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在《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3-24页。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在全世界本应团结起来共同抗疫之时，美国政府却意欲对华发动“新冷战”，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破坏。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指出，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1979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他呼吁中美关系“能够重回正轨，真正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本刊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邀约5位国际知名学者撰文，全面阐释国际社会呼吁美国摒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的观点。学者们认为，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全世界要反对“新冷战”，并在共同抗击疫情、反对战争、应对气候变化、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共同促进经济和平发展等方面更加团结和努力。

［基金项目］ 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研究项目（332113000）；中央网信办金融信息尝试预警研究工作支撑项目（2019K201002）。

［作者简介］ 〔英〕马丁·雅克，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高级研究员。译者：许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编审，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印度〕维贾伊·普拉沙德，印度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莱福特沃德出版社总编辑，《环球旅行者》栏目首席通讯员。译者：孙明丽，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罗思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译者：韩丹，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日〕五百旗头真，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兵库县立大学理事长。译者：赵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丝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正确理解“新冷战”

〔英〕马丁·雅克  许佳（译）

中美关系突然急速恶化，几乎超出东西方所有人的预料，也难以确定以往的平稳关系是否能够继续。依据判断，美国的政治重心正在转移，特朗普还将不断掀起风波。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大多数人对特朗普的胜利感到意外。2017年，中美关系保持稳定，互动良好，中美关系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应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特朗普总统的风格与以往的政治家并不相同。不到一年，整个局面就发生了变化，特朗普挑起了中美“贸易战”。中国处于守势，并正在努力理解当前的形势，揣摩形势的发展方向。中国领导人在当代开始参与全球议程的设定。最具代表性的是，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但是，这似乎成了过去很久的历史，仿佛不是当代的事情一样。

事态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会有怎样的结局？

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从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转变为“战略竞争者”。原因何在？其根源要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1972~2016年，中美两国相对稳定且良好的国家关系是建立在两个基本设想之上的：首先，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其次，中国的崛起不可持续，除非中国转变为西方式的政治体系。结果，这两个假设根本没有成为事实。西方长期预测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危机”从未成为现实；与此相反，美国却经历了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中国的政治制度并非软弱无力。事实证明，其政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失败的，难以理解的失败。事实上，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来预测中国将面临的政治危机却发生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在1972~2016年期间，以上两种设想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但现实彻底地动摇了这两种认知。最终，2008年的金融危机令美国的焦虑情绪越发强烈，支持对华合作的热情迅速降温。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会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威胁”。而这一进程进一步促发了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是这次政治巨变的领导者、推动者与象征，但逆转的范围远不局限于他个人及其支持者。美国国内的整体气氛发生了改变，对中国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将中国视为威胁”的认知，不但已成为美国两党政治上的“共识”，而且成为社会的“共识”。此外，这种认知比开始时要深刻得多。特朗普最初认为中国做贸易“不公平”。一场始于贸易的摩擦迅速演变成包罗万象的对抗：“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流行病战”“宣传战”“金融战”“国家安全战”，以及不断加剧的军事对抗（尽管规模有限），尤其是在中国南海区域更是如此。这一切都发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仅仅两年半。如何理解这种始于贸易，之后扩大到其他各领域的对抗？美国认为，其全球霸主地位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人无法想象自己不再是全球的领袖。因此，美国不能容忍存在挑战者。

问题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会是永恒的。首先，历史上或者未来，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成为永远的全球霸主。国家会兴旺，也会衰落，没有例外。其次，现实情况是，美国正处于快速的衰落之中，尽管是相对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衰落就已初现端倪，并且持续衰落至今，而且步伐加快。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执政精英在内，都坚决否认这一事实（虽然有些美国人开始表现出不同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是第一位承认国家衰落的美国领导人，正如他在竞选口号中所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其意已经暗含其中。不过，他错误地认为自己会扭转这一形势，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解释美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转变对中国的认知呢？即，中国对美国未来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可以说，这种认知的基础是（尽管还处于萌芽阶段）：美国的地位正在削弱，正面临本国的衰落与中国崛起的双重挑战。尽管如此，这种转变的速度之快并非没有先例。1947年，美国开启了对抗苏联的冷战，犹如燎原野火般蔓延。同时，伴随着一种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的不良政策影响着世界。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动荡和不可预测的时期。美国正不惜一切代价扭转注定的态势。因此，我们不能再把世界和平视为理所当然。这是自美苏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第一次面临最大的风险。

以上结论，并非发出警告。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问题上，美国的特点就是高度的不容忍。也许这是因为自1775~1783年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从未面临过外部威胁，至少在冷战之前如此。在地理上，两大洋成为美国的天然屏障；在经济上，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取得了高速发展。这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美国针对“9·11”事件所采取的过激的报复行为，即在世界的另一端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是打击阿富汗的战争，这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久的战争；另一场是打击伊拉克的战争。美国打压对自己地位和权威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手段都趋于极端。

新冠肺炎危机正加剧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特朗普将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中国，起初是一种并不费力的宣传策略，而后演变成一种偏转策略，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他灾难性的疫情处理方式的注意力，尤其是在与中国有效而成功的控制疫情的方式相对比的情况下。其次，中国经济已经从疫情中迅速复苏，相比之下，美国仍在努力地遏制疫情并控制疫情造成的影响。现在就准确地预测疫情对中美两国的经济造成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相比，新冠疫情极有可能导致权力从美国转移至中国。这种结果完全有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崛起做出更激烈的反制。疫情对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不可避免地将采取更加激进、更具对抗性的措施打压中国。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两国控制新冠疫情的效果对比来看，特朗普会拼尽全力为其取得“总统连任”加分，他也乐于“打反华这张牌”。

我们并不是将要步入“新冷战”状态。事实上，“新冷战”的帷幕已经拉开，在贸易、技术、外交等多个领域展开，正如美国政府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所表明的那样。蓬佩奥等人最近发表的演讲可以视为美国对中国发起“新冷战”的宣言。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攻击中国：包括香港、新疆和中国南海，一直到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等。

令人深感担忧的是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政策的多变性和极端的表现。由于担心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失利，特朗普将会采取一切手段。美国是否会在总统选举前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在11月之前他是否会策划在中国南海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不会是美国和苏联冷战的重演。在过去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完全是两个世界，互相独立，各自处于封闭状态。例如，在经济领域，两国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尽管特朗普政府鹰派人物乐于通过经济上的完全“脱钩”来重塑世界，但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他们却做不到。显而易见，这些鹰派人物将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直至走到最远。针对华为的打压仍在继续，抖音被迫停止在美国进行营销。他们也对腾讯公司采取了行动，尚不清楚会进行到什么程度。但是，按照之前打压华为的方式，可以预期的是，美国会动用各种资源阻止腾讯公司得到美国制造的服务器和芯片。基于华为被打压的情况，中国义不容辞，也迫切需要加快其生产高端设备的能力，因为中国一直依赖美国公司供货，尤其是先进的微芯片。目前形势的走向是明确的：特朗普政府将尽可能切断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在先进技术领域。美国的触角远远超出了美国本土，但是，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如此多的国家保持密切合作，美国不可能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因为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不能排除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冲突会有继续升级的可能，甚至会更加严重。但迄今为止，中国采取了较为明智的策略，以防止冲突升级。中国没有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反制。否则，苹果、微软以及波音这类企业将遭受严重损失。当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也至关重要。美元的地位虽已削弱，但是直到现在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在于没有合理可行的替代品。在中美充满激烈的对抗之后，美元仍然保持原有地位已似乎不可能，这是个临界点，而美元的终结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后果，美国将会失去自己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显示国际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资源。

