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3-06 作者: 卢梦君
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这一言论,既是对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告诫,也是对自己的训勉。 回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会发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稳步践行着“实干兴邦”四个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这一言论,既是对八千万共产党员的告诫,也是对自己的训勉。
回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会发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稳步践行着“实干兴邦”四个字。
外交布局
习近平这一年工作的开篇,是从外交开始的。
2013年3月22日,全国两会结束后第5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
3月的俄罗斯,仍然严寒料峭,习近平的首访紧凑而富有深意。
习近平分别与普京、梅德韦杰夫会面,与俄方签署“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出席“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参观俄罗斯国防部,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能源企业签署了多份重要合作协议,中国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进口国。
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将俄罗斯作为就任后首访国,既是这些年来两国形成的惯例,也说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俄罗斯国防部及联邦武装力量作战指挥中心首度向外国元首打开大门,体现的是战略互信和相互支持。
不到48小时后,习近平又踏上非洲的土地,出访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共和国,并在南非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中国与三国分别发表联合公告;习近平专程凭吊援坦中国专家公墓,邀请非洲国家领导人共进早餐,为中刚友好医院竣工剪彩,在坦桑尼亚和刚果共和国议会发表演讲……金砖五国领导人就世界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治理、金砖国家合作、加强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等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认为,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加深了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加固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解读习近平在非洲的讲话发出重要信号:中非合作要从以前以经济、资源为主要导向,转为包括社会、文化交往在内的全方位合作。
9天行程、出席66场活动、会见32位国家元首、签署数十项合作协议……习近平任上的首次外访,既着眼周边环境和大国关系,着眼当今世界快速上升的新兴力量,亦着眼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根基。
习近平的第二轮出访同样受到了国内外的热切关注。
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习近平在拉丁美洲的版图上从南至北,先后访问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
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所说,这三个国家既有老朋友,也有新伙伴。其中,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7国中唯一与中国建交国。此次出访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拓外交新局面、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的又一重大行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陈晓阳撰文分析,习近平的拉美行,充分反映中国正试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东半球与西半球、政治合作与经贸发展之间建立新的外交平衡。
结束拉美之行,习近平紧接着来到美国,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超脱外交礼仪,远离两国首都,为期两天的会晤目标与以往迥然不同。”《洛杉矶时报》如此展望这场史无前例的两国元首会晤。
国务委员杨洁篪事后介绍,此次的习奥会,无论是互动的时间和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双方所谈,既有各自国内情况和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有中美关系和国际地区问题,既有政治安全问题,也有经济金融问题,既有双边问题,也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坦诚。”杨洁篪说。
对于这场习奥会,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双方至关重要,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3个月后,2013年9月3日至13日,习近平开启中亚之旅。
习近平先后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
中亚之行宣示了中国的中亚政策,开启了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新时期。
中国网在报道中总结了此次出访的突出亮点,即习近平代表中方提出“三好”——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和“三不”——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是给邻国吃了定心丸。
此外,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被视为“亚欧各国精诚团结、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一条崭新通道”,将极大地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
2013年10月,习近平的第四次出访,选择了地处东南亚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时,他还出席了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
今年2月,习近平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
这是习近平连续第二年将俄罗斯作为首访国,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成为他这一年来外交的“起点”和“终点”。
一年内五次出访, 39天的行程遍布五大洲的14个国家。除此之外,习近平还在国内多次接见国外重要领导人来访。
去或不去,见或不见,总有耐人寻味的深意。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指出,这种全方位外交的布局,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相结合的外交思路。
正如习近平本人所阐述的那样,“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于内,大局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于外,大局是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习式外交不可不说的一点,是极富个人色彩的语言。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非关系发展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相知者,不以万里为远”……
这些或朴实或真挚的话语,为中国赢得了更多喝彩。
反腐倡廉
内安而外稳。
习近平深知,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亦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过去一年,习近平多次提到反腐倡廉,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坚决贯彻执行八项规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
在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到,在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影响下,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
此外,《东方早报》在3月3日的“两会述评”中指出,过去一年,中央重拳反腐,力度强劲。
从数量上看,中央纪委公布的2013年反腐“成绩单”显示,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而2003年至2012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以贪腐罪行治罪的人数在80人左右,平均每年8人。
从结构上看,所涉人员从科级到省部级,涵盖政法、纪检、央企等关键领域,且退休也不再是官员的“护身符”。
更为重要的是,此轮反腐还剑指领导“身边人”。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在受访时指出,腐败就像社会病,人的身体有发烧、肿瘤等问题,是机体不健康的表征,同样腐败的存在,表明制度方面存在着不足和缺陷。
“当前需用重典予以严厉打击,起到震慑作用。而反腐主导的治本之策还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革制度。”任说。
任建明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计划,很多项都涉及到反腐的治本措施。大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元化,小到农民土地产权的归属,都对腐败具有抑制作用。
