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网 程诚:《“一带一路”中非发展合作新模式: “造血金融”如何改变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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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诚:《“一带一路”中非发展合作新模式: “造血金融”如何改变非洲》

发布时间:2018-08-23 作者: 程诚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非洲的发展关系着非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及12亿人的幸福,也关系到频频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消除和欧美国家自己的社会和族群和谐。欧美发达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给非洲国家提供过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输血式”援助,不仅收效甚微,还加深了非洲国家的发展依赖。本书探讨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以“一带一路”和中非发展合作为平台,践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造血式”发展合作新理念和新举措。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将会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解决就业和贫困问题,最终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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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林毅夫 著名经济学家

李小云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 燕 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 联袂推荐


◆ 读者定位


 国际合作领域的高校研究者及智库

 推动国际合作的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 关心国际大事和“一带一路”的读者


◆ 内容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频频成为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新殖民主义” “债务帝国主义”甚至“流氓援助国”这样的奇谈怪论不绝于耳。事实上,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仅仅是提供“援助”吗?“援助”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一带一路”真的是到处撒钱吗?西方国家真的如“好的基督徒”一般无私帮助非洲吗?或者说,援助真的可以拯救非洲吗?这些问题都是国际发展学科的研究问题。


程诚博士接受了西方国际发展研究的系统学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八年的时间里游历非洲近十个国家、旅行数十万公里、调研了近百个中国企业项目,对以上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的答案。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在对非交往中广泛使用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的“造血金融”模式,对西方长期执行而又效果不彰的“输血金融”进行了扬弃与超越,为“一带一路”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竖立了“南南合作”的全球典范。


◆ 大咖推荐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非洲的发展关系着非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及12亿人的幸福,也关系到频频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消除和欧美国家自己的社会和族群和谐。欧美发达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给非洲国家提供过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输血式”援助,不仅收效甚微,还加深了非洲国家的发展依赖。本书探讨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以“一带一路”和中非发展合作为平台,践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造血式”发展合作新理念和新举措。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将会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解决就业和贫困问题,最终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程诚博士在该书中对于发展援助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开放金融的造血机制等均作了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创新型的开发金融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很有价值的书。


王燕 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


本书的作者能够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经合组织官方援助的弊病,指出南南合作需要更加宽泛的“发展合作融资”,其中包括各种以发展为宗旨的股权和长期债权投资,这与我们的建议不谋而合,非常难能可贵。能够看到这位青年学者的杰作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 作者简介


程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


2012—2013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并获得CARI奖学金;2014—2016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非常驻)研究员;2016年起,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设的“Made in Africa Initiative”邀请,为卢旺达、科特迪瓦、多哥、吉布提等非洲国家进行国家工业化方案和产业园设计工作。


研究方向是开发性金融、国际发展、中非关系、发展经济学、中国企业国际化。在国内外发表期刊论文十多篇(含合著);在中国、美国、印度和非洲多国报刊上刊载中英文评论性文章五十余篇;曾担任中央电视台、CGTN和凤凰卫视等的节目特邀评论员。


自2010年起从事国际发展研究,并在十余个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


个人主页:/more_zl.php?cid=802


◆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中非发展合作研究的现状

第一节  中非发展合作的源流

第二节  西方对中国援助非洲的批评

第三节  中非发展合作研究中的问题和基本概念辨析

第四节  文献综述与方法论

第五节  中非发展合作与官方开发金融的研究意义


第二章  官方发展援助理论及其批判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与国际发展研究

第二节  官方发展援助

第三节  官方开发金融

第四节  官方发展援助的痼疾:难以规避的效率低下


第三章  中非合作论坛:国际发展合作的全新平台

第一节  中非合作论坛的初建

第二节  世界瞩目的2006年北京峰会

第三节  合作论坛的新议程: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第四章  中非发展合作:与ODA不同的援助路径

第一节  ODA与中非发展合作模式的差异

第二节  ODA的理论框架不适用于中非发展合作的现实

第三节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初探


第五章  “造血金融”: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

第一节  什么是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

第二节  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的使用: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

第三节  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的使用:优惠性质贷款项目

第四节  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的使用:股权投资类开发金融项目

第五节  中国特色官方开发金融的影响评估


第六章  “一带一路”与中非发展合作

第一节  “一带一路”超越南北结构的发展倡议

第二节  “一带一路”有地理边界吗?