如前所述，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这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不同，苏联几乎把自己隔绝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只在自己构建的经济集团内部存在。与冷战时期相比，另一个巨大的经济差异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几乎可以与美国匹敌，甚至在某些领域更为先进。相比之下，当时的苏联经济一直远远落后于美国。随着苏联经济的停滞，在苏联解体前的20年里，其与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当前的局势却大不相同：中国正在蒸蒸日上，而美国经济却相对下降，这个影响极其深远。特朗普之所以孤注一掷，使用一切手段给华为与腾讯等企业以“致命”打击，正是因为中国科技企业的成功被看作是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威胁”。

然而，问题在于，从长远来看，美国为切断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努力反而可能会降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美国的科技企业。美国企业越来越需要向中国企业学习，而不是孤立并忽视中国企业，孤立和保护主义只会加速美国的衰落。

两场“冷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鉴于苏联在经济上远远不如美国，却寻求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所实施的战略是错误的、灾难性的；中国没有、未来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无论美国为此投入多少，中国的投入都要少得多，中国把资源集中用于捍卫本土和边界上。从长远来看，经济实力绝对比军事力量更为重要，中国深切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美关系恶化不是暂时的，其原因是深层次的。上一轮相对和谐的两国关系持续了44年。我们可以预期，中美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关系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于前文分析的两个原因，中美双边关系已无法回到上一个时期。因为中国不会停止崛起的步伐，两国实力对比亦不会回到从前的状态。中美两国要恢复友好合作关系是有条件的，这样的条件，对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这需要美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全球霸主，美国必须与中国分享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首先是在东亚区域内。在美国接受这一新现实之前，全球局势将会持续动荡。凡是衰落中的帝国很难接受自身领导地位的动摇，正如1945年的英国一样。当下的美国亦将如此，只不过是反应更为剧烈、更为危险而已。

论美国在亚洲发动的混合战争

〔印度〕维贾伊·普拉沙德  孙明丽（译）

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发布若干关于新印度—太平洋战略（以下简称“印太战略”）报告和概况。这些文件及美国政府高官讲话可谓空话连篇，以致难以分析。例如，“印太战略”提及的促进“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到底意味着什么？“自由、公平和互惠”三词有待详述，以明确其意。然而文件洋洋洒洒数百页，却不解释此类词语的含义。“印太战略”看似词句含混，实则潜藏美国政府的深层意图：利用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三国（“四边对话”机制），孤立并打压中国。除此之外，再无他图。

打压中国的原因可回溯至1949年。美国国务院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美国在全球的宏伟蓝图是寻求“压倒性力量”，防范任何对资本主义和美国霸权的重大挑战。美国把1949年的中国革命形容为“失去”中国，彼时常用的话语是从共产党手中“夺回”中国。美国的政策是在亚洲太平洋沿岸建立从日本到菲律宾的属国联盟，从而向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台独”和“港独”成为该政策取向的工具。

《马尼拉条约》（1954年）确立“包围中国”原则。该条约发展为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并持续至1977年。自此，美国推动的一切，包括“四边对话”和“印太战略”，都在部分复制东南亚条约组织。所谓“部分复制”，原因在于彼时的附属盟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印度，考虑到中国经济活力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对严格反华的取向存在分歧；而早期盟友则躲在美国“核盾牌”的庇护下，尚无此分歧。这就解释了“四边对话”机制在2007年至2009年间分崩离析的原因：主要因为国会领导下的印度政府并不急于疏远中国；而目前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印度政府更愿成为美国的附属盟国。因此，美国能重振“四边对话”机制，并利用该机制在整个欧亚大陆围堵中国。

1.投资

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最令其不安。全世界已有上百个国家同意加入该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始于2013年，起因是将中国对西方市场的依赖转向其他国家，利用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建设基础设施。摩根士丹利公司估计，到2027年，中国将在建设项目上投入约1.3万亿美元；而此类项目的私人和公共总投资已近4万亿美元。就连美国的亲密盟友沙特阿拉伯，也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沙特2030愿景”计划的重要基础。虽然中国已投资680亿美元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连接通往阿拉伯海的瓜达尔港，但沙特阿拉伯也同意对该港口投资100亿美元。

令人震惊之处，既在于中国的投资规模，也在于有不少政治身份不同的国家参与其中。中国外交部称，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旅行限制和经济衰退已损害约20%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其余项目已开始运行或继续发展。汤森路透公司和黑石公司共有的数据供应商路孚特（Refinitiv）收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数据：据其统计，2020年一季度虽受疫情影响，但仍有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多个实体宣布实施184个“一带一路”新项目，总金额达1374.3亿美元。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新开工项目总数下降15.6%，项目总金额下降64.4%。数额虽较上年下滑，但相比该地区其他投资，规模仍非常可观。

以上数据可与2018年7月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工商论坛”情况进行比较。该论坛由美国政府主办，在华盛顿特区高调举行。在该论坛上，美国政府夸口，其已通过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投资29亿美元，并通过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CC）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筹集了数亿美元。美国计划用于经贸项目的资金之和，仅相当于中国投资额的小部分。秉承“美国优先”态度，华盛顿无意将更多资金投入正由“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建设的地区。除印度外，该地区各国都不愿放弃融入这个新型欧亚基础设施和贸易综合体的机会。

美国投资往往附加军事诉求，至少其可能性引人担忧。2019年，美国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推进共同愿景》文件指出，美国千年挑战公司是其亚洲整体计划的部分内容，是亚洲众多“为美国企业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创新机制”之一。该报告直接将千年挑战公司与“印太战略”联系起来，让许多亚洲国家陷入困惑。

例如，尼泊尔正在讨论是否应接受千年挑战公司投资5亿美元修建电力线路；这笔钱是否意味着尼泊尔政府不得不允许美国在其国内驻军并设置军事基地？2020年2月，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马达夫·内帕尔表示：“我们不能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我们很清楚，如果此类问题与千年挑战公司有任何瓜葛，我们就不能接受这家公司。”马达夫·内帕尔说，美国政府直接告知，千年挑战公司与“印太战略”无关，不会借此提议建立军事同盟。美国驻尼泊尔大使兰迪·贝瑞来到该国“表明此立场”；马达夫·内帕尔说，他请贝瑞大使提供书面承诺，但目前未能实现。位于尼泊尔与中国边界的木斯塘地区发现高品质铀矿，以及卡拉帕尼地区的印度与尼泊尔边界争端，让一切变得更加复杂。若美国的电力线路投资与军事存在同时来到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危机将一触即发。

