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系前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刊于11月30日新浪网。

　　由中国民生银行与财新传媒举办的2017“一带一路”投融资高峰论坛于11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服务实体经济 融通全球市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何亚非出席并演讲。

　　其表示世界目前正处于一个大变化、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起点上，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深入参与，得到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个倡议凸现了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凸现了中国希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型国际关系观，也突出了中国要求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观。

　　可以说“一带一路”一方面是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蓝图，同时也是解决全球化难题的中国方案。但是“一带一路”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错综复杂，可以说机遇是空前的，挑战也非常严峻。

　　何亚非指出，国际环境有三个特点：

　　第一，美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主导方，他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的轨道，不愿意继续提供或者说只愿提供符合美国第一的全球公共产品。他开始改变或者重新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变数。

　　第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的阶段，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或者用现在的语言讲，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问题，它的矛盾在加剧。所以，我们看到贫富差距在扩大，民粹主义、民主主义、逆全球化的思潮泛滥，导致了社会分裂和政治极端化，特别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引发了制度性的危机。

　　第三，现在的国际化已经是地缘政治的矛盾在上升，这给大国关系和社会格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我们这个世界既不安全也不安宁。

　　面对国际社会面临的这些挑战，何亚非表示，我们的应对思想思维的方式和机制模式都显得不足，他认为全球治理也因此出现了混乱或者说碎片化的现象。中国国内治理的成功和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使世界的目光转向中国，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所体现的习近平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包含的全球治理新的思想，各国都希望从中能够寻求到新的方向，为全球治理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这必然涵盖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要做出新的贡献。这五年来，面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出现的种种问题，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今年初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重要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这些中国治理思想的创新，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和实现的路径。

　　首先“一带一路”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新的大国观和强国路，就表明中国不会走过去那些大国搞侵略、掠夺这种道路。

　　第二，“一带一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合而不同、天人合一、达而兼济天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新的历史道路，可以说体现了中国新的天下观。

　　第三，“一带一路”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与全球化新时代是同步的，与全球治理进入新的改革阶段也是同步的，与国际秩序的大调整也是同步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对各国坚持全球化，战胜反全球化势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包括五个方面，发展战略的对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何亚非指出，其中我金融它的作用非常突出，“通过金融资源的整合，来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贸易的畅通，货币的流通，最终实现全面的互联互通。”充分发挥金融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将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有效保障。

　　具体来讲，在“一带一路”已经深入开展的今天，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该怎么做？

　　何亚非称，首先是要在国家层面继续加大政策性支持的力度。

　　第二，在商业金融机构层面，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应该继续发力，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第三，需要深入的了解和妥善应对国际金融领域的激烈竞争，整合国内的资源，形成合力，确保金融“走出去”，能够很好的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

　　欧美、日本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跨国经营的历史，在金融理念、金融产品、服务水平等方面经验很丰富。但中国的金融机构还存在差距，这让企业拓展海外业务面临了比较大的压力。

　　目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在可行性研究、市场开拓、融资结构、对外报价等方面，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所以需要形成合力，何亚非指出，“国内的金融机构不仅需要学会在海外游泳，还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第四，需要考虑如何推动政策性投资与商业化、市场化投资相辅相成的问题。

　　因为沿线国家的基建项目，通常来说资金量很大，投资回报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困难既需要国家层面政策性投资，也需要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两者需要结合。

　　此外，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不高，是“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地缘政治、国家发展水平、国家治理能力都不太足。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些国家长期依靠国家财政，政府垄断经营，经济效益比较低，而且很多国家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方面也有缺陷。比如说银行需要抵押、质押物来进行投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健全银行就很难获得抵押品。还有不少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兼容，表现在支付体系、法律环境、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这些金融网络的建设相互不兼容，政策上有差异。所有这些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都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最后，何亚非总结道，“总的来说，中国面临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金融机构，不管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是商业性机构，都面临着国内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困难很多，机遇也是空前的。”（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