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刊登于２０１３年9月的《当代金融家》杂志

 

 

 

调校投融资结构失衡

不能再等

——《当代金融家》对话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

 

直接融资市场的健康运作必须仰仗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监管、生态环境、社会诚信以及金融文化等。目前来看，只有具备相当公信力的政府能够完成这一外部环境建设的任务。

 

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新情势，推出一系列“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措施，其执政思路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7月初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金十条”）有着诸多令人充满期待的导向，每一个导向都预示着新的经济政策走向，每一个导向背后都意味着要部署多项改革。金融领域的方向性调整已经开始，大量措施也将密集出台。就资本市场而言，“金十条”提出，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分散金融风险。

 

张燕玲，国际商会执行董事，1977年加入中国银行。2000-2010年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兼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深谙中国金融体系理论及实践。如上令人瞩目的政策背后的高层思路与动因是什么？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途径，如何通过制度变迁承担起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使命？在张燕玲同本刊的如下对话中，上述问题均可以找到答案。

 

投融资体制失衡

 

《当代金融家》：从“金十条”对社会融资结构转型的诸多指导意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发展直接融资的迫切性，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指导意见背后的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

 

张燕玲：中国金融体系存在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结构失衡。长期以来，我们融资市场一直是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占主导。银行信贷对信贷的风控较严格，资信不够、实力不强的中线企业以及初创企业难以获得资金，而国企与地方融资平台则因具备强大的政府资信极易获得资金。当大量银行资金流向这两个低效、耗能的部门时，后果是其他部门比如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占。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目前这种融资结构失衡问题导致这一血脉运行不畅。

 

中小企业对于经济体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提供了社会大部分的就业岗位，而且还因具备创新精神而不断地推动社会进步。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可以看到，苹果、谷歌、亚马逊等之所以能从车库里走出来成为大公司，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直接融资市场能及时顺畅地为这些小企业输血。发展直接融资、增加融资渠道，最终的体现是创造新的经济成长。

 

《当代金融家》：其实中国不缺钱。我们看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8.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6千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张燕玲：没错，问题是公众投资渠道有限，只能把钱存银行。银行又把钱投到低效的行业和部门，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从大众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也应尽快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投资者对哪些企业有信心，就买哪些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资金提供者和需求者不需中介而直接形成了债务权关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背后体现的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政府应转变为“规划师”

 

《当代金融家》：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存在这股债结构不平衡、金融产品不丰富、收益率曲线波动幅度大等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张燕玲：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应是一个有目标、有重点、分层次、分步骤的工程，应以维护我国金融稳定为目标、为中小企业顺利输血为重点、以政府为指导建设外部金融文化环境为先，然后建设多层次基本市场的内部机制。目前，稳定高于一切，金融稳定更是重中之重。如果金融不稳定，损失的不仅是利益，更可怕的是民众信心的丧失及政府信誉扫地。

 

《当代金融家》：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有相当观点认为应该让这只“看得见的手”缩回去，政府在制定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的基本框架后，更多的是仅仅充当服务者的角色。

 

张燕玲：现阶段，没有中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直接融资市场不可能发展起来。前期必须由政府来主导。

 

直接融资市场的健康运作必须仰仗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监督、生态环境、社会诚信以及金融文化等。目前看来，只有具备相当公信力的政府能够完成这一外部环境建设的任务。

 

政府今后的角色定位应该是地方金融文化的创建者、诚信倡导者、政策制定者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领导人。

 

《当代金融家》：具体而言，政府应该怎么做？

 

张燕玲：政府应首先理顺本地经济资源，再根据需要勾践相应的金融市场。比如：一些二、三线城市的资源根本容不下太多金融机构，超量发展的后果就是低价、无效的竞争。

 

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看，各地政府被赋予更多权利，在创设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监管权力方面发挥主动性。与此同时，地方一定换要由中央辅导，中央应先去摸清地方家底，给地方设置不允许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良好的外部环境建立起来后，政府就可以慢慢撤出。

 

《当代金融家》：其实大家是担心政府干预太多，影响了市场有效性的充分发挥。

 

张燕玲：是的，所以也给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仅仅是查收，而是要科学的插手。

 

我建议接下来政府的角色应转变为“规划师”，监管要摒弃“一刀切”的思路，进行差异化管理。

 

另外，应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总统身边智囊团一样的机构，去填补顶层设计与基层建设之间的真空层，让“十八大”这样的国家大政方针能在基层真正地落地。

 

完善直接融资市场内部机制

 

《当代金融家》：投融资结构失衡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或者更深层次的讲，应该如何完善直接融资市场所涉及的各种内部机制?

 

张燕玲：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很重要，也很迫切。

 

首先，要增进信用制度。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即为其中之一，“金十条”提到林权、大中型农机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都可以进行抵押担保，目前试点即将开始。

 

其次，完善投融资渠道。应推进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三农企业专项债。发展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项目融资、股权投融资。部分项目应私有化，以股权形式向国内私企开放一些基础项目，特别是服务业，如医疗、金融、教育等。

 

再次，丰富投融资机构体系。发展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鼓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工资，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鼓励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小型零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鼓励民间资本设立民营银行和村镇银行。

 

最后，建立诚信体系。诚信体系的约束可以减低风险。有些农村对诚信体系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广东省玉南县，每个农民都有自己的信用评定记录，参军加分，盗窃、黄、赌、毒减分，贷款一年额度为500-2000元，不用审批、担保，仅凭信用记录，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