2.自由

由于投资无法超过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在言辞上做起文章，他们认为与中国相比，美国更尊重“透明度、人权和民主价值”，而中国则“在国内外均采取压迫手段”。上述观点引自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报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2019年11月）。蓬佩奥任现职之前，曾任美国中情局局长。6月19日，他在民主联盟（2017年由北约前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姆森创立）设立的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蓬佩奥说，欧洲国家应与美国结成大联盟，与中国抗衡。蓬佩奥称，“无论之前担任中情局局长，还是现在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我都应对过形形色色的不自由政权。问题不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而是选择自由还是暴政。”这种老掉牙的冷战言论，以及自由和独裁的陈词滥调，曾被美国国务院用于攻击苏联。“自由”一词隐藏的事实令人不安：美国是世界上羁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血腥战争的主要煽动者。这些事实无人理会。蓬佩奥甚至提出让中情局建立基本的西式“自由体系”以对抗中国。

此类文件言辞直白、内容荒谬，需要十足勇气方能读之。很难想象美国的贸易协议能够保持“透明”，能够如其所说不像中国那样让各国“陷入”债务。图书馆里随处可见各类文件，证明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巨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彼时，利用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政策遏制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诸国。历史仍在眼前，让美国企图宣称其模式优于中国的尝试，显得荒诞可笑。

此外，美国政府已经表示无意开展多边贸易；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澳大利亚和日本只好无奈置之，把精力投入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该联盟由中日两国提出，将美国置于其外。尚不清楚作为美国盟友的亚洲国家，能否轻易忽视对华贸易的利益。澳大利亚继续依赖对华出口原材料，日本公司则继续从在华工厂获益。澳洲钢铁和中国工人都无法轻易替代，因此远离中国的枢纽体系完全纠结于矛盾之中。

3.军事

2018年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举措，将“印太战略”与其真正的军事措施联系起来。美国政府意图非常清晰：美国尽管一直谈论“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却意在让太平洋里的中国船只减少，美国军舰增多。此次更名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指出：“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世界秩序中取代美国”，因此美国的“印太战略”旨在为主导太平洋、印度洋和亚洲地区而战。最新的“印太司令部”文件名为《夺回优势》；随文件而来的是新式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发射后15分钟内可轰炸地球上任何目标，因此防不胜防。

2018年11月，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前，戴维森上将在华盛顿某智库谈及“中国实力”。戴维森说，“2015年其前任哈里·哈里斯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示主权的岛屿是‘沙长城’”；戴维森表示，目前这些岛屿已成为“地对空导弹长城”。美国认为，这将使中国在其领海获得新优势。此类言论让戴维森上将获得更多资金（约200亿美元），建设从加利福尼亚到新加坡的美国进攻线。2019年8月，美国试射一枚中程核导弹，此导弹正是其提议在关岛和中国周边国家部署的武器类型（日本安倍晋三政府讨论推动事实上的“先发制人”政策，与在太平洋沿岸发展新型攻击力有关）。

华盛顿的言辞，加之一系列新式武器，已把我们推向严重军事冲突的边缘。重要的是，中国在此期间从未声称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因此，事实一目了然：美国就是亚洲战争局面的始作俑者。

有趣的是，所有美国政府文件和演讲均未谈及美国政府及其盟友遏制中国“战略”的具体之策。我们了解到的，不过是好战的辞令而已。当务之急，在于给好战之势降温：少说危言耸听之辞，撤除前方军事存在，叫停这场混合战争（包括“信息战”和“贸易战”）。互信与协商，才是前进的唯一途径。

一场针对中国的冷战违背了人类的利益

〔英〕罗思义  韩丹（译）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在这人类历史上关键而危险的时刻，在全世界本应团结共同抗疫之时，美国政府却意欲对华发动“新冷战”，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破坏，更是对人类共同利益和世界人权的蔑视。美国政客近来种种蛮横行径引起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反感和强烈反对。在此笔者就《反对新冷战的声明》，即“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这一声明进行以下的阐述。

2020年7月25日，一场由48个国家学者和活动人士自发组织的题为“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利益”全球在线公开会议在境外多个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站同步直播，并发布了名为“拒绝新冷战”的17个语种版本的共同声明。最初签名的人来自各个国家，包括众多政要、学者、媒体作家，以及198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根廷的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érez Esquivel）以及重要的和平组织，并陆续得到包括退役的美国国防部前官员与欧洲左翼政党领袖等的联名签署。此次活动吸引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网友在线收看，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关于反对美国“新冷战”的讨论浪潮。

首先，该声明性质明确。这是一个广泛的“反冷战”声明，而不是一个狭隘的“亲中国”声明。该声明明确指出“新冷战”的威胁来自美国政府的政策，中国自然而然成为“新冷战”侵略性威胁的直接目标。但是，这个“新冷战”不仅威胁了中美两国，而且威胁到全人类。如果发生“新冷战”，那将是全世界的灾难。

虽然此声明的所有签署者对中国的一些看法或许不一致，针对中国的发展政策，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他们都明确反对通过冷战（或热战）的方式来解决分歧，并一致认为“新冷战”完全违背人类利益，必将使整个人类社会倒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是唯一一个公开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美国在联合国协议框架之外实施单方面制裁，搅乱了国际秩序。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威胁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不幸的是，当前，美国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和仇视，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编造各种谎言恶意抹黑中国，采取诸如签证限制、阻止学者访问等借口阻挠中美之间的正常往来。他们用如此做法来破坏中美之间的联系，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损害两国互信的根基，从而把中美再次拖进冲突与对抗，把世界重新推入动荡与分裂。这就是一场公开的政治阴谋，这场灾难的源头就在特朗普政府。幸运的是，中国并没有被“铁幕演说”激怒，不想寻求以一场“新冷战”的方式回击美国。中方将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

在此，笔者将举例说明当今整个人类面临的五个最紧迫和最重大的问题。这五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新冷战”的本质是什么，以及“新冷战”会对全人类造成怎样的后果。

1.新冠肺炎对人类的威胁

目前最紧迫的威胁就是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在美国完全失控，在撰写本文时，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数居世界之首，已超500万，巴西紧追其后，超过300万。因为巴西遵循美国的政策，即拒绝对病毒进行任何封锁或采取其他有效策略。

在所有主要国家中，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数最高。尽管，当美国实行封锁措施后，美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有所下降（遵循中国和亚洲的模式），美国却采取了有待商榷的政策来解除这一措施，引发前所未有的感染浪潮和新的死亡人数激增。巴西是照搬美国政策的国家，也面临同样的灾难性局面。