第三节  “一带一路”中官方开发金融的意义

第四节  “一带一路”建设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果


第七章  ODA的自我革新和对中非发展合作的建议

第一节  ODA机制的自我改革

第二节  在非中企如何正确处理媒体与公共关系

第三节  对中非发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上架建议


国际关系/经济金融


◆ 推荐序一


李小云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程诚博士在读博士期间,我就与他有所接触,在以后的很多如研讨会的场合听到他许多精彩的观点。程诚博士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专心研究发展援助的青年学者之一,他以“造血金融”为核心概念形成了这本著作,既呈现了中国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也呈现了非洲发展的重要瓶颈。用“造血金融”这样一个核心概念来连接中非的发展,特别是把“造血金融”视为能够改变非洲的中非发展合作的新模式来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从理论上阐述了中非发展的关键连接点。中国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虽然受到很多的争议,但该模式所创造出的经济发展和大规模减贫的业绩却引起了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过去十多年中,中非发展交流与学习日趋活跃。在这样一个学习过程中,如何与非洲国家在平等的环境下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特别是就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核心的机制与非洲朋友共同探讨,是中非发展交流中的重要方面。大多数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去殖民化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如何实现自主型的发展。长期以来,非洲国家的发展在路径上依赖西方发展模式,在资源的供给上主要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一方面,西方的发展援助对于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和国际发展体系所提供的发展援助对于解决非洲的教育和健康问题,尤其是在流行病的防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非洲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西方所提供的发展援助,虽然也强调基于非洲国家的需要,但是由于西方发展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国内政治的影响,需要呈现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和社会文化的价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西方发展援助与非洲国家发展实际脱轨。西方国家通过制定其援助的国别战略来落实其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价值诉求。虽然西方国家在形成国别援助战略的过程中也会与非洲国家进行磋商,也会考虑非洲国家的实际,但在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条件下,很难做到完全按照非洲国家的发展需要提供发展援助。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主要是以无偿援助的赠款形式来提供,单向型的无偿性的赠款看起来显得非常慷慨,并且由于同意附加在援助上的条件远远比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税收所获得的国内发展资源成本低得多,就会使得很多接受发展援助的国家倾向于接受这些援助的条件而获得资金。这样一种机制所带来的问题恰恰是抑制了通过努力而获得国内发展资源的激励。在这样一种援助与被援助的路径之下,很多国家很容易形成援助依赖症。发展援助在很多非洲国家的预算中所占比例非常高。相比之下,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非洲国家却经济发展迟缓、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因此,针对长期以来援助的批评也日趋激烈。


在过去十多年中,很多非洲国家都已经意识到通过发展援助资源来促进国家发展和减贫的局限性,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发展资源和国内发展资源来启动发展。很多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的预算中,发展援助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来自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新的发展资源不断增加。很多非洲国家寻求新的发展资源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发展援助无法满足它们的发展需要。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国提供的发展援助中用于基础设施支出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9%,而相应的非洲国家目前在发展中面临的最大瓶颈却是基础设施。因此,很多非洲国家纷纷寻求新的发展资源。


中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把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突破发展瓶颈的最基础环节,“要想富,先修路”在中国家喻户晓。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是在资金严重缺乏的条件下开始基础设施起步建设的。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围绕着基础设施的融资,在不同阶段创造出了不同的融资模式。中国发展融资的核心特点是政府性金融通过市场运作解决基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且通过市场机制发育出了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融资机制,高速公路建设、铁路建设等都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这一模式也是导致中国基础设施投入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外溢的重要因素。


在中非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比较成功的经验有机地与非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为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同时,通过“造血金融”的模式推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造血金融”机制在非洲的广泛采用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发展筹资的结构,突破了非洲发展的瓶颈,直接带来了非洲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引起了国际社会有关非洲债务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关切。与此相呼应的是,对非的投资恰恰是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债务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旦投资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这样一种互惠互利的投资显然要比造成援助依赖的无偿援助的意义更大。中非发展基金所采用的股权投资模式正是基于一方面考虑到非洲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债务的上限这样一种现实考量。


