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贸易、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等经验，也学习其治国理政经验；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进入中国市场，解决资本无处去的难题，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打造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也学习借鉴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和国家治理经验。这才是改革开放40年的真实写照。
欧版“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比有鲜明的三个特点：一是规则上强调欧盟的高标准。欧盟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也如此。但是欧盟的“规则”更体现“欧标”，此文件强调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概念，就是典型例子。
最近，有媒体发表了某教授的《2018、2019、2020将是最艰难的三年》，该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由此入题。但这一部分的基本数据和概念都值得商榷。如作者简单地把出口额除以GDP作为出口依存度。虽然这一比例经常见诸研究报告，但其含义仅仅是参数，不是内涵性比例，不是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
中国智库的启民力度仍需加强。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进一步开展，中国一些对外政策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然而，中国智库在此方面的工作依旧不足。一方面，一些智库出版的著作太过于学术化，普通社会公众很难理解；另一方面，一些智库更加注重为政府建言献策，向普通公众传播、解读外交政策的力度还十分有限。
对于消费金融未来的发展，董希淼建议：第一，在高度重视消费金融的基础上，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此方面，监管部门应给予更多支持，可进一步放宽对消费金融机构的限制；第二，培养更多的消费金融供给主体，在积极稳妥的原则下，加快消费金融公司的批设；第三，加强消费金融风险防控，引入金融科技手段降低其不良率水平。
今年货币政策面临诸多两难、多难局面。面对复杂形势和国内外多重不确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较早地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绿色经济和企业债券市场。发挥政策合力，加大对小微、“三农”、扶贫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现在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金融风险的一个聚集区。现在经济学界分析，都认为是票子发的太多了，所以房价就高，主张通过收紧银根的方法抑制房价。我是不赞成的。房价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北京的房价比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要高3倍，美国收入比我们高五六倍。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良好趋势，但也要清醒意识到，中日关系要真正实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日双方应当抓住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安倍访华等重要契机，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确认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
自《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正式落地以来，多家银行将部分理财产品起售金额由过去的5万元调整为1万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降低银行理财产品门槛有助于银行理财产品更加普惠化，覆盖更多的普通投资者，也扩大了银行吸引资金的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建议，针对学生群体的合理借贷需求，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应积极作为，开发合法合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提供额度适中的信用卡、消费贷款、创业贷款等。银行、高校和学生家庭一起搭把手，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提升大学生群体识别诈骗、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此举是美国将贸易保护主义延伸到科技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也进一步说明贸易战覆盖范围十分广泛。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高新技术相关领域掌控主导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新兴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方面超过它，“这样的状态还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还会持续。”
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有很好的前途，所有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个改革开放不是口号，改革是具体的，比如金融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国际化方向、金融科技的推进，包括金融资产结构、向证券化方向演变，这属于改革的内涵，改革不是个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金融改革有特别具体的内容，金融的开放那就是国际化。
洞悉楼市真相，看宏观数据似乎有了不错的调控效果。毕竟热点城市的楼价稳中有降、三四线城市的量价也在慢慢回稳。从开发商的市场预期看，“金九”的销售数据变得“温吞”，“银十”也不会有更高的市场预期。但从民生体验看，人们依然对房价高企是满腹牢骚，对安居之梦难圆有着深深的慨叹。
当前，我国正处于“去杠杆”的重要时期，这也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了阵痛，它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流动性不足，导致企业经营性困难。卞永祖认为，证监会这一规定适应了经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对改善被并购标的的流动性和经营状况将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加快当前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就算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并开始“围堵”中国，美国精英态度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根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2018年的数据，在1994-2002年，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的比例高达57%，之后开始回落，2012-2014年间是41%左右，2015-2018年则是39%。可见，尽管民意可以动员并发生重大变化，但美国目前的民意基础不支持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
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作用，使班列不仅作为“一带一路”的物流平台，而是真正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亟须解决中欧班列的市场化问题，在制度创新方面做细致的工作。这其中首要的也是关键的一环是理顺铁路运单的标准化、法治化、国际化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细微领域的创新将有效解决班列运输的资金支持和贸易融资等问题，促进中欧班列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估计是贸易斗争趋于激烈，全面贸易战难以避免，但最终谈判达成协议仍有可能。总方针上，打和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总战略上，但战略上我们藐视它，因为深信最终美方无法成功。但战术上不可以忽视，要精心运作，不只准备现在，要做好中期准备。总原则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有理有利有节。
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不断推进，资金成本会上升，流动性会日趋紧张。国债收益率作为一个基准肯定会上升，财务成本会增加。当然也不排除美国国债现在规模越来越大，市场风险也会不断积累的因素，它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些也是外部的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在发生作用。
自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改革，开启了我国税收发展的新阶段，在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税率由原来的17%、13%、11%、6%四档税率简并至17%、11%、6%三档，使得我国税制更加简洁并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同时，营改增带来的“乘法”效应也不断显现。
我们今天看社会的信心，需要从多方面做理性客观和真正沉入社会一线的观察。从现实来看，普通劳动者的薪酬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他们对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提升的信心依然相当强劲。一线企业家虽然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社会也在正视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所看到的前景依旧乐观而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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