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针对新冠肺炎采取了任性松散的防控政策，反而采用种种举措抑制中国，此举造成千百万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这对美国民众，对全世界人民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2.战争对人类的威胁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大部分是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战争给受害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伊拉克有数百万人死亡，曾经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利比亚现已沦落为公开贩卖奴隶的国家。

这些战争同时也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包括中东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造成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反过来又为在全球范围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些热战之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极其危险的措施，威胁着整个人类的未来。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退出INF（中级核力量）条约。此举威胁到整个星球的核军备。美国对联合国商定的国际框架以外的国家实施了单方面经济制裁，包括委内瑞拉、古巴、伊朗和其他国家。这些措施损害了通过联合国共同商定的国际框架，企图强加美国对人类的单边命令。

当然，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的威胁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可能会导致数亿人的死亡，千百年文明的破坏，世界经济的崩塌混乱，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置身事外，必将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

3.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根本威胁。在这里，“新冷战”带来的威胁尤为明显。美国是唯一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国家，这是对国际社会的公开蔑视。这并不是美国唯一破坏针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行为。美国政府正向仍然是《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正式签署国的巴西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施加巨大压力，以破坏这一协议。

事实证明，气候变化能够破坏人类社会。在目前的气候变化下，地球上的所有区域都可能成为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最终必将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说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新冠肺炎对人类的威胁极为严重，那么在未来几年中，气候变化将更具破坏力。因此，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发动“新冷战”将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

4.种族主义对人类的威胁

自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种族主义杀害以来，美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黑人生活问题运动（Black LivesMatter Movement）波及世界大多数地区。美国人民已通过这些行动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由美国而不是由其他国家造成的。无论是非洲裔美国人，还是美国的任何其他种族或宗教少数派，都不是现在威胁美国人的原因。对美国人民的威胁来自纽约和华盛顿的白人统治机构，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

美国政府想要做的是试图在本国和其他国家，说服人民相信他们的问题不是美国造成的，而是其他一些国家造成的。这完全是一个谎言。

在美国，反非洲种族主义是最恐怖的一种种族主义形式，包括法西斯式的人身私刑、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下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其他各种非公开形式的种族歧视。在此之前，美洲原住民也曾遭受过种族主义的迫害。此次事件是世界历史上受害人数最多，影响最严重的种族灭绝之一。在新的世界形势下，除美国种族主义的这些传统形式外，还增加了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特别是在特朗普的言辞和行动的推动下，世界上大多数人现在都受到美国政府的种族主义攻击。简而言之，一场“新冷战”将对国际种族主义推波助澜。

5.阻碍经济发展对人类的威胁

“新冷战”对人类的第五个威胁来自经济发展领域。解决世界贫困问题对改善当前人类的生存状况仍具有决定性意义。按照世界银行的国际标准，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中。这就意味着世界上84％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这个问题不是“混凝土和钢铁”的抽象经济问题，而是关于人们在生活中做出选择的真实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低收入经济体的预期寿命比高收入经济体要短17年。

中国的脱贫人口占全世界所有脱贫人口的70%以上。在仅仅71年的时间里，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晋升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边缘。这不仅对中国人而言是一项巨大成就，而且世界上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将为取得这样的成就而感到兴奋，这无疑是对世界上真正人权的最大贡献。

中国在甩掉百年耻辱后所取得的成就——跻身技术先进国家行列，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值得赞扬。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于此。自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自2008年以来，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增长的37％，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最近两年的情况更加突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0年4月进行的最新预测，未来两年（2019~2021年），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51％，印度为19％，美国仅为3％。此外，美国经济状况已经恶化。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在2020~2021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也就是说，到2021年底，美国经济仍将低于2019年底，而中国经济将显著增长。

全球减贫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并采用了各种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已经有数亿人脱贫。但是，美国发动“新冷战”，是在试图重新定位世界上所有国家，使之远离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转向其自身相对停滞不前的经济。这将增加世界贫困人口，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总而言之，“新冷战”威胁的不仅仅是美国和中国，它威胁人类的未来。美国目前试图发动新一轮冷战的政策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对全人类的威胁。

因此，包容不同观点的广泛联合行动至关重要。在国际上，许多理智的人也会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新冷战”，毕竟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有直接利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许多人不想冒着死亡的风险，因为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问题上的灾难性失败政策可能会导致这种风险；另一些人则担心战争的威胁——美国政府行为造成的国际恐怖主义，甚至核战争的威胁；其他人则反对种族主义，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或遭受美国阻碍经济发展的痛苦。不管如何，这一切都表明，“新冷战”不仅威胁中国，而且威胁全人类。

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有这些力量与世界上任何反对“新冷战”的人，不论在其他具体问题上有何分歧，都能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共同努力，共同抗击疫情，反对战争，应对气候变化，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共同促进实现经济和平发展。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此次“拒绝新冷战”的众多参会者一致表示，任何形式的“新冷战”都是完全违背人类的利益，呼吁美国摒弃冷战思维，支持中美在相互对话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并致力于人类团结。因此，为了人类的利益，应该有一个简单的口号：“不要冷战！”并围绕这一问题开展真正而紧急的国际合作。

世界格局变革中的中美日关系

〔日〕五百旗头真  赵杨（译）

当前的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增大，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都在激荡中调整。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的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和美国共同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在未来的国际局势中承担起极为重要的角色。当前日中关系日趋回暖，而中美关系则处于非常严峻的对峙状态并将成为影响这场大变局走向的最大变数与关键点。这种对峙状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贸层面的贸易摩擦；二是先进科学技术层面的遏制与竞争；三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

纵观世界史，由于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所引起的国际格局调整经常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当然也有个别和平实现秩序转型的案例。格雷厄姆·艾利森（G.Allison）针对过去五百年间新崛起的国家与既有的大国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①]在15组研究案例中，11组是以战争收场的，只有4组国家最终和平解决了问题，其中包括地理大发现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以教皇子午线为基准对世界殖民地的第一次瓜分以及东西德国在冷战结束时的重新统一，但其实上述二者具有例外性，真正没有招致战争的案例只有两个。第一个案例是从“英式和平”（Pax Britannica）向“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发展和过渡。作为世界上首个工业化国家的英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是世界贸易的首要推动者、国际投资和金融领域的主导者和海上霸权或准霸权的持有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然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化势头迅猛发展，对英国形成了巨大挑战。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德国正在逐步崛起，另一方面沙皇俄国通过吞并三汗国建立起威胁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军事基地。鉴于局势所困，大英帝国做出了无论如何不能与美国开战的判断。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均得到了美国的援助，最终在二战中获胜。但二战结束后，获胜的英国却不得不“休养疗伤”，美国逐步崛起成为全球霸主，原来的“英式和平”自然而然地演变为“美式和平”。第二个案例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美苏两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长期对抗却没有爆发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为美苏间的关系是分栖共存的，这两大阵营存在长期的对峙和抗衡；二是因为核武器时代的美苏间是一种“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状态。[②]

基于此产生的思考是，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强国美国二者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解释如下三个问题：第一，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何构建起来的；第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发展什么样的“大国文明”；第三，日本面临中美间的大国博弈应秉持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日中间应如何对话与合作。

