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6-25 作者: 贾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求着重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培养一流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作者贾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转自6月2日复旦马研院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贾敏: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创新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求着重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培养一流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在过去10年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个核心要旨引领下,在中央部门和各类新闻传播单位及高校科研专家队伍的协同合作中,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产出一批兼具理论意识与问题导向的研究成果,新型对外传播智库平台不断涌现,一批在对外实践中能够紧密围绕中国与世界,积极宣讲中国发展成就生动案例的优秀“对外传播人”崭露头角。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上,引用毛泽东主席诗词抒发对伟大发展成就的由衷赞叹。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同样能激发对过去10年间国际传播能力跨越式发展的感慨:只有在伟大奋进的时代,才能迎来心潮澎湃的非凡成就,得以重新发现中国、认识中国,更好讲述这个伟大时代的中国与人民。
以中国梦对外传播为核心的话语创新
是新时代对外传播研究的引领旗帜
回顾过往10年的对外传播研究理论工作,以“中国梦”话语体系为核心主旨的对外传播话语能力建设,是中国对外传播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的源泉。正如主流叙事所描述的,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民族复兴故事。如何认知与把握好讲故事的意义和重要性,如何把自身和社会民众情感融入到这场讲好中国故事的世界舞台之中,是颇具思量和斟酌的。按叙事理论的主流观点,在当代大众文化中,讲故事已确立起最为优越、最为多面的传播地位。好的故事具有打动人心、跨越文化与代际隔阂的特殊功能。讲故事虽然最为平常,但讲好并非易事,必须建立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需求的背景下得以实现,需要在表达真诚与叙事真实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形式与内容,并能让世界得以瞩目与持续追踪。
讲好故事的载体是话语,话语的形成和传播需要合适和富有传播力的修辞传播组合。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能否把中国梦所包含的当代中国精神气质讲清楚,讲明白,讲成世界人士愿意聆听、听得懂,并且能够引发共鸣和议论的话题,绝非易事。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舆论场上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成就和改革开放存在诸多舆论极化与偏颇现象,国内知识思想界的活跃与躁动也折射出对于国家发展的某种不确定性忧虑,人民群众在获得物质生活前所未有的丰裕满足感后,对国家的未来走向存有焦虑。而面对中国崛起的世界各国,无论是守成大国,亦或是普通国度,都在用好奇而疑惑,甚至警惕和嫉妒的有色眼镜审视中国,此间的挑剔与扭曲,不胜枚举。作为亲历者和关注者,彼时中国舆论场景中的喧嚣与迷茫至今历历在目。
正是在历史关键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重要理念展开精辟论述和详细阐释,其语言洗练并铿锵有力,其主旨朴实亦亲切易懂,其修辞生动且寓意深厚。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所梳理的时间线索,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重要场合阐释中国梦的深层意义,有着非常清晰的受众传播意识,对可能形成的国内外舆情反响和评议有着清晰明确的影响诉求。回顾笔者当时围绕海外意见领袖对中国梦的不同解读与分析,能够清晰看到这种主动构建传播主体,积极发声所带来的良好舆论效果。回首过去,以中国梦重要思想为载体的传播动力,所动员和唤醒的是最广大中国民众和个体投身新时代发展中的宝贵思想资源,实现了中国社会阶层的最广泛整合与情感共鸣。
围绕“中国梦”话语的广泛传播,其与美国梦的比较也自然成为国内外舆论瞩目的焦点。现在来看,将中国梦与美国梦进行积极恰当的比较和借鉴,不仅与我们提出的在对外传播中考虑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特点,尽力寻找可能的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利益交汇点,在不断交流与磨合中形成某种人类价值共流导向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在历经奥巴马、特朗普乃至民主党拜登团队,中国梦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美国对待自身和审视世界的看法。毋庸讳言,作为世界强权的美国在心理和实际层面接受另一个崛起大国的价值主张几乎难以实现,但中美两国在过去10年各种发展进程中所走过的不同历程和相似感受,通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空间得以深度碰撞与彼此观察评判。
笔者既对中国梦对外传播有较深入研究,同时也对美国梦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深入的诠释。如果把两种思想体系都看作是世界大国运用各自软实力影响世界的优质舆论概念的话,那么中国梦的对外讲述方式更是“润物细无声”那般的中国传统风格,而美国梦则在今日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时代,成为锈色斑驳、充满戾气与绝望、独自蹒跚的强者背影肖像。在当今时刻,我们更应该牢记当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与副总统拜登所畅谈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是民心相通的,是具有高度内涵相似与一致性的,这对做好今日的对美传播工作,再次讲好后特朗普时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或具别样而重要的意义。
以新型智库建设为特色的对外传播平台打造
是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创新成果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治国理政,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抓手,同时也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发挥了时代对外传播工作新平台、创新对外传播新形式、打造对外传播人才队伍新方法的试验田作用。从五年实践效果和反馈来看,新型智库学者已成为宣讲中国发展故事、讲述治国理政新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宣传思想队伍。
作为新型智库建设的观察者、参与者与评述者,笔者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新型智库建设的研究论文和评述报告,参与有关智库建设发展的内部讨论。回顾过去,在展开智库建设的初始,就曾出现过智库究竟为何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载体,是大学与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转化新途径,还是培养社科人才的新田地,亦或是学者专家群体服务党和国家的新身份?如此这般议论颇多,但关于新型智库建设是否要承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看法却往往引发争议。部分学者以为智库建设就是社会考查加研究专报,把智库建设与传统高校的学科建设画上等号,实质是用定量化、学术考评化的方式来开展智库建设,扭曲了新型智库建设背后党中央所着重提出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要求。