程诚博士在该书中对于发展援助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开放金融的造血机制等均作了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创新型的开发金融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很有价值的书。


◆ 推荐序二


王燕  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


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非常高兴看到青年学者程诚博士的著作出版。我与程诚相识于2013年夏季林毅夫教授创办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第一届暑期研讨班期间。那时国内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学者甚少,我在授课时发现程诚是为数不多的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渊源、正反面经验、文献资料非常熟知,颇有独特见地的学者之一,印象极为深刻。之后,我们在学术上交流讨论甚多,志同道合,互相鼓励。今受邀写序,欣然提笔。


国际发展援助合作及其融资是涉及经济、金融、社会、历史、外交、地缘政治及全球治理等的跨学科领域,极为复杂。该领域过去许多年来一直被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极弱。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在全球贸易、经济增长、国际发展援助合作与投融资方面逐渐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这方面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基础的南南合作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数据不透明,案例评估不足,对外援助合作的法律法规更是严重缺位。


本书从中国与非洲发展合作的历史和现状开始,以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中非合作的渊源,历经半个世纪的尝试,过程跌宕起伏,包含了挫折、学习、调整和新世纪以来的高潮,讲述了一个完整而精练的故事。作者对于西方主导的官方发展援助理论进行了回顾、反思和批判,在中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详细阐明了中非发展合作特征、它与经合组织所定义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区别,特别是中国特色的“造血金融”而不是“输血金融”,是平等互利共赢的“队友”关系,而不是“恩赐”关系。本书结构层次清晰、文献综述宽泛、实践案例丰富,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国际视角、独特见地、基于中非合作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而获得的真知灼见。在理论框架方面,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中外学者的不同理论研究的客观评价——将本书置于严谨的经济学逻辑之上。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以独特的视角,以成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基础,开创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路。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正在努力以同一视角研究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含宏观、贸易、金融、产业政策与创新等),其中包括国际发展合作及其融资领域。林毅夫的著作总是从回顾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实践开始,继而探讨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上升到理论高度,探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或政策。2008年,当林毅夫作为第一位从发展中国家遴选出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加入世行时,当他经过深入研究东亚和中国发展经验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及倡导“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主张时,世行内部主流经济学家中响应寥寥。2011年,当林毅夫首次提出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比较优势的转移会给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会从跟随的雁成为引领之龙(from a following goose to a leading dragon)时,许多人(含世行内部工作人员)曾嗤之以鼻,以为不可能实现。八年之后的今天,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时势的发展,中非合作、“一带一路”的迅猛发展,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去”为东道国创造了上百万工作岗位(本书中有丰富的案例),许多当时的预测已经或将变为现实。思路决定出路。历史上,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换代、新旧工作岗位的创造/替代,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比较优势转移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大力推动南南发展合作的动机、动力和互利共赢的源泉。正如我与林毅夫合著的《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指出的,中国将贸易、援助与投资相结合,利用自身的三大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共同攀登结构转型这座大山,以便实现互利共赢。第一,中国刚刚完成了从落后的农业向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在近四十个产业部门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下降,这些行业正好符合非洲国家的比较优势,用直接投资方式把它们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形成产业链互补,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第二,中国在多年的自身建设中发展了建筑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主要源于较低的劳动成本、较好的工程技术教育,以及其他国家未有的巨大的规模经济。比如,建设高铁的总成本比发达国家建设同类高铁低三分之一。将这一比较优势用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可以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第三,根据Hofstede(2010)的研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具有长期价值取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和较高的储蓄率。我们将具有长期价值取向的十年期以上的资本定义为耐心资本。耐心资本(与热钱、快钱、移动资本不同)不以短期利润为目标,而是以共同发展为宗旨的类似风险投资的股权和债权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中国在提供耐心资本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正在运用各类国家/地方/部门/企业建立的绿色发展基金或产能合作基金(类似中非发展基金)进行股权投资,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实业的发展,以便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互利共赢。这一思路也逐渐被英美等更多发达国家所接受。