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嬗变

当前，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减少国际参与、减少对外援助，从中东撤军，不再充当“世界警察”，同时采取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可以说，“美国优先”政策本身就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当然，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建国之初就已确定的基本政策理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最重要的政策主张就是认为美国不应该拥有同盟国，因为欧洲各国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如果和某一国结盟的话，那么同盟国的敌国也将会成为美国的敌国，在激烈变化的国际关系中美国一定会被复杂的国际关系所埋没。美国不应被这种关系所毒害，而应在新大陆上建设新的理想社会，即主张和奉行“孤立主义”。这种思想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型，最后演变成为“门罗主义”，即不允许欧洲各国介入南北美洲大陆的事务。但问题是，这种情形能持续下去吗？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美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不断发展壮大起来。而同时，世界由于生产力的提升和科技的发展而愈加趋向于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依旧保持奉行“孤立主义”的传统。对于在20世纪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最初坚持中立主义的态度，但当在日渐“缩小”的地球上德国开始对商船等进行无差别攻击后，美国的利益也受到严峻挑战，美国政府根据战事走向以及从自身利益的判断，决定参战。至此美国政府意识到，世界在变小而美国在变大，孤立主义已经没有市场，比起始终坚持中立而待一旦战争爆发再参与其中，更明智有效的做法是平时就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努力不使其演变成非其本意的异常事态。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美式和平”所象征的那样，美国开始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并且积极主导战后世界秩序构建的国家。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构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的重要事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政治方面则是推动了联合国制度的构建。

德国与日本法西斯政权一直宣称其开战具有合理性，因为殖民国家在全世界都有殖民地，即拥有资源与市场，而德日两国不乏人才、技术水平高，却缺乏资源和市场。为了获得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必须”用武力去对原有的势力圈进行再瓜分。从本质上讲，一战和二战都是先发达国家和后起发达国家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因此，只要这样的局面不改变，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下一个德国和日本”。为了避免这种不稳定，同时也为了避免出现类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美国提出要在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领域建立一整套新的制度，并牵头成立了两个重要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愿意加入并遵守规则的国家就可以从这两个机构中获得贷款或援助，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即自由贸易体系由此建立。可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了经济层面上的新的世界秩序，即国家间要建立开放性市场，不要闭关自守，外汇、资本和贸易均可以自由地多边流动。它是一套既能够稳定其他国家又能够更多地促使美国获利的新秩序，也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另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推动了联合国制度的建立。在霸权政治之下，强国用武力去压制和掠夺弱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意识到通过武力去单方面地改变现状是不正确的，每个民族都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得违反。当有国家这样做的话，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和平组织去阻止和惩罚这种行为，起到“国际警察”的作用，这就是罗斯福所提出的联合国制度。联合国最初的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后来又包括了法国，这五个“警察”承担起管理世界的特别责任并拥有否决权。这种机制虽然并不完善，但确实形成了不诉诸战争去解决问题的新的世界规则。比如，对于那些当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平面稍微上升就会消失的国家，它们不必依靠国防能力去抵御外侮，而是可以根据互不侵犯的规则而生存。美国基于这样的构想创制并实施了这一套新制度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事情，这也标志着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却由于被自己制定的规则所束缚而痛苦，似乎在挣扎着高喊以彰显其例外性。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承担维持运营世界秩序的高成本，特朗普认为这是一个“吃亏”的买卖。问题在于，当前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真的要回归“孤立主义”吗？虽然特朗普“美国优先”一类的政策表现出“孤立主义”倾向，但其实美国也清楚不能选择孤立主义，因为世界变小了，极端论是不可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同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并实施改革。尤其在当下，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已经逼近了美国，美国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转折，在这样的时刻重新审视自己是尤为必要的。

二、中国的崛起与大国文明的内涵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发展模式也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至2010年为止中国经济几乎保持了30年10%的年平均增长率。虽然日本也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仅持续了十余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日本的两倍时间，加之本身巨大的经济体量，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中国与日本另一个巨大的不同在于国家发展方针的差别。福田赳夫早已指出，日本不要成为军事大国。[③]战后的日本主要通过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来发展经济，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而战后防务工作则主要依靠美日同盟。事实上，一直以来日本也没有致力于发展超越防卫力量的武装力量，而是更希望能与亚洲各国保持和平关系，同时也在政府开发援助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源。中国的情形与此不同，中国坚持传统的综合国力理论，其最主要的两个构成要素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基于这种观点，冷战结束后在中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过程中，其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也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方针，“越发展越要谦虚”，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奉行此政策的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较为友好，秉持着“参与理论”（Engagement Theory）和“有责任的当事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身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共享全球化的繁荣。然而，1999年发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使得中美关系异常紧张，这时又恰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时期，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建议克林顿从长远考虑，应同意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可以说，日本政府在当时对此的态度同样是较为积极的。

中国一直强调不会走历史上那种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传统大国的老路，而是致力于探索一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路。但一直以来，仍然有一些声音在说中国“韬光养晦”的方针已经有所改变。尤其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凸显出中国的快速崛起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是否会放弃其多年来奉行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存在担忧和疑虑。而同年，面对由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政府成功救市相伴随的，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经济的回落与低迷，这些都不断加深了上述担忧与疑虑。而此时，有的中国学者也主张“可以从‘韬光养晦，戒骄戒躁’的遗训中毕业了”。不过我们仍应看到，习近平主席十分重视世界的公共财产，提倡共同发展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对于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和保护地球环境等特朗普政府所不屑参与和管理的领域，中国政府正展示出重视的态度，希望中国能够坚持下去。

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红利，也是世界秩序稳定发展的成果。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大国，理应具备大国文明的两个要素——和平发展和遵守国家合作的价值基础。越是强国，越应考虑对人类共有需求的责任，背负起大国的使命感，需要深思熟虑如何自处才是对的，需要不断修正、进步、不犯错误，面对当前的复杂世界更要谨慎小心地应对，这才是未来大国应遵从的“王者之道”。中国和美国都应正确认识到“超级大国”背后隐藏的危险性，然后采取更有智慧的应对方式，担负起大国职责。

三、大国博弈之下的日本外交

在未来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中国无疑是两个绝对重要的角色，针对目前中美大国博弈的局面，日本想要实现稳健的国际战略目标，应该“两条腿走路”，即坚持“日美同盟加日中协调”。日本的战略目标不应是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应该成为协调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处于中美两国间和两国进行对话，以此增加相关问题的解决途径。

具体来说，一方面，日本必须坚持并加强日美同盟，但又不能过度依赖美国，要对内加强安保能力、对外提升外交能力。面对当前的全球局势，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日本应与欧洲一同大力维护自由贸易和民主主义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日本同时要在亚洲地区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日中两国应该“吴越同舟”，借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契机加强自由贸易和地球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合作。