当今的中国社科界,并不缺乏能够生产和撰写各类学术论文的专家学者,也并不缺乏能够承担各类研究课题的科研团队,但是缺乏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国家发展为使命”的担当意识和价值情怀。在这个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几近陷入内卷化的不确定时代,如果仅仅把智库建设当作是开辟学术研究的招商产业园和自耕地,缺乏或是没有进行对外传播的热情和理念,那么这种智库建设的未来成效,是值得担忧和疑虑的。
历史总是眷顾坚定者、奋进者和搏击者的。在新型智库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一批智库发展中的出色成员,他们或抓住重要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战略制定和决策咨询上发挥独特作用,或能敏锐把握中国发展脉动,以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观点,表明中国立场,形成在国际舆论场合中不容忽视的中国智库声音。限于篇幅不能过多将这些优秀智库团队加以罗列,但他们普遍具有几个突出的共性特点:首先,有一位或多位智库领军人物把握和引领发展方向,始终在坚持中国问题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提出关键问题,阐释重要主张,参与国情调研。其次,新型智库普遍拥有一支朝气蓬勃且有创新活力的中青年人才团队,他们成为智库展开各类国际交往和日常事务的强大支撑力量。第三,新型智库能够尝试运用各类新生代传播平台。以上三个共同特点,我们可以在多个具有标杆意义的新型智库代表身上所找到。
培养一批具有本土情怀、世界眼光的对外传播人才
是构建国际传播能力的光荣长征路
多年前笔者在《对外传播》杂志上发表有关海外智库如何看待中国梦的评述文章,在结尾处如此这般论述,“表达中国梦并不困难,实践中国梦并不简单,讲好中国梦更需锤炼……中国广大的外宣工作和研究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走好传播中国梦思想漫漫长路的每一步”。回首当年写下的文字,再看今日对外传播研究队伍的人才济济与不断壮大,欣喜而深以为然。
很多与笔者相类似的对外传播研究工作者,都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着很强的认同与感知。作为新生代研究者,我们赶上国家大力发展以及对外传播研究的黄金时代。早期中国外宣工作者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经历,在我们埋头进行学术回顾时得以显山露水,令人敬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宣工作者做了大量基础性、铺垫性的研究工作,则惠泽后学。而在新世纪,特别是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夕,中国所遭遇的一系列堪称具有历史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与时刻,让我们这代青年学者感受到国家崛起与个体觉醒之间的密切关联。现在想来,这是一种从知识积累、全球游历的量化积累,到一种意识觉醒,展开实践行动的质变阶段。对外传播研究确实是需要大理念、大格局的学术事业,但其兴起却往往在于个体与外界碰撞所产生的一系列小火花、小思想、小事件。这种感受不是个体境遇,而是一代人所共同持有的价值共识。
这种价值共识,在经历10年持续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展望下一个10年对外传播研究新格局的时候,会起到怎样的思想催化作用呢?笔者认为,培养一批兼具本土情怀、同时具有世界眼光的优秀研究者人才队伍将是未来对外传播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他们应具备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能力和对国家发展的深切关注意识,以及在与世界沟通交往与比较后而形成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真正自信。
优秀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确实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与技能培养,而是应该具备高水准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优秀的传媒技术知识储备,同时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优秀的对外传播人才,不仅要从中国本位看待自身和世界的关联,同时也要有能力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反观中国,寻找和辨析中国与世界发展中的独特和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优秀的对外传播人才对于异质性的文化传统要有持续而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同时也要对中国本土文化与精神传承抱有恒久的热情。这种特质,笔者称之为全球化时代的思想回旋镖(Boomerang of Ideas)——无论出发远行的目标和旅途有多远,时间有多长久,你终将汇聚到黄河长江的奔腾大流之中。
2020年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予世界经济和全球化以沉重打击,但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全球各国之间开放与合作的精神萎靡。在当下时刻,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特别是讲好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公共治理有效改善的发展故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我们也应清醒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国家间相互认知的扭曲和放大现象,有些霸权国家试图重拾冷战思维,妄图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战、组建反华意识形态统一联盟的方式污蔑中国发展,打压中国崛起的险恶企图,已经在2020年得以真切上演。针对这种外部压力态势,对外传播学者更应该自觉提升使命意识,积极研判国际传播格局大势,结合自身研究优势,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同时结合自身经验和观察经历,积极参与培养新生代对外传播优秀人才。
做好对外传播优秀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一项“前浪”与“后浪”交相呼应、彼此支持的事业。一方面传媒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传播环境与格局的塑造时常是全局性、颠覆性的,对技术发展的敏感性是青年人的专长;另一方面,全球政治发展格局错综复杂,忘记历史就等于迷失未来,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对外传播人才应牢记使命,保持永远奋斗的专业本色。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10年依旧是中国对外传播与能力建设大有作为的时代。中国声音将被世界所追逐,中国故事也将更加深刻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作为承前启后的对外传播人才,我们应以更大的责任、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这项事业之中。追梦路上,只有奋进者,而无懈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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