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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企业家创新能力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一环

发布时间:2017-10-17 作者: 刘元春 

市场配置资源必须建立在一些组织内部管理基础之上,此外,市场配置资源不是静态的,动态效率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来源于创新,这种创新的核心就来自于企业家。我们要对企业家的身份有一个明确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国有资产与私人资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编者按: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简称《意见》)出台。这份《意见》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这也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在十九大前夕,中央专门出台鼓励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有何深意?给企业家们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本文根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的采访整理而成,发表时有删节,刊于10月13日经济观察网。

  企业史的大家钱德勒认为,一部工业史某种程度就是一部企业家史。工业史上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人员的天职,更是企业家的使命。一些大的企业家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并且能够把它转化成新的商业模式、产业模式,使这些创新转化为价值的实现、互利的增进。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过于简单地把市场当成价格发现机制的源头,而忽略了企业家在形成价格、发现机会承担风险中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其局限性的。这也导致过去我们简单地移植西方教科书的过程中,忽略了企业家的作用——认为我们只要把市场企业建设起来,买卖关系建设起来,市场的一些交易规则建设起来,就能够把市场资源的配置最优化。

  市场配置资源必须建立在一些组织内部管理基础之上,此外,市场配置资源不是静态的,动态效率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来源于创新,这种创新的核心就来自于企业家。我们要对企业家的身份有一个明确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国有资产与私人资产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

  权利:保护产权是内生动力源

  企业家的价值发现和创新才能,很难在市场进行简单的量化,他创造的这种价值也很难简单地用买卖关系来体现。因此,一方面让企业家承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让企业家享有权利,这样他们的能动性才能充分地发挥。

  如何保障企业家的权利?还是要回到市场经济良性运转本身。所谓的良性市场,第一,对交易制度要有一个很好的界定:首先产权必须要明晰,其次要打破垄断。

  市场竞争是存在风险的,因此需要有核心风险的承担者,也要有企业内部资源的控制者,这就是企业家。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简单等于价格体系,它不仅包括产权体系,还包括一个“企业家体系”。

  回过头来看,过去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产权明晰的制度主要有十六字方针和一系列文件来提现,而对于企业家的核心功能和角色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这也直接密切关联了当前市场经济所凸显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企业家对于创新的积极性并不高,懈怠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企业家的价值观念甚至也发生了扭曲,在简单地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目标下进行了大量的投机活动。中国的产业空心化、泡沫化,以及只追求短期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另外一个体现是,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厉害。与此同时,由于产权得不到较好的保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外逃现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基础层面来做文章。保护产权是关键的方面,特别是,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保护要具有同等的权利,这也是这一次的文件反复强调的。我们都知道,有恒产时方能有恒心,在企业家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时候,要想产生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很难的。产权保护在此发挥了很基础性的作用。

  风险:权力寻租是最大的伤害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垄断很可能会导致企业家创新动力的削弱。利润创造可以再很多种模式下实现:在完全竞争中来创造利润,在完全垄断条件下创造利润,在完全管制条件下创造利润,但我们说,企业家的价值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利润创造。

  企业家的价值应该是在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创造利润、创造价值、回馈社会。它不是靠行政垄断、自然垄断,也不是靠各种社会活动来形成它的价值创造。中国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防止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相应的,要建立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过去这五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型政商关系是一个方向。这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放管服要进一步地推动。第二个方面,政府权力模式要发生变化,对企业行为的界定要有负面清单,对自身的权力要有权力清单。第三个方面更为关键,政府职能要配合中国的产业升级、配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换言之,要从过去的投资型政府、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法治型政府。只有政府权力有了很好的界定,才能更好地服务市场,才能够很好地从更宏观的层面来配置社会资源,才能解决市场在配置资源时面临的各种市场失灵的问题。

  另外,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要给予私营企业家更为宽松的创新环境。这其中包括企业家的投资环境,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就没有寻找新的价值创造的机会。也包括产权的保护,平等竞争的权利等。

  除此之外,还要约束一些权贵阶层对于市场的破坏力,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政商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打击这种新的权贵阶层、特别是资本加上权力的组合,成为改善政商环境的一大努力方向。

  如果此前的不良政商关系持续,我们就很难形成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没有公平的环境,就会有寻租,就会对企业家精神带来最大的冲击。

  要想真正地创造一批企业家,要想真正地树立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精神,必须从根本上打击官僚主义、打击新权贵阶层、消除一系列的行政性垄断,形成一个公平的、法治的大市场,这样企业家精神才会真正的形成。

  创新:国企需引入经理人制度

  当然,我们讲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跟西方企业家精神还有所不同。其中最为不同的是,如何界定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

  倡导企业家精神的另一面,就包括了对国有企业的特别关注:新型国有企业内部治理体系的完善,董事会与国资委之间关系的梳理等,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职业经理人模式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一定都是官员,绝大部分管理者应该是职业化的。官员型管理者的权力应该要界定在一些战略性的位置上,而不能够过度地妨碍日常运行中的经营决策。

  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的一些战略性问题需要提供判断。但是同时,必须要充分发挥职业经理层的企业家精神,使他们能够按照产业、市场的规律来进行配置资源,这种平衡恰恰就是未来实现国有企业治理体系科学化的一个关键点。

  当然,这对于国有企业环境下的职业经理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必须从根本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战略上的一些重大举措,再者,必须同时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的需求比西方的企业家精神要更强烈。

  总体来看,我国的经济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大转换期,企业家一方面要适应新常态,另一方面更要引领新常态,善于捕捉新常态里的新机遇,利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等,推动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的转型升级往何处去,关键就在于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功能中的核心。在经济的转型时期,企业家需要具备更多的担当,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也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