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1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主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盛大开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是论坛主要承办方之一，在会上发布了全球首个“双碳”监管平台并首次揭幕“碳中和2060”网站。亚洲开发银行绿色与低碳发展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莫凌水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以下为发言实录：

今天听了很多都是从国内的角度来分享，我从国际的视角来分享一下亚洲开发银行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一些实践。

从碳中和来讲，中国的投资需求很大，资金缺口也很大。从亚洲来讲缺口就更大了，亚洲开发银行做了一个测算，2016到2030年可持续投资每年需要大概是1.7万亿美元，开发性金融机构只能满足2.5%的资金需求。每年的资金缺口要达到这些国家的GDP的5%（不包括中国），这个资金缺口是很大的。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改革，政府公共资金能解决40%的投资缺口，还有60%的投资缺口需要来源于私营部门。

从全球来讲，波士顿咨询最近做了一个报告，估计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未来三十年整个全球的气侯融资规模要达到100到150万亿，每年就是3到5万亿，亚洲就占了55%，现在全球的气侯融资大概是6000亿美元，只相当于所需气候融资的10%到20%，未来气侯融资需要增长5到8倍，才能满足气侯投资的需求。

亚洲开发银行，作为一个开发性金融机构，它本身资金是有限的，2020年它的资金量，包括自有资金和联合融资，大概是318亿美元，这是非常小的一个规模。要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撬动左右，亚行的做法是：一是用好自己的自有资金，保证资金能用到刀刃上，二是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以有限的资金来撬动私营资本和其他公共资金；三是开发知识产品和传播知识产品，总结和分享经验，旨在提高自身和借款成员国绿色发展能力。为了保证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亚行在支持绿色和低碳发展，亚行在机构能力建设、业务运行政策、支持客户（借款国）的转型等方面做了要求：

亚行2030年战略将应对气侯变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作为它2030年重点战略之一，还制定了一个清晰战略目标，包括两个量化的目标，一个是资金占比，还有它的总量目标。一是到2030年亚行承诺的资金量的75%必须用于气侯变化相关的项目，二是2019至2030年整个气侯融资要达到800亿美元。

为了帮助成员国实现巴黎协议的承诺和实现亚行的气候融资目标，亚行制定了气侯变化运行框架（2017-2030），从三个维度：指导业务原则、内部的制度建设、对它的成员国支持都做了具体的要求：在运行原则上要求业务部门重点支持成员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国内的气候行动计划；加速低碳发展；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整合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将气候行动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二是支持成员国实施气候行动、帮助成员国加速转型，重点包括：支持成员国制度和政策发展以提高其气候雄心，帮助和促进成员国进入公共、私人、国内和国际气候融资、促进采用气候技术、开发知识产品和提供解决方案，提高成员国的能力等。

三是加强内部制度的建设，要求将气侯变化和风险管理、环境保护等因素纳入国别的规划、项目设计、项目评估、事后监测过程当中；评估优惠贷款在气候融资的作用，清晰界定运行部门和非运行部门的角色和职责，同时要求提高内部员工能力和技能，改善内部合作、协调、和知识共享等等。

以2030战略中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作为指南，按照气候变化运行框架中三个维度的要求，亚行在提供项目贷款时，要考察三个方面。首先，项目贷款对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巴黎气侯协议的自主承诺有多少贡献；第二对亚行的气侯融资目标贡献多少，要测算项目的气侯融资。第三个是这笔贷款能否体现了额外增值作用。亚行的资金毕竟有限，资金用使用需要发挥其最大的作用，所以亚行要评估所支持的项目是否采用了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的商业模式或融资模式，能不能体现到亚行这笔资金额外的增值作用。这是它的三个基本的条件。

在实际项目评估中，亚行用了36美元的碳价做项目的经济评价，每个项目都要做一个经济测算，如果说碳价是36美元的话，它的经济成本是多少？它的经济效益是什么样的。这是亚行在战略、业务运行政策、内部制度建设、对客户的支持、项目评估方面的一些实践。

