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由人大重阳主编的《重新发现中国优势》一书，收录了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在2013年4月10日重阳论坛演讲的第一部分。本次重阳论坛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主持嘉宾为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前首席代表刘志勤。

　　主持人：王文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并欢迎大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今年1 月19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成立，旨在打造现代化智库的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的设立过程应该说是非常高效的，我们从无到有只用了几个月时间。我以前在报社、媒体工作，当时受到人民大学相关领导的信任，让我组建这个研究院。我在来之前内心也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人，投身于智库某种意义上来说等于换了一个轨迹，其实从人生规划来讲是非常有风险的事儿。后来我就找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银行家、思想家，她就是张燕玲老师，在请教张老师的时候她就非常鼓励我，我说你能不能当我们未来这个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呢？张老师说可以，于是我转头就给人民大学说我可以来人民大学，这是我和张老师之间的故事。关于张燕玲老师的故事，她的经历我想同学们肯定都知道，朋友们肯定也都知道，我想请我的忘年交、我多年的老朋友刘志勤老师来介绍张燕玲老师的简历。刘老师也是多年以来一直对我有恩的老师，我也是受了他的鼓励正式加盟人民大学。刘老师和张老师是几十年的朋友，所以由他来做主持嘉宾也是最合适不过的，我们先用掌声有请刘志勤先生！

　　主持人：刘志勤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为张行长的演讲做主持嘉宾，张行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当年她在集团做领导的时候我们都是辅教的，这也是我今天能有幸作为主持的原因。今年重阳金融研究院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大金融格局”，由张行长做主题报告，对这个大金融形势势必会有所促进和提高。中国目前有三位金融界著名人士：一位是林毅夫；第二位是朱民；第三位我认为就是张行长。

　　三位大家各有特点：朱民先生的强项在货币方面，他侧重于政策性银行和金融决策，朱民先生也是张行长的同事；林毅夫先生侧重于理论方面，学院式、教学式的理论家；而在理论和实干两方面都强的只有张行长一人！张行长在银行界好几十年，我在80 年代初就认识她，当时我担任外资银行驻中国的代表，有很多业务正是在她的指教下，才逐渐打开局面，所以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之前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习金融和国际贸易管理的时候，感觉很多东西都是虚的，对于适应中国市场怎么运作一无所知，张行长对我们手把手、案例对案例地进行各方面的辅导和帮助，使我们在金融界逐步发展到今天。我们在金融界三十多年，在三个国家都被认可的，我曾经是三家银行的代表，在德国一家银行，奥地利一家银行，瑞士一家银行同时做代表，当时在国内是没有的，国内有另外一个姓刘的做过银行第一把手，就是刘明康，其次是我，我之所以这么成功，与张行长一再的辅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中国大金融要发展下去，我认为它的成败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张老师这样的人才，只要有这样的大金融人才，中国试验大金融和强金融的国家梦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中国梦实现不只是GDP，GDP当中主要的一部分就是金融的成就，而金融的成就不是靠资产，不单纯是靠资金，主要是靠人才，而这个人才必须是国际性的人才，在这点上张行长是当之无愧的，下面有请张行长给我们讲课，有请！这是张行长拿的一份报纸，是《人民日报》2006 年的一份海外版，是张行长怎么谈法制，如何进行国际金融交易的，我们非常偶然的拿到了，大家可以看看。

　　张燕玲：谢谢！

　　刘老师介绍的太好了，我受之有愧。今天王文副院长也说了，他们俩把我介绍得很多了，我还想来个自我介绍，首先我是在1977年加入中国银行的，我们国家是1978 年改革开放的，因为那时候我学的是外语，正好改革开放用上了，我们又是做国际贸易，当时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就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当时还不独立，是和财政部一家的，我的工作证是财政部国外局。第二年，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了家，我又拿人民银行的工作证。1983 年中国银行从人民银行分出来，1984 年工商银行分出来，后续又建立了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出来，那时候还不叫商业银行，叫国有银行。这四家是严格分工的，我记得1983 年我在人大进修过半年，那时候人大的老师给我们任课，说中国银行是穿皮鞋，农业银行是穿草鞋，工商银行穿布鞋。

