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根据作者在“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及其转换”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刊于《商业观察》2018年第3期。

习近平总书记多年前在中央党校一次干部班上就讲过稳中求进，中国经济犹如大海当中航行的巨轮，这个巨轮不能激烈的摆动，不能失控、失速，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稳中求进的原则，这个思想成为他思考经济宏观政策方面的基调。

在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稳中求进这个基调，进一步强调了它的长期性。稳中求进不是一个简单的年度的政策考虑，而是一段时期或者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政策的总基调和基本原则。因此，我们要基于理论视角，从经济发展更长时期的历史逻辑和经济学理论逻辑两个方面对为什么需要稳中求进和如何落实稳中求进进行探讨。

一、稳中求进的原因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性的客观要求，另一个是当前中国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运行特点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性的客观要求

首先，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性的客观要求来看，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已进入到新时代。改革开放至今的 40 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2017 年 GDP 总量有望突破 80 万亿人民币，约占全球 GDP 比重 15%。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使我国从世界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道路支撑，其中非常基础的就是经济发展的支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不到 2%，现在上升到 15% 左右，这个变化是非常显著的。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时，我国人均 GDP 仅为 223 美元，2016 年增长到 7993 美元，2017 年有望突破 9000 美元。

根据汇率和通胀率计算，2017 年人均 GDP 大概率超过 9000 美元，在世界 216 个国家中约在 90 名左右。这表明中国已成为标准的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验，给世界贡献了一个如何摆脱贫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纳克斯 50 年代提出“贫困陷阱”，也称为贫困的“马太效应”，即穷者愈穷，也被称作“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新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所以越来越贫困。

战后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给这些穷国开了很多药方，但是大都是失灵的。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家，从西方主流价值观下的发展经济学出发，基于发达国家的今天，为落后穷国的明天设计目标模式和政策规则，因此基本上不成功。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贫困国家，在 40 年左右的时间，成功使 8 亿多人脱离贫困。中国现行贫困标准（2300 人民币 / 年）略高于比联合国标准（1.9 美元 / 天），这一成就向世界展示了我国发展道路和各方面的自信。

克服贫困陷阱非常大的问题是如何克服低储蓄、低投资。从供给侧看，穷就是收入少，收入少导致储蓄率低，储蓄率低又导致投资少，投资少拉低就业机会，进而伴随人口增长，就业收入增长速度慢于人口增长速度，最终导致更加贫困。

从需求端看，人均收入少导致购买力低，市场吸引力不够，吸引的外来投资就少，所以新增就业机会少，因此伴随人口增长贫困化现象更加严重。无论是从供给端还是需求端，贫困陷阱的理论解释和理论逻辑，矛盾的焦点是聚集在投资上，或者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不够，或者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不够。

打破这个循环的重点是总量扩张，而不是结构性问题。来自内外部的投资规模的扩张能够拉动经济速度迅速增长，经济增长一旦进入快车线，贫困陷阱就有望被打破。同时，克服贫困陷阱关键在于速度，即能否在贫困循环累积性的条件下打破恶性循环，快速的冲刺，只有达到一定的速度，才能冲破所谓恶性循环封闭的逻辑。

已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涉及政治方面和大国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现在面临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贫困的陷阱那些低储蓄、低投资因素循环的限制，而是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就不是靠速度冲出去的问题了，就一定是要回归到可持续性和均衡增长。

如何实现均衡增长，实现短期和长期的统一，总量和结构的统一，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的统一，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本民族的发展，本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和谐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就需提上日程，而不是一个简单封闭的单个国家增长速度的问题。这自然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贯彻稳中求进的基调，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要求，即跨过贫困陷阱以后，发展总的基调就从高速增长的要求转换为稳中求进的历史要求。

（二）当前中国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运行特点的客观要求

中国经济失衡要求需稳中求进。改革开放将近 40 年，中国宏观经济如果粗略地划分，大概经历过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78 年到 1998 年，中间除了个别年份，在那 20 年里主要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先后发生了 1985 年、1988 年和 1994 年三次大的抢购风潮。1985 年通胀率是 9.3%，1988 年是18.8%，1994 年是 24.1%，都处于非常高的通胀水平。和高通胀相适应，那 20 年宏观政策就是长期紧缩。

第二个阶段是 1998 年下半年到 2010 年年底，宏观经济总的特点与第一阶段相反，表现为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特别是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和内需不足、产能过剩交织在一起，问题更严重。在这个阶段连续几年增长速度非常低，发生通缩概率很高。当时官方公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数据为 3600 多万，1/3 的乡镇企业倒闭，这都是当时中国表现出来的经济不景气现象。

1998 年 6 月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弃恪守了 20 年的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其实就是财政和货币双扩张，刺激需求，扩大利息，稳定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在 2003 年以后走出低迷阴影，进入了从 2003 年到 2007 年平均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期。

2008 年新的一轮产能过剩与 1998 年相比存在不同。 1998 年主要是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2008 年是工业消费品和工业投资品过剩，叠加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显著。2008 年到 2009 年连着五个季度共 15 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从 2008 年第三季度开始修改宏观政策，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全面扩张，一直到 2010 年的 10 月，对外宣布中国率先从全面刺激的政策轨道退出。

第三阶段为 2010 年年底至今，特别是十八大以后，2012年以后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达到新阶段，有了新问题。新常态就是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变化。需求端，羊群效应消失，供给端，核心竞争力发生变化。

新常态主要特征是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退出反危机之后成本的消化期。进入新常态有新的失衡，有新的问题，这个新的失衡，特别是宏观层面上跟过去最大的不同，不再是单纯的失衡。

