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与美国相比,中国拥有“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优势,是因为美国拒绝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坚持走令经济发展变慢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既然如此,中国为何要因为特朗普不合乎逻辑的要求,就放弃更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特朗普政府一边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低效率,另一边又被迫变相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不能不令人感到讽刺。那么问题来了,中美经济发展道路哪一个更值得重视?答案正如英国谚语所说,事实胜于雄辩。
当媒体精英、社会良心、红色二代们纷纷加入到反转阵营中之后,中国的转基因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重大困扰,以至于政府文件中都不再提“转基因”而用敏感度较低的“分子育种技术”取而代之。这种现状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必将影响到中国生物技术和农业发展的根本利益,使中国措施又一次科技进步的良机,也耽误中国仅有不多的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机会。
印尼,在世界政治中,的确非常安静、儒雅、和平,但世界都应该知道,印尼正走在“全球大国”的道路上。印尼,2.55亿人口,是全球第四大人口大国,是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是世界面积最大的十个国家之一;在G20国家中,中国、印度、印尼是三个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国际舆论往往爱报道中国崛起、印度崛起,其实,应该报道更多印尼崛起。
“2018海上丝绸之路(海南)金融高峰论坛”分论坛一——“金融开放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11月26日下午在海口市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在论坛上表示,要从完善金融科技生态圈、加快吸引金融科技人才、进一步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着手,运用金融科技力量助推海南自贸区金融开放。
金融保险业的开放,包括其它行业的市场准入,也给中国市场带来“化学反应”。就市场主体而言,将面临着更激烈甚至是残酷的市场竞争,因为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和外资,都是全球市场中的行业佼佼者,尤其保险和银行业,将使内地保险公司和银行不得不提升服务质量,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市场全领域都需要竞争,才能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市场的供给质量。就消费者而言,资本领域的多元化投资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竞争,则使中国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拥有更多获得感。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向全世界输出信心,释放信心,提振信心。”11月22日,备受业界瞩目的2018当代中国与世界智库论坛在成都召开,在与多国智库人员交流之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颇具心得。
11月23日,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山同志主持召开2018年商务战略研讨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钢、中国市场学会会长裴长洪、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谢志华、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等8位专家与会。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全球的成长过程,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改革的实质是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性问题,并予以根源性的解决。金融法治的改革发展需要有壮士断腕的豪情,也需要有“刨根问底”式的自我审视。当前的金融法治建设,依然存在法律空白、法律滞后、法律冲突等诸多问题,这需要我们继续沿着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不断完善和发展金融法治,为我国金融业改革与进步提供坚实保障。
第一,一定要处理好控制金融风险和创新发展关系。第二,金融和科技两方面人才同等重要。AI人才大家在抢,金融的人才也很重要。金融科技所需要的人才是科技的高端人才和银行业务结构人才相结合。同时金融行业要突破现在的条条框框。第三,对金融科技发展应该有更高层面的规划,要有政策指引。不成熟的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能迅速有监管法律,但可以有政策指引。第四,成熟的产品要尽快颁布标准,并进行推广,制定市场管理规范。第五,尽早完善市场监管法律和制度。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指出,从2017年11月,监管部门就已经发出要积极实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政策,尤其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态度可以说十分坚决。他认为,引入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将提升金融市场整体效率,对外开放将在引入机构中产生关键作用。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简称《若干措施》),推出53条措施支持自贸区改革创新,涉及营造优良投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其中,支持自贸试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个人按照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专家表示,这是资本市场开放的又一举措,有利于满足个人投资者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需要。
面对美欧自贸协定,中国需要加强对美欧自贸协定的研究,在研究基础上推进和加强相关自贸协定谈判;加快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位置;适时提出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中国方案。
只要“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成功,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会滚滚向前, 就能实现党在2020年之前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2035年前基本建 成美丽中国、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系列战略部署。
“第六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50人论坛:变动中的世界与中国”在京举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多位青年学者参加了了此次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变局带来变数,变局带来极为的不确定性,变局也会带来机会。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变都有哪些?王文分析,从500年前开始到现在共有5个变局。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严重误读了金融创新,以为金融风险都是金融创新带来的,我不赞成这个判断。中国金融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于金融创新,来自于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组织形态。让大商业银行为小微企业包括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似乎不太可能,或许只有发展PE、VC、天使基金等新金融业态才可以提供相匹配的金融服务。
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2000年以来高速发展十多年,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结果,根本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而2015年实际上成为经济增长换挡转型的重要拐点,现在正在迈入真正的“常态”!未来经济增长不可能再追求两位数以上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而要转为中高速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伊万卡被卡“邮政门”丑闻,与其说时伊万卡本人的丑闻,还不如说是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用力过猛的政治副产品。毕竟,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总统竞选大战中,无论是美国的民调、舆论的分析和国际社会的预测,希拉里都是美国总统的大热门。在此情势下,特朗普团队采取的是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竞选方式,因此用力过猛,所用手段也突破了常态的政治游戏。
美国“黑五”的传统零售受电商消费所衝击,而且美国电商也不如中国灵活--因为美国缺乏中国更方便和便捷的移动支付工具。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移动支付已无障碍通用,中国市场已经形成了一部手机走天下的格局。也可以说,前网络时代,美国发明的信用卡“无钱消费”,让美国引领全球消费。现在,中国则引领“无钱消费”新潮流。而且,中国14亿人口庞大的消费能力,成为支撑这种新消费的持久动能。
一个碎片化的印度,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却给独立后的印度国家建构留下了后患无穷。当然可以争辩说这样的治理模式保存了次大陆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国家的身份认同无法建立在多样性之上,而必须基于某种核心的价值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打着民族主义大旗的莫迪政府会豪掷4亿美元来打造世界最高的“团结雕像”——当然其效果是促进了团结还是加深了分裂,则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