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此举是美国将贸易保护主义延伸到科技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也进一步说明贸易战覆盖范围十分广泛。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高新技术相关领域掌控主导权，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新兴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方面超过它，“这样的状态还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还会持续。”
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有很好的前途，所有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个改革开放不是口号，改革是具体的，比如金融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国际化方向、金融科技的推进，包括金融资产结构、向证券化方向演变，这属于改革的内涵，改革不是个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金融改革有特别具体的内容，金融的开放那就是国际化。
洞悉楼市真相，看宏观数据似乎有了不错的调控效果。毕竟热点城市的楼价稳中有降、三四线城市的量价也在慢慢回稳。从开发商的市场预期看，“金九”的销售数据变得“温吞”，“银十”也不会有更高的市场预期。但从民生体验看，人们依然对房价高企是满腹牢骚，对安居之梦难圆有着深深的慨叹。
当前，我国正处于“去杠杆”的重要时期，这也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了阵痛，它们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需求不足，而是流动性不足，导致企业经营性困难。卞永祖认为，证监会这一规定适应了经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对改善被并购标的的流动性和经营状况将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加快当前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就算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并开始“围堵”中国，美国精英态度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根据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2018年的数据，在1994-2002年，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的比例高达57%，之后开始回落，2012-2014年间是41%左右，2015-2018年则是39%。可见，尽管民意可以动员并发生重大变化，但美国目前的民意基础不支持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
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作用，使班列不仅作为“一带一路”的物流平台，而是真正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亟须解决中欧班列的市场化问题，在制度创新方面做细致的工作。这其中首要的也是关键的一环是理顺铁路运单的标准化、法治化、国际化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细微领域的创新将有效解决班列运输的资金支持和贸易融资等问题，促进中欧班列的可持续发展。
总的估计是贸易斗争趋于激烈，全面贸易战难以避免，但最终谈判达成协议仍有可能。总方针上，打和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总战略上，但战略上我们藐视它，因为深信最终美方无法成功。但战术上不可以忽视，要精心运作，不只准备现在，要做好中期准备。总原则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要有理有利有节。
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缩表不断推进，资金成本会上升，流动性会日趋紧张。国债收益率作为一个基准肯定会上升，财务成本会增加。当然也不排除美国国债现在规模越来越大，市场风险也会不断积累的因素，它可能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些也是外部的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在发生作用。
自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改革，开启了我国税收发展的新阶段，在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负、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税率由原来的17%、13%、11%、6%四档税率简并至17%、11%、6%三档，使得我国税制更加简洁并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同时，营改增带来的“乘法”效应也不断显现。
我们今天看社会的信心，需要从多方面做理性客观和真正沉入社会一线的观察。从现实来看，普通劳动者的薪酬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他们对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提升的信心依然相当强劲。一线企业家虽然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但社会也在正视和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所看到的前景依旧乐观而有希望。
9月2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做客人大重阳系列讲座第127场，详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及未来走向，并对贸易战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进行了分析。本次讲座由人大重阳院委兼学术合作部主任杨清清主持。
中国发展强大靠什么？美国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关系到如何看待近四十年来世界格局演变的大问题，要放到历史与世界两个维度的大坐标中才能看清。彭斯把中国发展说成美国恩惠，荒谬之余，在美国舆论中也有一定代表性。
黑莉和特朗普有距离，其辞职才会变成“黑色幽默”的精彩游戏。有称她是被国务卿彭佩奥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挤走，还有说其是为了2020年大选，甚至有说特朗普是为了让妻女伊万卡上位...当然，也有说黑莉要养两个孩子，财务负债近百万美元，现有职位难以让其养家的，放弃公职追求私营岗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从长远来看，美国务卿的这次“创历史”的“短行”对中美关系而言，不见得是坏事。关键在于美国的执政精英如何正确解读此次中美高层会晤中的“所得”与“未得”，并由此对中美关系的本质与未来发展趋势产生正确的认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中美关系这一事关国际社会整体格局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究竟将要走向何方，就看特朗普是否能有足够的战略远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打通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一公里”，除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还需要更多机构部门和政策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加强政银企三方合作是综合施策的重要一环，这考验着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10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18》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18》学术顾问吴晓求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演讲，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18》主编王文作引导发言。
特朗普的手段是“边打边谈”和“以打促谈”。“打”用的是“极限施压”，“谈”也是步步紧逼。美加墨三家打打谈谈，加拿大一度做出绝不让步的姿态，对美国的钢铝关税施以同等规模的报复。可到头来，美加墨三国没能形成“加墨抗美”的格局，墨西哥和美国妥协后，加拿大也签署新版协议，是美加墨“三国演义”的无奈抉择。
“如果不是这么一场闹剧，恐怕很少会有人注意到泊头市农村信用联社。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随意地外包。”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银行基于自身战略，加强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是必要的，比如浙江省农信联社与腾讯集团战略合作。
董希淼表示，“稳金融”在货币和信贷政策继续做好“加法”的同时，财政和税收政策也要真正做好“减法”。他说，“稳金融”不能仅将目光局限于货币信贷政策这一总量性政策，还应该推进其他各项政策协同发力。特别是，要尽快将“减税降费”等改革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财税政策在扩内需中的重要作用。
10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做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简称人大重阳）第36期重阳论坛，以“国际经济风云变化下的中国金融改革”为题，发表主旨演讲。近百名听众和媒体记者参加，现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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