由习近平挂帅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体现的是中央下一步关注和聚焦的重点。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小组是其6个专项小组之一。
这将推动从顶层设计上保证纪检机关的独立查案权,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比起习近平在面对老百姓时的亲民、在“走街串巷”时的从容,他在整治党风政风之时,表现出的却是与前者截然相反的铁腕和效率。
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同反腐倡廉一起被视为中央打出的“组合拳”。
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了简政放权的具体要求。
“方案”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等。
简政放权的重要践行者是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
去年两会闭幕时,李克强在首场总理记者会上宣告,“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
一个月后,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第一批先行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重点是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
截至今年2月,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已达362项,距离李克强的目标仅余200余项。
这一任务或将在今年提前完成。
李克强在昨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此外,2月上旬,国务院批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再次还权于市场,还权于市场主体。
方案的推出,恰恰映照了李克强在去年总理记者会上所说的,“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之外,国资委启动的改革亦显现着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去年12月19日提到,国资委正在抓紧修改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
黄透露,“这个意见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就在黄淑和表态的前两天,上海市政府公布“国资国企改革20条”,最先拉开改革大幕。
在去年12月17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到,上海将通过国企上市,引入多种资本成分,发展混合所有制;同时,通过“全面推行国企领导人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等举措,为国企“去行政化”。
去年9月29日正式挂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是李克强政府还权于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尝试。
在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尹宗华看来,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更多人眼里,上海自贸区是在以开放倒逼改革。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郑联盛撰文称,上海自贸区要实现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那其实际功能将从以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交易为主,这种改变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可能是系统性的,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和制度安排任重道远。
郑联盛认为,上海自贸区实践的负面清单原则,意味着中国经济金融管理当局将必须完成从重审批到重服务、从事前审批到事后监管的根本转型。政府需从市场干预中退出。
今年3月1日起,上海自贸区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被视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
无论是负面清单的设置,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抑或是未来可能设立的黄金国际板,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无疑将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经验。
而就在3月4日,李克强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农业界别联组会议时,再次谈到了上海自贸区。
当时,在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作了关于上海自贸区改革探索的发言,李克强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去年3月在上海的座谈会上,我们还讨论过自贸区的命名问题。”
李克强说,一年前他在长三角地区调研时,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他,一些跨国企业想在上海开设研发、销售、物流中心,结果发现需要盖100多个章,时间长,寻租的环节也很多。
“我们当时下决心设立上海自贸区,不只为了通关便利,更是考虑怎样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这也就是去年一再讲的简政放权。”李克强说。
升级经济
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3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成绩来之不易。
中国政府网撰文称,作为中国这艘经济巨轮的“掌舵者”,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初发给达沃斯论坛冬季年会的特别致辞中写道:“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世界经济尚待复苏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这样一张‘成绩单’来之不易。”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是李克强去年提出的新一届政府经济发展纲领。
要升级中国经济,“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李克强说。
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568845亿元,比上年增长7.7%。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上涨2.6%。
这一结果,与2012年7.8%的GDP增长率、2.6%的CPI涨幅基本持平。
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
正如李克强在去年9月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时所说,总量经济调控的下限是“就业和稳增长”,上限是“通货膨胀”。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认为,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之上,李克强政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和就业三个指数之间建立了合理区间,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为市场释放了清晰的信号。
易鹏认为,新一届政府培育了两个新增长点:一是培养了新经济,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业。
所谓新经济,即创新驱动发展经济的模式,且跟政府简政放权结合,不断给企业松绑,让企业有序快速发展。
此外,去年一项重大的举措,是将营改增在全国推广试点,打通了产业链条,从制度上解决了现代服务业企业的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服务业发展。
易鹏解释,服务业最大的特点是能源消耗低,就业承载力强。
去年11月,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大概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在经济增长速度7.7%的情况下,去年解决了1300多万人就业,非常不容易。在“不以GDP论英雄”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就业率将成为衡量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标准。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李克强打造升级版经济时极为重视的举措。
李克强曾表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
类似的表述,早在李克强上世纪80年代末发表的硕士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中,出现过端倪。
“向城市化方向发展,还有利于农村工业部门自身产业结构的改善和扩大就业容量。”
“城市化的逐步推进及其所促成的农村工业部门资深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从‘数量型’过渡到‘质量型’。”
作为李克强提出的“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一部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去年3月,李克强履新总理后的首次调研,即来到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专程考察小城镇规划建设和农业现代化。
去年9月,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座谈。3个月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回到2012年底的那次《复兴之路》展览上,习近平首次提到了“中国梦”,以及他对“中国梦”的理解。
习近平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征程刚刚开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