第一个阶段是通胀压力大，需求膨胀，经济短缺，所以政策紧缩。第二个阶段是需求疲软，下行压力大，所以政策扩张，刚开始是积极的财政，稳健的货币，然后是更加积极的财政，宽松的货币，不断的加大扩张力度。现阶段的问题类似上世纪 60 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滞胀，双重风险并存。既有潜在的通胀压力，主要是成本推动的，需求疲软；同时又有经济下行的压力，新动能的转换不充分，传统增长动能已经开始出现了边际持续衰退的变化现象，寻求新的增长动能又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加上世界经济复苏的步履蹒跚，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双重失衡。

双重失衡意味着宏观政策出现问题，既不能全面扩张，也不能全面紧缩，而要松紧搭配。但是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是不支持大起大落的，或者高速增长，或者持续大幅度衰退。这种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格局，客观上是驱动着经济体现为较长时间内稳中求进的态势。稳中求进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原因，另外是经济失衡特殊性上的原因。

二、如何贯彻稳中求进

在贯彻稳中求进上，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二是要在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要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三是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树立新的发展理念

十八大以后，我国提出新常态的判断。首先需要明确指导思想，因此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新常态的判断，在基于这个基础上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解决了一个问题，即怎么看待它的特点，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来指导认识这个新条件下的经济现象。

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本身客观上规定了稳中求进，因为新发展理念是建立在协调基础上的，稳中求进体现的最基本的发展态势就是均衡发展。各方面需要协调，包括社会、部门、产业、城乡、地区、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国内和开放。协调是经济学追求的所谓均衡，这种均衡协调本身就是一种稳中求进，不可能是单向的突进，单向突进就是非均衡，就是对协调的破坏。

如何保证、贯彻稳中求进，首先就是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有清醒的判断，特别是新的发展理念把“共享”写进去，实际上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很要紧的是解决了以发展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统一问题，回答了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即要让人们有切实的收获感，而不是单纯的增长。如果所有的发展最后落脚到人民的实惠上，这种发展一定是稳中求进的发展，不可能是泡沫式的，跌宕起伏的发展。因为真正有实惠，最后落实到人们生活改善的时候，这种发展不可能是大起大落、泡沫或跌荡，而一定是均衡、有效、健康的发展。

（二）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要贯彻稳中求进，需要在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十九大报告里论述的新发展理念，即坚持新发展理念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八个明确”之一，也是“十四大方略”之一，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方略。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包括世界一流的制造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服务业、基础产业以及网络产业。另外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是体制意义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制。这两个方面，产业体系、经济体制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在十九大报告中，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抓手和基本途径，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是闯过目前发展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很显然，现在要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真正实现稳中求进，要有经济体系，国家经济治理结构，治理能力上的保障，重要的就是要去构建这样一个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其实一方面是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另外一个方面是构建培育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这样才能够结构均衡，宏观经济和微观机制运行协调，这样才能够在发展和体制意义上支持经济健康协调，稳定的增长和持续的发展，体现稳中求进。

（三）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

要实现稳中求进，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十九大报告提出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中在财税体制方面的改革，要建立现代财政体制，捋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构建现代预算，加强预算约束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在货币政策和监管机制方面提出了货币政策和审慎的监管机制的“双支柱”。

在微观方面特别是市场化方面，改革的重点是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产权制度解决的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问题和企业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则解决了价格刚性问题，即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产权制度，是主体秩序，一个是价格制度，是交易秩序。这两个方面的规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市场内在竞争机制，这就是所谓微观的市场资源配置方面，再加上宏观体制，从而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一个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是政策层面保障稳中求进基调制度和政策的基本条件。

从宏观政策层面，要处理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好的宏观调控，首先要价格机制有效，竞争充分，流动充分，要打破各种垄断和壁垒。十九大报告里特别强调价格越有效，政府越省事。政府之所以要出面，就是很多市场失灵，市场竞争不起作用，所以现在要有效的政府管理的前提、基础是要使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当然市场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总会有问题，就引出了宏观调控，计划经济下，如果说有宏观调控的话，主要是供给。改革开放以后，如果说有宏观调控的话，长期主要是需求管理，紧缩或者是扩张。

现阶段则要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结合在一起。从宏观调控方式上，现阶段强调的是供给端，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端改革是解决失衡的根本动因，但必须有需求管理结合和配套。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极端情况的发生，即经济过热时的需求膨胀、物价飞涨以及经济过冷时的经济低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如果是宏观经济过热，宏观经济失衡，需求管理失控，需求膨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需要了。如果经济萧条，经济增长速度极低，甚至是零增长、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无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痛处是如何安置去产能后的失业劳动力。这就要求在长期要注意营造一个合理的宏观环境，就集中在需求管理上，让需求既不过热高速增长，避免泡沫化带来高通胀，也不过冷，避免经济低迷带来高失业。这种适度的增长，使得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都得到合理的控制，在这种需求管控的环境下，才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能因为涉及的是根本，涉及的是结构，就有理由拖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和调整的时间窗口是有限的，若错过则可能需等待新一轮的周期，整个国家经济或会为此付出代价。

三、结论

要体现稳中求进，既不过热，也不过冷，没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跌落起伏，在宏观管理方式上，要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效地统一在一起，使这种短期和长期之间，数量和结构之间的变化能够有机地协调，这才是真正的稳中求进。

稳，意味着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和管控适度；进，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稳中求进的重要条件是在市场化的基础上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要有机地协调。同时，明确政府在供需两端和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综上来看，宏观调控的稳中求进需要从三个方面贯彻，一个是新发展理念坚定的贯彻，一个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另外一个就是宏观政策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科学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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