应该看到，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已有许多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或日本在不同的时期实现兴盛，但是中国的崛起依然是非常难得且特殊的。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超大型国家在世界并存，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古语有云：存天道尽人事，此之谓政治。这是不变的真理，为此中美应携手合作，发挥大国领导作用。同时，日中间更应该展开积极的对话。这种对话不应仅局限于日中关系或中美博弈等话题，而应走向更高的层面，如共同商讨世界已受损秩序或不公平秩序架构的解决方法、地球的环境问题、老龄化问题等等。综上，我们应看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反全球化的行为不可取且无法持续，日中两国应该在世界自由贸易的体制内加强协调与合作以追求更多共同利益。同时，要秉持大观念上的统一、坚持大问题上的共同点，共同开拓一个超越以往对立关系的时代。

中美会爆发“新冷战”吗？

王文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金融、科技、教育、南海、香港、新疆、人权等诸多领域频频打压中国。关于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评价，甚至是中美“新冷战”的猜测，已成为当下两国舆论与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目前看来，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于2020年5月24日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到其7月9日出席由笔者所在机构承办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的对美政策讲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于9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发长文《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等诸多表态看，即便美国有不少人想发动对中国的“新冷战”，但中国没有兴趣，不愿应战，并非不敢，而是没必要，更不需要。在中国看来，与美国打“新冷战”，丝毫无助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利益，这不仅是中国决策者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实力远不如前，美国对华全面打压并不能阻止中国发展。对两国“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的预估，更像是一些美国政客布下的“诱战”圈套，等着中国出现战略误判，企图通过与中国爆发“新冷战”的方式，转移美国国内的矛盾，进而凝聚美国国内共识与社会团结，最终赢得中美博弈的胜利，延续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中国须看透这一点，以“持久战”的心态与美国缠斗，对外坚持开放、合作，对内坚持改革、发展，最终将跳出陷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与其说是“冷战”，更像是“骂战”？

2020年初，曾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华尔街日报》刊文写道：“那些鼓吹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的人不知道他们想要的目标。新冷战斗士们无法遏制中国，其他他国家也不会加入我们的阵营。”这与1949年北约成立时的美国国际号召力完全不同。他坦承，当下美国对中国的方式只剩下发泄情绪。

按照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定义的四大标准看，即全面对抗、意识形态对立、两大阵营、经济“脱钩”，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两国虽在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紧张的状态，但与美苏冷战时的对抗状态存在较大的差别。除个别国家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两大阵营形成的可能性也非常低。正如美国原助理国务卿、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项目主任柯庆生于2020年9月10日在美国亚洲协会发布的《没有新冷战：为什么美中战略竞争不会像美苏冷战》研究报告中所讲：“中国处在包括许多美国盟友在内的全球化跨国生产链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我们不太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看到全球对立的联盟体系的崛起。”

从2020年两国合作的情况看，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打压与实际经贸合作进程呈现背离的状况。

从贸易领域看，2020年上半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总额为2393.96亿美元，同比下降14.6%，但比第一季度同比下降25.8%已有所恢复，8月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数量更是增长19%。从中长期看中美贸易回升的势头明显。且中国依旧是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占其进口总额的17.11%，充分说明两国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与不可“脱钩”性。

从社会领域看，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彼此关切是真诚的。中美两国民间相互帮助，在2月中国疫情严重时，美国民间曾向中国展开捐赠。此后，美国疫情大暴发，中国又向美国捐赠、出口了大量救助物资。截至2020年9月中旬，中国向美国提供了300亿个口罩，人均90只。

从金融领域看，两国深度融合之势也未被遏制。截至8月中旬，二十多家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共募集资金超过40亿美元，超过2019年度中国公司在美筹集资金的总额（35亿美元）。外资在中国股票与债券市场的持有量自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至2020年3月为止，翻了一番，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标普、惠誉等公司，都大力扩展在华业务和规模。当然，这背后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战略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看，美国对中国发动的与其说是“冷战”（cold war），不如说更像“骂战”(scold war)。特朗普总统2020年2月份还多次发推特肯定中国抗疫。3月上旬，美国新增病例超过1万，并很快上升至100万，不断有媒体与民主党问责特朗普的抗疫失误。于是，从3月中旬开始，特朗普不断“甩锅”中国，试图转移国内舆论的批评注意力。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变本加厉，逢华必骂，不断拉拢他国试图联合打压中国，7月还在尼克松故居发表所谓的“新冷战”演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害怕被选民贴“亲中”标签，也加入了指责中国的行列。截至9月底，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累计超过700万，死亡人数超过20万，约占全球1/4。随着总统选举日临近，特朗普与拜登进行了一场“骂中国”“对华比狠”的选战竞争。

追踪美国舆论的报道焦点，不得不承认，连续“甩锅”中国是有一定效应的。美国媒体的主流报道完全被特朗普政府牵着鼻子走，美国社会的情绪被调动。对疫情的报道与关注，很多时候都被中美两国的摩擦所掩盖。

历史不能由美国政客的谎言来书写。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奥等人的无理指责，中国被迫还击。从4月开始，中国几乎所有媒体火力全开，全面揭穿美国政客的谎言。一场“骂战”在太平洋两岸打响。这场“骂战”比的是事实的真相与历史的道义。世界历史所留下的中美舆论痕迹中，不能只有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声音与印记。

不过，中国政府总体上是克制的。除了外交部进行必要的话语回击外，中国高层保持着对美的忍耐与包容。

当然，笔者倾向用“骂战”，而非“冷战”来形容当下的中美博弈，并不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相反，对中国的一些人、机构、企业与领域的确造成了重大冲击。但是，从长时段地看，中国发展的大势并没有被特朗普政府所颠覆与阻挡，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实际伤害力是有限的。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华单边发动“贸易战”，最终还是回到谈判桌，签署了协议，中国仍保持着对美的巨大顺差；特朗普政府试图打压中国对美投资，却并没有阻止两国金融界的“悄然”合作；特朗普政府以一国之力蛮横无理地想摧毁华为公司，结果却是极大地提升了华为的全球知名度，2020年上半年华为手机一跃超过苹果、三星成为全球销量最多的手机品牌，更是激发了中国人技术自主的决心与斗志；特朗普政府通过所谓的“香港自治法案”，制裁香港官员，结果则是给香港全体市民上了一堂爱国主义课，让香港社会对美国全面放弃幻想，有助于香港的长期稳定；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科技工作者与留美学者，短期内造成了部分群体的损失，但中长期有助于海外人才与优秀学生的回归。

在特朗普的打压下，中国国民心态变得更成熟、更清醒。中国不想成为对抗美国的拳击手，而是融为美国与全球利益的内化存在，像是空气与血液。美国当然没有能力抽离自己所需要的空气与血液。正如美国科技智库信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ITIF）于2020年夏季发布的研究报告《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所分析的中美博弈的复杂性，“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苏联和日本在经济上没有与美国形成深度融合，因此有很大回旋余地。……而对中国这样做，对美国而言，将付出更大代价，且具争议。”