　　中国银行就做国外业务，和人民币不沾边，不做人民币业务，只有我们一家有这个历史。我正好在那个时间加入了中国银行，一直随着改革开放走过来，对于国家一系列的大政策，怎么去执行，那时候是国外银行给咱们贷款，不像现在我们支持这儿，支持那儿，那时候是国外给咱们贷款，国外的出口信贷和政府贷款、商业贷款，才开始跟着做起来。就这样一直做到1991 年，我进入了中国银行的高层领导班子和执行层，2002 年进入到ICC 银行委员会作副主席，ICC 银行委员会有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在的这十年当中换了三位主席，副主席从来没有换过，副主席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俄罗斯人，一位是我，我们四个副主席。

　　这些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辛酸的故事，不是你到了国际上人家就认可你，你说的话人家会说你说得不对，或者说的客气点说你说的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因为当时我们的英语还不是那么强，特别是外国人说得很快，用了很多词，我们理解的时候就有误了，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难受的过程，慢慢的，我们的话语权才越来越多了。银行委员会这十年当中，我们每出一个文件的时候，无论是开会的通知还是惯例的制定，最后都会有一页写着对这个文件负责的解释权，是这四个副主席，我们要对这个文件负责，所以每个月起码一次电话会议，经常我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好几个邮件，都是哪个文件交了第几稿，哪个工作组交了第几稿，如果你接到不回答就视为同意。

　　由于十年在这个委员会工作，在ICC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在我退休以后他们又帮我推荐到ICC 的执行层，最高的执行委员会，我的任期是三年，到2015 年7 月1 日。虽然我选上了，可能有的人还希望我很快下去，因为这个话语权，不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人，是一共才十几人。人们说你的头衔越多，学问越多，其实我不是。我为什么现在是三个职务：一是ICC 的执董；二是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刚才王文副院长讲了，我特别爱才，我的很多朋友，像雨露校长是我十几年的好朋友，还有陈忠阳是我二十几年的朋友，人大英教科书也是我写的，本来大家都不认识，通过朋友介绍，见了面，讲了他们的思路和想法，我觉得如果对国家有用，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就支持。虽然刘院长一直给外国工作，但他是红色的心，这二十几年一直作为好朋友这样下来，大家也经常交换一些思想；另外，我还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票据法研究中心的主任，因为我们国家有《票据法》。但是我认为这个《票据法》很糟糕，很乱。今天不能说，说的话时间就太长了。他们知道我要退休了，就通过关系找到我，我不当这个主任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主任不好当。银行委员会的前身是汇票、支票、出口信用证委员会，后来因为这个名字不大好，而且入票据的时候各国要收印花税，所以票据的使用就越来越少。票据的影子、功能和所有国际结算规则都必须按照国际上的《票据法》来，所以国际上的《票据法》非常好。去年在我们那个票据法研究中心，我用了一下午时间，把国际票据法、国内票据法怎么样修改等等做了讲解。我准备了两三个月，在那里讲了两三个小时，把国际上的票据法都讲了一遍。

　　现在拿起来十年、二十年前的《票据法》重新看一遍也挺费劲的。我想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现在要修改《票据法》，我也应该出点力，就这样做的兼职。当时，王院长找我的时候，我说那些人云亦云的，千篇一律的东西我不想参与了，而且我也太累了。我想参与研究的是有经济附加值的、对国家有经济效益的、能对人民、对国家有好处的东西，不是那样的我一般不研究。我的经济效益不是自己能拿到钱，我现在全部的任职是义务的，我希望能对国家有益。我跟王文院长说我们国家的研究意义都不太重大，真正对企业有好处、对国家话语权有帮助的研究太欠缺了。王文院长一跟我说他的思路，我听了觉得有用，重阳能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不是我帮助重阳。因为工作了四十多年，我的工龄是1968 年开始工作，每年都这么工作，工作得我很土，明星也不认识，电影也不看，除了出国飞机的路上能看电影之外，其余连看电影的时间都没有，整天忙工作，所以就想停下来休息休息。

　　我听王院长讲，觉得能对我有帮助，本来退下来什么都不想干，想享受退休生活，但这个情结一直放不下，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在国际舞台制定规则时要说上话。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可以说是退而不休，退了以后更忙，以前当行长别人写稿看两下讲讲就行了，现在讲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准备，因为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的历史是怎样的，所以很难准备我要的东西，这样下来就更忙了。银行委员会一年两次国际会议，执行董事每年四次国际会议，一个月一次电话会议，每次讨论问题都很激烈。因为有时差，每次开完会中国是10 点，早的时候9 点，讨论完了以后心情很不好。有的时候我的观点胜利了就很高兴，很快就睡着了，有时候自己的观点被驳了或被顶回来以后就特别憋屈，就会走来走去，心里想这么大一个祖国，我一个老太太在这儿跟人家争，图什么呢？有时候生气就想不干了。后来又看到通知，又考虑这个问题我还要说话，就又来劲了，又跟人吵去了。我想光我自己这么纠结不如找点知音。我今天来这儿讲也是想找点知音，肯定在座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愿望，但不知道路怎么走。或者有人疑问，你干啥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很多事情是保密的。这是国际规则，在哪儿讨论，或国际上定一个什么事儿，新闻发布会没开，我给人讲出去了就不行，所以也有一定的难度。今天来这里跟大家讨论，我想会有人将来接我这个班，如果有那么一两个人，哪怕写一两篇文章，在国际上喊一喊我都没白来。

