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典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6日《中国银行保险报》。

2019年，世界经济进入了增长疲软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环境下，传统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经济相对脆弱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负增长或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受下行压力的影响，今年全球各国央行掀起了一股“降息潮”，全球已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采取负利率政策。

作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一种，负利率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是为了应对持续低迷的通货膨胀与产出水平，各国对于全新政策工具的探索。在美国选择“大水漫灌式”的量化宽松政策，以缓解流动性困难问题的同时，负利率作为刺激消费的一种非常规手段，也出现在各国央行的政策实践当中。2009年，瑞典国家银行首次突破银行存款名义利率为零的下限，是发达国家负利率政策的早期实践。而在2016年，美联储对大型银行进行压力测试时，也曾放出明确信号，将国债负利率作为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个可能选项。这样的政策“实验”也打破了我们“名义利率必定高于零”的常识。

从早期实践到广泛运用，负利率政策的背后是传统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普遍悲观的增长预期。2019年，受贸易保护主义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许多传统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一系列前瞻性数据表现不佳。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自2019年9月以来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PMI）呈直线下跌，连续数月处于“荣枯线”以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内四次下调全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预测2020年增长率仅为3.4%，触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负利率正在撕裂整个世界，“高通胀”的新兴市场国家和“负利率”的老牌发达国家最终都要被迫选边站队。从短期视角来看，实施负利率后市场主体预期的变化会使金融市场的环境趋于宽松，而长期利率也会随着短期利率的调整而下降，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利率过低会扭曲价格信号作用，弱化利率政策传导效果。另一方面，利率过低将加剧资产泡沫，放大风险偏好和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国内金融市场也存在一些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比如金融监管、地方债务、银行坏账等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形势的缓和趋势。相比于传统发达国家，我国的利率水平仍处于较高位置，而作为负利率货币政策的最早实践者之一，瑞典央行已经在2019年12月19日提升回购利率至零，长达5年的负利率政策走向终结。负利率作为一种暂时做法，虽然实践愈加广泛，但并非是必然选择。

面对负利率环境，我们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政策信心。国内的银行大多数仍以贷款利息与利差作为主要的盈利途径，但负利率将导致这两种途径的利润下滑，受风险规避情绪的影响，银行会降低自身的放贷意愿，不利于金融行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悲观预期占据主导的形势下，如何稳定国内预期、实现经济增长，应当是目前经济、金融政策引导的着力点。在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正在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常态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珍惜与中高速增长相匹配的正常货币政策，警惕低利率可能引发的资产泡沫风险。（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