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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勤:“互助经济”将驱动中国新经济

发布时间:2016-11-08 作者: 刘志勤 

“互助经济”主要来源于“分享经济”,是当前国际社会争相探讨的领域。当前世界经济大局面临增长乏力,前景不明等消极因素。和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主动增长”经济政策,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西亚国家采取了比较“主动增长”的发展政策,使本国经济免于陷入更深泥坑。

  作者刘志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1月8日环球网。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求用“新动能”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10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求是”杂志刊发文章《催生新的动能实现发展升级》。


  在2016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李克强再次强调“培养新动能推动新经济”;后来在达沃斯会议等多个场合提出“新动能,新经济”的发展思路。而“互助经济”作为“新动能”的表现形式,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大动力。


  “互助经济”主要来源于“分享经济”,是当前国际社会争相探讨的领域。当前世界经济大局面临增长乏力,前景不明等消极因素。人们一时看不到更好的增长模式。为了应付当前经济难局,各国主要采取两大类经济政策: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采取的“被动增长”经济政策;和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的“主动增长”经济政策,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西亚国家采取了比较“主动增长”的发展政策,使本国经济免于陷入更深泥坑。


  两种政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被动增长”经济政策的特点以紧缩财政,“削富济贫”,降息减费。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主动增长”经济政策的特色是稳健财政,激贫致富,增贷减债,减轻压力。如中国,印度为突出代表。


  这两个政策导致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被动增长”政策过于保守,所以增长动力不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市场关系变形,传统矛盾未结,又产生新的困境。生产率严重下降,市场需求疲软,深层次结构性冲突加剧。“主动增长”政策注入新的动能和市场活力,摆脱了旧的体制制约,寻找新的激活机制,特别是在结构改革领域探索全新思路,在平衡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努力中解决“市场惰性”效应。导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疲软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惰性”:资金,贷款和融资不旺造成流通市场的“惰性”,皆因老的动能不能继续发挥“余热”,必须有“新动能”能够带动经济前行。


  “互动经济”由此应运而生。“互助经济”的核心是一个“互助”两个字。这是“主动增长”的经济政策的关键。中国的“互动经济”的突出特征表现在多个政策的提出,如“一带一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互联网+行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绿色能源”;“混合经济”以及最具吸引力的“共享经济”和“分享经济”的出现,是推动世界经济转型的重要步骤,具有巨大的市场吸附效应。中国也是提出相关“新政策”最多,最密集的经济体。


  这些成果卓然可见,突出了“主动增长”的显著效果:“一带一路”正是“互助经济”的最好展现形式。到2016年6月,已经有大约40个基础建设项目在沿路国家落地;和近60个沿线政府签订相关合作协议。


  中国对沿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3万亿美元;在18个国家建立了52个经贸合作区,迄今完成15万亿美元的投资;各国经济和人们均获得实利。这正是“互助经济”最理想的宣言书。


  再看“数字经济”,它作为“互助经济”的另一个表现载体,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新动能”,在二十年前中国在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几乎是个空白,而现在已经具有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系统。


  中国已有7亿网民;网上交易达到3万亿;与电子相关产业产值10万亿元;“数字中国”的体系连接118个中央机构和4万多个地方机构;并和5000多地方业务部门相通,成为世界最大的,最缜密的“数字信息网络国家”。


  而中国的“分享经济”方兴未艾,构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互助经济”。“分享经济”原本是个人闲置资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以求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这是典型的“互助经济”模式。


  “一带一路”就是“互助经济”模式突出表现,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具备较强的抗疲劳,抗衰老,抗下跌能力的主要原因。


  “互助经济”模式将进一步推动机制改革和社会公平,进步,并能够深入挖掘新的发展动能。这是改变旧的发展动能的关键。2015年美国的分享经济规模在5000亿美元左右,占GDP3%,而中国只有2万亿元。未来5-10年中国的“分享经济”将占GDP10%上下,并可以创造数百万人的就业。中国的“互助经济”具有特殊的生命力,对于中国的“新经济”的推动将持续发力,逐渐取代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正确的政策是决定“互助经济”能否具有“可持续性”的核心。


  我们提出两个政策建议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互助经济”的“新动能”,让未来的发展多一些机会。第一是释放“税权”,增强“互助经济”的发展潜力。释放“税权”,即把征税政策再次下放地方政府,给地方政府更多,更大,更灵活的处置空间。在前几年,中央把原有的“税权”上收统一管理,地方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适当再次放宽“税权”,让“税权”成为企业发展的“软动力”;第二是给企业“减债免费”即减免“僵尸”企业和20年以上债务的企业支付责任,彻底减负,让那些被债务长期压抑的企业激活新的活力,不再为付债而活,而能够重新投入新的产业革命。


  这两个政策如果能适度调整,一定能够最大限度解放企业积极性,激活经济的全部要素。因为:政策决定未来。中国前景光明,虽有困难,但是克服困难的方法肯定大大多于难题。信心和坚持,是推动“新动能”“新经济”不可缺少的两大主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