在绿色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上面，亚行充分自有资金最大的撬动作用，它有几种方式。第一，发挥它开发性资金低成本的优势，以它低成本的资金来降低整个融资成本，使项目达到商业性融资的条件。第二，以亚行的主权贷款，就是优惠贷款，与当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政府或者商业机构建立金融平台，以创新的融资方式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比如山东绿色发展基金，亚行以1亿美元的气侯融资，撬动了15亿美元的资金。在山东绿色发展基金中，亚行出资是1亿美元，德国复兴银行1亿欧元，法国开发署7000万欧元，绿色气候资金1亿美元，总共是5亿美元。这5亿美元借贷给山东省政府，然后转贷给山东的开发投资公司作为种子基金。山东开发投资公司以这笔资金发起成立山东省绿色基金，在绿色基金中占26%，撬动青岛市政府出资，占25%、私营、机构和商业投资者出资占48%，这是典型的采取公共资金和私营部门资金联合融资的模式。山东省绿色基金的投向有三个：一个是直接投资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子项目和绿色高科技制造企业，二是还是投特定城市或部门的气候子基金，三是购买国内绿色债券和其他资本市场投资产品。

亚行绿色金融版的升级版是东盟绿色金融促进中心，亚行也是以1亿美元，联合东盟10国政府出资10亿美元，还有其他法国、英国的一些开发机构和私营部门大概筹集了24亿美元，通过把低成本优惠债务资金、赠款、政府资金、商业债务资金、私营部门的股权资金建立资金池。这笔资金用于绿色项目的识别和前期融资。再一个是希望能建立一种与绿色项目一些具体的指标，还有信用风险评级、资金杠杆率、资本市场准入挂钩的金融激励机制，这是亚行在实践中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从亚行的实践来讲，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至少有两点启示：第一，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整个银行的一个战略重点，建立内部制度，同时还要支持客户建立绿色转型的能力。第二，联合融资是最有效的方式，不仅仅是跟其他的银行，更重要的是要跟开发性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充分利用他们低成本的资金，建立混合融资的模式，来降低绿色项目的成本和风险。

未来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中和、碳达峰，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绿色金融标准要在项目的层面进一步统一和细化。目前我们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在项目分类、统计上面是不一致的，虽然说现在绿色标准已经有了改善，我们的分类还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在绿色项目层面还缺一个量化的评估，需要建立一个识别绿色项目的量化评估标准。在2018年，我们跟重阳金融研究院做了针对识别绿色项目的量化方法的研究，叫绿色投资标尺，还有绿色成本和效益的核算。用定性的方法来衡量项目绿还是不绿并不客观，我们当时提出一种量化的评估方法，定量的方法更能客观衡量它绿还是不绿。

第二，以市场机制的手段来解决它绿色投融资的瓶颈。今天早上王理事长说到绿色金融它不是做慈善，金融是逐利的，我们在低碳绿色发展过程当中如何把绿和利结合起来，以绿生利，以利促绿，这是非常关键的。污染项目必须承担它的社会成本，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同时绿色项目的绿色效益必须要反映在项目的收益里面，这就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

我2018年做了一个测算，我们的绿色项目，其中大概50%到60%以上的成本是从上游转嫁过来的，我们政府给的补贴是给到最终的下游端。比如说过去光伏、风电项目成本高，政府把补贴给到了光伏发电和风电企业，实际上这些企业的很大部分成本是从上游端的光伏组件企业风机企业传递下来的，如果说我们能让这些绿色成本和绿色效应核算到光伏、风机这些供应链上的相关主体，使成本和收益在供应链中合理分担，上下游产业就能协调发展，不会造成光伏过剩或者风机过剩的问题，也不至于政府大量的补贴到下游的产业而导致风电、光伏的无序竞争。我们绿色金融要支持的是整个绿色产业和绿色供应链，发展的是绿色供应链金融，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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