序，外汇管制、资金支持、保险支持、税收政策等，应该有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目的是有助于我们企业走出去。

　　政府某些部门对企业走出去干预较多，有一些项目批来批去，所以要放权，要有更多的自主权。民营企业走出去分量逐渐变重，仍然存在规模小、门槛高、审批慢等问题，另外也缺乏人才技术方面的资源支撑，我们可以强强联合，一下不行，搞临时联盟，搞临时上下游产业协调，大家走出去不要在外面互相竞争。

　　 张建平：围绕走出去的新常态，未来中国企业要更加规避企业国际化的风险。我的理解是与其我们认为这些风险是东道国的风险，不如把它更多归结为中国自身风险，这个自身风险包括中国很多管理制度风险，也包括我们企业自身各种不足所导致的风险。

　　中国未来走出去，要规范国有企业和松绑民营企业并行。中国走出去投资是和我们国内外商投资这套管理制度、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挂钩的。

　　金融支持，无论政策性金融支持还是商业性金融支持都存在大量问题。

　　我有一个例子，为一家国企做走出去战略规划专家评审时，他们发牢骚，一点不想用国开行贷款，它要贷你钱，年利率4.8%，它说要国际市场融资二点几，三点几。

　　他认为说明我们金融机构加快改革，提升市场竞争力，因为海外市场融资是完全竞争性市场，没有利益捆绑关系。还有就是我们商业性金融机构，现在国际化速度太慢。

　　还有一次讲话的时候，叙利亚人问我，现在叙利亚来了很多中国人，但是没有中国金融机构这是为什么。我说问题很复杂，你需要慢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说明我们走出去一定要有背后的金融机构配套支持，大多数国家都是金融、实业配套的。

　　中国现在一定要把企业走出去和援外一些体系结合起来。但是很遗憾，现在两套体系没有有机衔接，而且中国现在缺乏日本开发机构把很多对外援助基建统筹起来的能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