　　最近几天，在我准备要做这个讲座的时候，习主席“两会”以后开始出访，他首先到了莫斯科学院演讲，非常精彩。他说：“合作发展共赢成为时代的潮流，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习主席在德班峰会上讲到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增加金砖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塑造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全球治理体制，前几天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他的主旨演讲又讲到：“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遍布全球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几十亿人口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习主席这一系列的讲话里都体现了“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因为在大家主张共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有共同的经济体，而且他讲到全球治理体制。听了习主席这几次的讲话非常受鼓舞，所以，我也根据我的工作的体会谈谈全球治理的问题：第一，对地球村的认识讲地球村的规则，应该先讲对地球村的认识，当今世界无论是法人、自然人，我们都是主动地、被动地进入地球村，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识，现在已经进来了。比方说中国的奶粉，三鹿出了问题以后，整个中国奶制品事业就被打得一塌糊涂，消费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香港就出台了不允许带奶粉，带奶粉坐牢的法规。所以网上出了一个段子：如果一个人怀孕了以后就到香港去，买几罐奶粉到海关，让香港把这个人抓起来，坐牢两年，孩子在那儿出生吃奶粉，等长大以后再回来。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这个笑话里能悟出很多的东西来。

　　最近，英国、澳大利亚两个国家也开始限制中国游客不允许带奶粉，当然这两个国家不像香港会让带奶粉的人坐牢，这说明香港没有国际视野，哪能让人家坐牢呢？多带一罐奶粉就坐牢，多了你让人家坐得起吗？他没有国际化的思路。现在我们大陆奶粉企业和国家有关管理者，有人发言（也是我同学）说98% 是合理的，网上骂一通，他说那是我说的吗？那是别人写的，又被骂一通。我们应该关注局势的发展，中国的奶业需要强有力的人说话，如果我们不采取什么措施恢复中国人消费自己的奶粉信心的话，你将来在国际上就没有相应的地位了。我们国家都上天了，管理奶粉难吗？管理者没有国际化的意识，香港管理者更没有国际视野，抓到你坐两年牢，那就坐吧，对你的信誉也没什么影响。今年的“马肉风波”实际是法国西部小肉联加工厂，从南斯拉夫进口了750 吨的马肉，550 吨贴上欧盟原产标签，实际也可以算成欧盟原产，贴上标签以后也是给一个设在法国卢森堡的肉食加工厂加工了450 份食品，售给欧盟13 个国家的28 个分销商，引起了整个欧盟的紧张，因为我们国家对后面的事件不报道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后面的处理。我们的奶粉应该学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最关键的肯定要恢复信心。一个企业出毛病，一定要站在国际视野上让市场恢复信心，这应该是你做的工作，我们应急事件出来以后，看看我们的人怎么处理，怎么说话，说了以后反而让人家更反感。不抓主要矛盾，说明我们没有国际视野。

　　前几天旅游组织发布2012 年中国人海外消费是1020 亿美元，已经被认为是全世界旅游消费第一，我们的奢侈品消费全世界第二。作为法人组织，你的国际视野、地球村的概念更应该加强。比如石油业，现在的石油企业有产油国的、非产油国的，实际上石油已经被瓜分完了，非产油国的可能就要投资产油国的，买断它即期和远期采掘权、经营权、出口权或参股。如果不做这样的安排可能十年以后就没你的事儿了，所以企业作为一种法人要这样，作为国家更要这样，比如金融、货币政策。从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开始使用量化宽松政策QE，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准备，人民币从2008 年就开始互换，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到现在19 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2 万多亿元人民币，这次又和巴西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巴西央行行长说我们签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无论国际金融市场如何，我们都有300 亿美元够用，相当于巴西8 个月对华出口额或10 个月中国对巴西出口额，足以保证国际贸易运行，降低国际汇率波动给本国双边贸易带来的风险，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去年中巴贸易是750 亿人民币。