二、中美会“脱钩”吗？

2020年5月美国新增病例超过100万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强硬的表态更是变本加厉，多次威胁要“切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未来中美关系真有可能像特朗普所威慑的那样，在政治、经济、贸易、投资、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完全地脱离互动关系吗？情况正如美国信息科技和创新基金会（ITIF）所说，中美“脱钩”远比所有人的想象更复杂。

笔者从六个领域进行分析：

一是从未“挂钩”、也不存在“脱钩”的领域，即所谓“不脱不钩”。在核武器、航天与其他不少敏感的国防科工领域里，中美两国本来就不存在多少互动关系。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美国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安全领域，长期对中国封锁，迫使中国一开始就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与美国不产生任何关联，将来产生合作的可能性也非常低。在这个领域，“脱钩”的威胁与影响都无从说起。

二是“挂钩”很难、“脱钩”也没什么问题的领域，即所谓“易脱难钩”。这主要是指意识形态与国家形象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接触政策，在高校、文化、教育、娱乐等层面强化对中国的影响，试图推动中国政治实现所谓的“民主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神话”逐渐褪色，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处心积虑近半个世纪在中国经营的正面形象全面崩塌。而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更坚定，两国在国家主流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不断加大，战略互信的难度加大。从这个领域看，所谓“脱钩”对两国的影响评估还有待观望。

三是高科技产业可能“脱钩”、低端产业仍关系紧密的领域，即“高脱低钩”。特朗普政府一直试图让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仅保留低端产业在中国。这既能使美国利益最大化，也能减少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冲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甚至扬言，为有意迁出中国的美国企业提供搬迁费，试图推波助澜。然而，上海美国商会9月9日发布的《2020年中国商业报告》显示，在华美企仍看好中国市场，78%的企业称不会改变投资计划，较2019年上升5.1%。当然，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美企也从2019年的47.2%降至28.6%。诚如美国银行一份报告显示，假如苹果公司将iPhone手机的生产转移回美国，将不得不额外提升20%成本，以弥补其国内更高的生产成本。可见，部分高科技美企可能存在搬迁现象，但特朗普政府很难实现想要的“高脱低钩”局面。

四是短期“脱钩”、长期“钩连”的领域，即“先脱后钩”。特朗普政府强行下令部分企业和产业与中国脱离关系。以半导体行业为例，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强行实施限制对华出口一些敏感半导体、元器件及相关产品的极端政策。2020年3月，波士顿咨询集团曾评估，中美若在半导体领域“脱钩”，将可能会使美国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该领域下降至20%以下，行业收入下降37%，就业岗位减少12.4万个，这种“脱钩”的结果是导致全球产业链将结构重组。从过去20年的手机制造、光伏产业的中国后发制人、变道超车的历史经验看，美国的禁运将倒逼中国半导体产业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很明显，特朗普试图重塑美国二战以来苦心经营的全球价值链和多边贸易体系，但他高估了美国在供给端的自主性，更忽略了需求端的全球性。

五是一半“脱钩”、一半“挂钩”的领域，即“半脱半钩”。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对两国科研合作不断增加阻碍，但两国科技人员的默契仍在维系。2019年11月《自然》期刊数据显示：中美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的论文数量由2015年的3413篇增至2018年的4631篇。但2020年以来，美国发生多起驱逐、拘捕中国科研人员事件，中美科研合作尤其是一些重大敏感领域的合作，将会出现若即若离的“半脱”状态。由于中方科研经费与科研水平都在上升，中美科研界的战略默契将会长期隐性存在。

六是很难“脱钩”、容易“挂钩”的领域，即“难脱易钩”。贸易、人文交流、旅游等是市场化的自然行为，很难被政府行为所阻碍。即使疫情原因和特朗普不断取消中国学生赴美签证一度让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受到影响，但2020年夏季后，两国航班加快复航，人员往来很快便有了提升，美国连续第11年成为中国学生第一大留学目的国。中国是英语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好莱坞电影的最大海外市场。据美国旅行协会执行统计，中国人赴美平均消费6700美元，比其他国际游客高50%。这对于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0%的美国而言，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诚如美国学者鲍恩和欧文在《外交事务》撰文：特朗普与中国“脱钩”的目的无非是想阻止中国经济转型，进而遏制中国崛起，但中国目前的开放战略使得这个目标无法实现。而上文提到的柯庆生发布的报告也说：“我们应该研究中国与全球供应链融合和脱钩的趋势。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这两个关键因素将决定我们是否朝着两个对立集团的方向前进，一个由中国领导，一个由美国领导。没有这种对立的集团，我们就不会有冷战，而是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大国竞争。”可见，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部分美国政客的意志为转移的，试图通过“脱钩”来实现“新冷战”的战略企图不可能得逞。

三、中美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多年来，不少学者都热衷于援引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关于“守成霸权国与崛起国家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的假定，总结大国竞争的历史规律与未来走向。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就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美苏冷战。2012年8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哈佛大学格拉厄姆·艾利森教授的文章，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学隐喻重新唤醒西方对中国崛起引发中美竞争的焦虑。近年来，随着特朗普对华打压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美正在掉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自我可实现的预言”的理论魔咒中。

其实，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诸多国际关系学经典著作中的所谓“大国争霸”假设，多数都是局限于1500年以来西方各国兴衰史，是站在霸权视角虚构崛起大国的挑战，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我臆念。

在殖民时代，从大英帝国的崛起，到英法争霸，再到俄罗斯、美国的领土扩张，以及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战争一直被西方现实主义理论视为夺取人口、资源、财富、领土的必要手段，也是助推国家崛起的快捷路径。但这本质上源于全球化早期的资本主义逐利逻辑。

然而，细究艾利森教授讲述的“1500年以来16组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对抗，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4次避免了战争”的事例，其实并不能完全得出“崛起与守成”之间必然对抗的逻辑。20世纪初，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并没有与守成霸权国英国进行战争。相反，两国还在一战、二战中结成同盟。20世纪与守成霸权国美国发生冲突的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国都无意，也没有实力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通观五千年的世界历史，多数霸权国家的衰败并非源于外部争霸，而是源于内部衰弱。中国二十多个王朝的衰败是如此，古代罗马帝国亦从内部先腐烂。借古鉴今，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德曼特在其著作《罗马兴衰》中列举了210条罗马衰败的原因，并尖锐地指出，“美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美国不驾马车”。美国学者卡伦·默菲在其《美国是罗马吗？》一书中说，美国国内腐败加剧，体制崩溃，经济停滞，衰落进程会像罗马帝国那样，因过度扩张，最终导致绝对衰弱。

由此看，美国一些学者拿“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中美博弈，既暴露了国际关系理论忽视国内因素的简化主义理论桎梏，也突显了借“中国威胁”强化美国国内凝聚力的战略企图。与其担心中国崛起而引发美国衰落，不如反思为何美国建国以来90%时间都处在对外战争中，尤其是近年来的数次战争令国力耗损、世界遭殃。

