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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观照中华上下五千年，但并非就历史谈历史，而是致力于勾画其中的连续性，展现当代中国的必然性，揭示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作者以宽广的视野进行了理论建构、历史叙述和文明对比，希望有助于读者理解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延续和发展关系。

作者认为，历史中国数千年来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天下型经济体固有潜力的爆发，成就了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进步。不了解历史中国的脉络和逻辑，就难以给出关于当代中国的合理解释和正确预测。

作者简介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早年在中国海军服役，舰载武器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曾任海军司令部参谋。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著有：《中国力》（2009年与寒竹合著）、《人民共和国》（2018年）。

前 言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周年华诞，全国各地张灯结彩，天安门广场鲜花绽放，一场军队大阅兵和群众大游行，把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

7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也是一场军队大阅兵和群众大游行。从那一年开始，这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是以人民的胜利这个形象昭告全球的，虽然外界充满了怀疑，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每一年都庆祝自己国家的胜利，而且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在那些最困难的岁月里，最孤立的岁月里，还有最危险的岁月里，每年的十月一日也照例张灯结彩，鲜花绽放，从不中断庆祝仪式。因为新中国是如此坚定地相信，无论遇到什么，她都会一直走向胜利。

新中国的自信令世界感到震惊，这个新生国家几十年不变地高举着人民共和国的胜利旗帜，几十年不变地沿着建设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道路前进。到了70周年诞辰的今天，全世界都在见证一个奇迹，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

作为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阵营国家，中国属于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如今，新中国的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前苏联。前苏联这个“老大哥”从1922年12月30日“苏联创建条约”中诞生，至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解体而结束，其寿命是69年差4天。

作为一个没有工业化基础的传统农业国家，中国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严重落后于先进工业国，有段时间差距甚至越来越大。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了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为3.59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近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曾长期大大落后于富裕国家。1978年人均GDP为156美元，不到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5美元的三分之一。但近4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4%，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4.5%，连续超过英法德日等国，来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2018年人均GDP达96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

这些巨大的成果，得到了世界各国的称赞和肯定；而最大的肯定，可以说来自于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位前总统告诉现任总统，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例如高速铁路中国是2.9万公里，而美国是0；例如北京出生的孩子预期平均寿命会比在华盛顿特区出生的孩子多5年。这个国家近来甚至不惜动用国家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的一家信息科技公司。一位前总统顾问在媒体上宣称，阻止这家信息公司比签订贸易协议重要10倍。他的意思似乎是，中国这家信息公司每年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纽约、得克萨斯与佛罗里达三个大州的GDP之和！

无论怎么衡量，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竞争失败的东方国家，已不是人均收入低的贫穷落后国家，也不是科技和教育竞争力不足的弱势国家，而是一个正争取全面胜利的国家。那么——中国到底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来到70周年这个历史时间点上的中国，不仅自己在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整个世界也都在问。

习近平同志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这句话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说出来，意义重大。就像是海上的冰山，当人们围着它水面以上的部分争论不休时，这句话提醒人们：冰山的一角只是冰山整体的一部分，要认识露出来的这一部分，必须理解这一座冰山形成的过程和全部的体量。

就像冰山这个比喻，70年时间，之于冰山一角的当代中国是一种意义，之于整座冰山的历史中国又是另一种意义。之于当代中国，70年不算很短，可视为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还可以再细分为几个阶段。但若放在历史长河中以长久王朝或伟大帝国的尺度看，70年只是一个“初期”。例如享国长达427年的汉朝，到70年时才进入武帝时代，强汉气象刚刚出现；再例如绵延319年的宋朝，到70年时刚刚进入“仁宗盛治”，国势仍在上升期，其时全国人户总数是宋太祖开国之初的十倍（〔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记载：仁宗尝问孝肃包公拯历代编户多少之数，公悉考以对：……太祖建隆之初，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开宝九年，渐加至三百九万五百四户；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来，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经济和科技接近历史高峰。

“初期”和“长期”这两个概念，会带来两种不同的“过去感”。

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到当今的世界，这个一百年可以算是一个“长期”概念。20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一战、二战、冷战、“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世界当代历史中都属于“断裂性”的事件，也就是事件发生之后的世界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但在考察中国的历史时，更多的却是“连续性”，从一个方面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中国自身百年“现代国家建国”的产物，而且连接着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民族救亡图存”的脉络，中间没有断。