　　地球村的概念是加拿大的一个传媒学家麦克卢汉在1967 年提出来的，他当时预言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环球村正在产生，他所设想的环球村已经实现。麦克卢汉地球村理论是全球化的萌芽，我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深受他的影响。之后类似的全球化理论研究非常多，比如2005 年弗里德曼《地球是平的》，这本书告诉人们地球变平的过程，这本书第二章详细阐述了铲平世界的十大动力，包括开放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搜索技术等等，特别是全球化趋势对现有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产生的巨大影响，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必须应势而变，把创新作为核心价值观。我接触了很多人，他们今天这么创新，明天那么创新，有的是老酒新瓶，有的说创新就是从国外抓人家一个东西来学习就叫创新，我理解全球村的概念，这个创新核心价值观是站在全球利益上创新，和用全球竞争的观点来创新，我们有的时候把创新理解歪了，要参与全球的管理，中国买啥啥贵，在国际上卖什么什么便宜，因为你没有参与全球管理，所以人家欺负你，中国买这个价格就上去了，中国要出口什么马上价格下来，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全球的管理。

　　在这个变平的世界里，每一个个体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不管你过去有多么大，多么优都没有用。诺基亚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都将被迫参与全球整合的业务当中来。你要没有这个意识，大家都不用你的产品，你的企业就会没有了。企业在变平的世界中成长着，现在的企业都应该是有国际化视野的，有三个形式：一是国际化的企业。就是立足本国的，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获利，根据国际惯例，有10%—15% 的利润来自于海外的就是国际化企业；二是再深一步是跨国企业。在海内外都有机构，独立运营，在全球获利，这样的企业规模都很大，一般有100 个国家左右；三是最高的形式是全球整合的企业。整合了全球的优势，在各国承担了最低的成本，他把这个企业分为利润中心、成本中心，有的地方有价值的增长点。国际上银行界早说将来砖瓦银行的业务会越来越小，取代的是在企业价值链、增长点的时候银行产品就进去了，给你贷款和融资，或者要帮你怎么样，银行和企业是这样的关系，由于企业这样的组成就形成了供应链。为什么老提供应链？因为供应链这个词在我们国家也给用错了。这样，企业就会产生税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有进出口统计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的组织里很多专家也在考虑这些问题，怎么样推进。因此最高层次的企业是利用全球最高效的资源工作的企业。

　　北京是国际化的城市，去年在ICC 世界工商领袖大会上，这是我们北京市陈功（音）副司长用的数据，可能今年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个北京有这么多的外国企业和投资机构，我们国家在国外也有，比如China Town唐人街，现在到任何国家大一点的城市里都有唐人街，没有唐人街也有China 餐馆，全世界似乎都有我们的中国餐馆。还有孔子学院，2004 年在韩国成立了首家孔子学院，到2009 年我们在88 个国家建立了2824 个孔子学院和272 个孔子课堂。所以，你参不参与，愿不愿意都会被全球化影响和制约。比如碳排放，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碳排放，没有工业，发达国家随便排放，现在发展中国家起来了，去年我们争的最多的是欧盟要收我们的飞机碳排放税。我想说的是，它提出这个问题就有人响应，包括发展中国家，人家有本事说服你过量碳排放对全球造成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减排，既然要减排，我们就出来一些国际规则，有条款和条约，后面的金融就跟上了，碳排交易随之产生了。碳排互换，是有期权的，我用不了那么多，把期权卖给你，你现在可以用，将来可以用。你愿不愿意鼻子都已经给人家牵到那儿去了，你就必须那样做。（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本书简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书《重新发现中国优势》，2014年8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人大重阳研究院主编的人大重阳金融研究书系的第11本金融类图书。本书为近两年国内外政要名流在人大重阳的讲座实录。该书倡导“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发展拥有充分自信”。这是人大重阳首次以讲座实录的形式向读者介绍国内外思想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和研究，主讲人包括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马丁•李斯，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等11位国内外政要名流。他们以一种客观、批判的精神重新发现并审视中国优势，寻找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从而推动中国话语的崛起。全书约30万字，共分12个章节，每章配刊有讲座现场图片。该书汇集了国内外思想界对中国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们怀抱着对中国发展的充分自信，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找中国制度优势，怀抱着一种特殊情怀与客观理解去解读中国模式。他们不拘泥于学理，他们坚信实践出真知，他们脚踩坚实的土地，励志探寻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国家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