中国学者需要突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圈套，批判那些动辄以战争逻辑构想未来大国竞争的思维惯性。大量欧美学者如克劳塞维茨、埃利亚斯、基利等都颂扬战争对文明发展的“正面”意义。最典型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莫里斯在2014年新著《战争》一书中写道“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不仅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也让人们变更富有。”这种粉饰西方殖民主义史的有道德缺陷的观点应当大加鞭挞，而臆想中国与美国战争的研究倾向也应被视为一种思想惰性。

从文化传统看，西方崇尚战争，中国热爱和平。“军事战争”在中国文化中通常被视为最后的被迫选择。《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历代君王无不受到“国霸必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警示。这使得中国人通常只是把战争用于内部的政治整合或防御，而非对外扩张。历史传统持续至今，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警示战争的危害。中国政府是过去四十多年唯一没有参与、发动战争的负责任大国，也是世界上提醒“绝不让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等最频繁的大国，更是向世界上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大国，这表明了中国希望和平发展的真诚意愿与决心。

从理性衡量看，中国人对战争收益的认识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战争对一国发展而言未必是“合算”的对外行为，越好战，越不发展。学界通常以美国为例，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耗费约5万亿美元，导致本国约10万军人伤亡，经济总量从占全球GDP由2002年约33%下降到2019年24%。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讲道，战争“是美国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与此同时，相比于军事战争，金融、经济、社会的发展则是21世纪国家发展获益的根本来源。美国之所以能够维系霸权，不是源于军事实力，而是源于金融实力。笔者在专著《美国的焦虑》中曾列举美元的隐性收益，包括美元铸币税收益、负债消费收益、超额投资收益和金融政策自由等四大优势，年均为美国带来超过1万亿美元，足以对冲美国军事战争引发的亏损。

正如2015年9月习近平访美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无论从文化特征，还是从理性诉求，中国都没有追求对美冲突的根本动机。目前一些学者炮制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是话语陷阱、思维陷阱、行动逻辑陷阱。在未来中美博弈中，中国应万分警惕，不能让类似这种简单粗暴的想象限制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四、中美竞争，本质是治国理政之争

当下的中美竞争，与历史上的多组守成国与崛起国相比，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时代特征：一是两国相互依赖与融合的程度远远深于过去。社会、金融、经贸对两国的弥合力量，远大于某些美国政客力量的破坏力量；二是信息化时代全球的脆弱性远远强于过去。中美博弈的任何细微动向都会如蝴蝶效应，波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没有一个国家能不受波及。一个政治人物或舆论领袖的某个言论，都可能会引起国际股市的波动、汇率的震荡，外溢效应相当明显。

这两点特征印证了西方谚语“大象若打架，遭殃的是草地”。在当今世界，或许有个别国家企图在短期的中美冲突中获益，但从整体利益看，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仍是期待中美能够理性解决当下的问题，尤其是对两国卷入“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对两国可能“擦枪走火”甚至爆发军事冲突更是高度恐慌。这是当下多数国家不愿“选边站”的根本原因。

2020年秋季，全球抗疫进入“持久战”，但世界与疫情前的世界已大不一样。数月来，基辛格、约瑟夫·奈、托马斯·弗里德曼、沃尔夫等全球著名思想者都认为，2020年将因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而作为“分水岭之年”记入世界史册。但这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历史分水岭？会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危机周期”分水岭，或是像1991年冷战结束那样的“大国格局重新划分”分水岭，还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样的“世界秩序再造”分水岭，抑或是1519年麦哲伦环行地球那样的“领衔文明更替”分水岭？尚待进一步观察。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疫情过后，美国还是美国，但形象不一样。

美国大国形象的崩塌表现在多方面。在人权领域，过去美国长期试图占据世界人权领域的制高点，对他国动辄指责、颐指气使。但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美国政府防疫不力、无视底层贫苦民众的生命安全、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甚至从德国等盟友手中强抢口罩等防疫物品等一系列做法，已经让美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跌至最低点，美国“人权灯塔国”的神话已经彻底崩塌。

在经济金融领域，与新冠疫情肆虐美国几乎同步的是美国股市和原油期货市场的连续“熔断”，美元信用贬值。美元对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的购买力均在逐年下降，“去美元化”之势相当明显。

在民心领域，所谓“美国梦”几近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难以偿还自己信用卡中的账单。中下层平民尤其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他们在性命不保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因此，作为美国战后七十年来“普遍富裕、机会均等”这一“国设”之基本要素的“美国梦”已然坍塌。据报道，美国本土仅有15%的人信任国家体制。

反观中国，疫情过后，中国还是中国，但发展将大不一样。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服务不仅助力疫情防控，而且极大地方便了疫情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催生出新的产业。在数字等新兴技术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实现深刻转型：在降低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的同时，不断激活、拓展、升级国内市场，提升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产生。

两相比较，后疫情时代，中美两国展现出了两幅截然相反的图景与镜像：一方面世界对以美国为领衔的传统国际体系越来越无力成为世界发展的“领头羊”而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中国方案”随着对国内问题的解决而体现出的对世界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

可见，中美实力的此消彼长，不是源于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基本逻辑的战争冲突模式，而是“谁更能解决好本国国内问题”为轴线的治国理政模式。美国想以传统的“新冷战”方式打压中国，中国则聚焦国内发展与改革，既回击了“诱战”之局，又确保了自身强大，一举两得。

实践已证明，中美之间未来谁能在竞争中胜出，关键不是布“新冷战”之局且试图胜出，而是谁更能创造美好社会，并帮助全世界构建更好的未来。

五、结论：中国要保持对美的战略定力与耐力

对中国未来发展而言，美国现在且长期都将是首要的外部影响力量，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国际成本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的输入变量。中国不选择美国特朗普单边附加的“新冷战”，不是胆怯逃避之意，也不是虚化无助之举，而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且权衡理性选择的利己利人之策。

笔者曾在《强国长征路》一书中用大量篇幅写道，中国崛起是一场“持久战”。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美国综合国力很可能仍将强于中国，中国应该保持对美博弈的战略实力与耐力。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这是中共中央决策层时隔82年再次提“持久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新冷战”甚至“热战”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样悬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中美竞争的上空，双方都应对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保持高度警惕。中美两国都必须认识到，彼此都已发生改变，都应该重新认识与理解对方，只有如此，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才能最终被跨越。

[①]格雷厄姆·艾利森（G.Allison）.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②]相互保证毁灭，亦称共同毁灭原则，是一种“俱皆毁灭”性质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对立的两方中如果有一方全面使用核武器则两方都会被毁灭，被称为“恐怖平衡”。

[③] 1977年8月7日，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出席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与东盟五国首脑会谈，并在菲律宾马尼拉发表了被后人称为“福田主义”的演说。其主要内容之一即声明“日本不做军事大国，要为东南亚以至世界的和平及繁荣作出贡献”，明确承诺“日本以和平和对等的方法与东南亚各国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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