再往前追溯，还连接着更早更长的历史脉络。整整180年前的1839年，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南下广州查禁英国商人输入中国的鸦片；整整330年前的1689年，索额图奉命为全权使臣北上尼布楚与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纵贯千里的一南一北，事事关乎国运兴衰、疆域大小，虽说是两三百年前的国之大事，今日观之，却好像完全是为了当代中国所完成的大事一样。

如果说明清时期的国之大事与当代中国直接相关，其间虽有巨变却仍然保持着延续，那么再之前的唐宋、魏晋、秦汉、夏商周，当然也是节节相关，也是虽有巨变却仍然保持着延续。

尤其当人们立足于当代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势高度上，就像是站在高山的顶峰回望来时的登山之路，当然是高度越高，回望的长度越长，而回望的长度越长，路上那些小的方向转弯、道路消失甚至原地绕圈之处，就模糊不见了，只见到从天边到脚下连绵蜿蜒，一路迤逦。

以一种演化主义的观点看，一条从起点出发的道路，无论路上发生了什么，哪怕走了弯路、岔路、回头路，但只要最后胜利地到达终点，则所有历经的路径就都带有了某种迭代的意义，都需要从胜利者的角度重新加以阐释。

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同时提出了“中国到底是谁”的问题。

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胜利者，特别是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崛起的西方社会。18、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们，为了说明西方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便重新建构了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

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从此，“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

刘小枫教授评说：“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

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

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刘小枫：《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已经不重要了。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

但是，新的情况又出现了，中国还是必须要说些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大庆时来自美国的“贺礼”之一，是名叫凯润·斯金纳（Kiron Skinner）的美国黑人女高官于4月30日以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身份发表的一通言论。她说：美中之间的竞争是真正的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况”，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面临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

在中国人努力回望并理解自己的历史道路时，这位美国官员提醒全世界：中国的历史之路代表的是一个文明，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中华文明，今天的道路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归根结底是两个文明甚至是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

这番话有对有错。对的部分是：同样指出了冰山一角与冰山整体之间的关系；错的部分是：这位斯金纳主任显然还陷在传统的“斗争哲学”的泥淖里，说到文明，就一定有高下优劣，是斗争，是非此即彼。

时隔半个月的5月15日，中国在北京主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国和亚洲提出了“文明互鉴”论和“文明平等”论。他在大会的主旨演讲中说：“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就曾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国人民……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本书的主旨也正是如此。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被视为是高人一等的主导文明，所有其他文明都被置于附属或边缘的位置上。在这种“西方中心论”的文明史观中，典型的非西方文明，例如中华文明，实际上无法被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这毫无疑问是个正确的论述。

梁启超曾经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只是到了第三个阶段（自乾隆末年开始至今），中华文明才真正进入了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那么，关于此前的中华文明史，应该怎样建构呢？

了解西方“世界史”主流叙事的人们都会同意，以下这些重大历史事实，在“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当中，往往被视而不见：

一、中华文明自起源到今天，是唯一延续至今不曾中断的文明。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明，第一代的文明中，除了中华文明之外都已经灭亡；第二代的文明中，除了印度文明外都已经灭亡，而中华文明还在；今天的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属于第三代文明，而中华文明还在。环顾世界，与之比肩的文明，没有第二个。

二、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冲破血缘和亲缘关系束缚、以土地和人民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制度（〔美〕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制度的进化，是相对独立于经济发展的。当政治制度基于土地与人民、政府官员通过才能选拔而不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所决定时，这种制度就被认为是告别了古代、进入了现代的。据此，福山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人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秦朝业已到位，比欧洲早了整整1800年）。秦汉之后，历史上几度异族入侵，几度中原易主，但大一统文化不灭，国脉不断，大一统局面每一次都能在崩溃之后迅速重建，两千多年来是一个周期性再造的过程，不断巩固和完备，到了人民共和国时期，郡县制实施更加彻底，大一统措施更加有力，民族融合更加深入。环顾世界，与之并肩的国家，没有第二个。

三、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以百计的民族，但在共同创造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作用下，通过长期的杂处和交流，也通过战争和迁徙，形成了大量的共性，促成了持久不断的民族大融合。成长到今天，聚合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巨族，人口规模接近欧洲与非洲总人口之和。环顾世界，与之比肩的民族，没有第二个。

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国家，一个从文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融合等几个方面都早已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却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长期被认为是远离世界文明、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必须等待先进文明的冲击和改造，这难道不需要拨乱反正吗？

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排除掉“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推倒“西方版世界文明史”的预设，通过对照比较的方式，探讨中华文明和中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这就是本书的出发点。（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