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是相对独立的专业机构，向来不受美国政权更迭的影响，也不受白宫指令的影响。这是美国的政治传统，也是美国治理的原则。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有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体系，出发点是基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这固然和白宫存在基本共识，但美联储和白宫又存在分歧。
短期来看，当前A股市场下跌与社会信心不足形成了互相强化的恶性循环，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提振市场信心。今年以来，政策层面在扩大对外开放、减税降费、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释放了很多积极信号，后续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加速落地执行，切实提高市场主体的获得感，重建市场与政策的互信。
在世界格局上，新时代中国稳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美国长期以世界霸主自居，从骨子里就不认同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试图以贸易战为先导，诱发各种效应，以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
贸易战正在反作用于美国。美国对消费品加征10%的关税，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更直接抬升了美国物价水平，最终无法规避对自身的伤害。其连锁反应是直接推高美联储加息的速度，今年四次加息已成大概率事件，快速加息抬升美国利率水平，不仅对他国造成严重负面溢出效应，也会对美国投资造成越来越大的抑制。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又适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及美欧贸易摩擦加剧。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中欧又一次“走在一起”也令外界格外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认为，欧版“一带一路”显示了欧盟对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从被动观望到主动参与的重大态度转变，而中欧合作的使命，也从来没有如此刻这般重要！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向常识致敬，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今天的华盛顿不相信全球变暖，主张“美国优先”而退出巴黎协定。这或许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但放弃了全球责任。同样，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旨在使自身掌握贸易主导权和技术垄断权，对全球化是严重的伤害，对科技革命同样造成了阻滞。
中国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向低端——“一带一路”国家迈进，不等于中国放弃高端——发达国家，这正是“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处于游刃有余的地位：既在向上迈进，与发达国家既合作也竞争——但竞争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也可向下深挖互补合作潜力，这就是“一带一路”。
应该坦承，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方面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尼克松总统访华46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又表明，位于太平洋两侧的大国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双方的经济繁荣和发展都有赖于对方，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发展都负有重大责任，这种利益深度交织的关系不是一场贸易战可以轻易斩断的。
10月7日，美国备受争议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布雷特·卡瓦诺在经过数周激烈的辩论后终于宣誓就职。此前，这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性侵犯指控，尽管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在经历了一场备受关注的参议院听证会后，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支持了这一提名。然而，围绕卡瓦诺提名引发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撕裂却远没有尘埃落定。
中国不是日欧，也不是加墨，更不是土耳其。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中国不愿和美国进行零和博弈的贸易战，但中国也不会屈从于美国的极限施压。由于中美两强的全球地位，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持续加码，不仅无益于美国减少贸易赤字，而且会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贸易、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等经验，也学习其治国理政经验；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进入中国市场，解决资本无处去的难题，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打造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也学习借鉴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和国家治理经验。这才是改革开放40年的真实写照。
欧版“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可持续、全面和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比有鲜明的三个特点：一是规则上强调欧盟的高标准。欧盟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也如此。但是欧盟的“规则”更体现“欧标”，此文件强调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概念，就是典型例子。
最近，有媒体发表了某教授的《2018、2019、2020将是最艰难的三年》，该文第一部分讨论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由此入题。但这一部分的基本数据和概念都值得商榷。如作者简单地把出口额除以GDP作为出口依存度。虽然这一比例经常见诸研究报告，但其含义仅仅是参数，不是内涵性比例，不是国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
中国智库的启民力度仍需加强。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进一步开展，中国一些对外政策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然而，中国智库在此方面的工作依旧不足。一方面，一些智库出版的著作太过于学术化，普通社会公众很难理解；另一方面，一些智库更加注重为政府建言献策，向普通公众传播、解读外交政策的力度还十分有限。
对于消费金融未来的发展，董希淼建议：第一，在高度重视消费金融的基础上，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此方面，监管部门应给予更多支持，可进一步放宽对消费金融机构的限制；第二，培养更多的消费金融供给主体，在积极稳妥的原则下，加快消费金融公司的批设；第三，加强消费金融风险防控，引入金融科技手段降低其不良率水平。
今年货币政策面临诸多两难、多难局面。面对复杂形势和国内外多重不确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较早地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绿色经济和企业债券市场。发挥政策合力，加大对小微、“三农”、扶贫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
现在房地产价格过高，成为金融风险的一个聚集区。现在经济学界分析，都认为是票子发的太多了，所以房价就高，主张通过收紧银根的方法抑制房价。我是不赞成的。房价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北京的房价比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要高3倍，美国收入比我们高五六倍。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良好趋势，但也要清醒意识到，中日关系要真正实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日双方应当抓住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安倍访华等重要契机，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确认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
自《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正式落地以来，多家银行将部分理财产品起售金额由过去的5万元调整为1万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降低银行理财产品门槛有助于银行理财产品更加普惠化，覆盖更多的普通投资者，也扩大了银行吸引资金的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建议，针对学生群体的合理借贷需求，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应积极作为，开发合法合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提供额度适中的信用卡、消费贷款、创业贷款等。银行、高校和学生家庭一起搭把手，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提升大学生群体识别诈骗、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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