本书的作者能够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经合组织官方援助的弊病,提出南南合作需要更加宽泛的“发展合作融资”,其中包括各种以发展为宗旨的股权和长期债权投资,这与我们的建议不谋而合,非常难能可贵。能够看到这位青年学者的杰作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篇幅有限,不能展开。谨以此文抛砖引玉,聊以为序。


◆ 自序


夜航西非


键盘上敲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飞往西部非洲的红眼航班上。此行,我将先向西南飞越亚欧大陆,经停于东非古国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再转机继续往西南方向横穿非洲大陆,最终降落于西非几内亚湾的科特迪瓦共和国的阿比让市。可能与大众了解的有所不同,埃航的班机早就已经被国人“承包”。从商务舱到经济舱,稍微起雾的舷窗上映出的大多是老老少少的中国脸,少数的非洲人也大多数是往返中非之间进货的商贩和青年学生。中国工程师、民工大爷和金融高管们挤满了整个机舱,一起前往这个古老而美丽的遥远大陆,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长期生活在那里。不同于帕瑞尔•马卡姆(Beryl Markham)


著有《夜航西飞》。始终充满清冷味道的冒险之旅,中国人的“夜航西非”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息。就这样,一百多万中国人的生活与非洲发生了共振,距离和背景产生的强烈反差感可能就是最初让我对中非关系着迷的原因。


我的非洲之旅始自八年前开始的博士研究生活。自那以后,我先前往美国学习国际发展专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而后逐渐拓展自己在非洲的足迹:从城市与乡村,到几乎无处不在的中国人建设的各种工矿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在继续研究中非发展合作,特别是金融领域合作之余,我还利用自己的所学所长为非洲的发展和中非合作从事一些智力咨询的工作。此次西非之行,我就是和来自各大学、院所的同事们一起,来为科特迪瓦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设计工业化总方案,以及工业园的规划方案。而在此之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为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多哥等国政府提供了同样的服务。“中国在非洲”的叙事,从最早的小商小贩和低价商品,到前些年的筑路搭桥和厂矿投资,现在终于也走到了产业规划设计的较高阶段,开始与欧美发达国家一起竞争智力产品的投入了。


总有人问起“国际发展”研究的是什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极度不足,其表现就是与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完全无法匹配的智力支持能力。要知道,欧美大多数一流高校至少都会设立国际发展或者发展研究的硕士项目,为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提供了很多“新鲜血液”。那么,究竟什么是国际发展?这门学科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与非洲在国际发展的研究角度下如何解读?这些便是我这本书的主体内容,也是我博士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这本书既为迎接即将召开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而编辑出版,同样也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寄希望于为广大学生提供中国化的国际发展学科参考书,也为研究同好梳理这一学科最为前沿的理论成果。我一直以为,相比高屋建瓴的发展经济学和静水流深的发展人类学,国际发展只能算是“匠人之学”,其中往往只能产生“专家”而不是“学者”,因为这一学科非常难以从经验事实当中归纳出理论,多数著作只是达到实证研究的水平,而难以达致理论推演的水平。也因为这一学科往往与实践结合得极为紧密,需要学习大量的技术性知识和规范,以便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发展项目当中。假若我的粗浅观察属实,那么就让我做这么一个匠人吧!我希望能够把这一学科、这一问题一点一点地分拆开来,希望可以让普罗大众加深理解,希望莘莘学子和学界同人可以获取新的知识,不断推进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和中非合作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这序言的最后几行字,写于离开阿比让的班机上。同行的乘客中,中国人和科特迪瓦人各半。我的舱位一边是来自广西的淘金大叔,另一边则是来自福建的年轻妈妈——她不满周岁的小宝宝被大叔逗得呵呵直乐。起飞前最后查看手机,微信传来两条消息:一条是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确认成立,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专业的发展合作机构;另一条则来自还在北京的同事,她通知我今年可能要开启东非某国工业化方案的新工作了。


这趟非洲之旅,以夜航开始,而朝霞似乎就在不远之处。


程诚2018年3月14日于埃塞俄比亚航空ET934航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