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刊于《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3期。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中美关系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重大困境，美国从展开战略经济合作对话和重大议题商讨、转向战略质疑与围堵、构筑遏华联盟体系；特朗普时期更是先后发动贸易战与政治极限施压，捏造并渲染“中国病毒”等政治闹剧，严重损害中国民众对美观感，并引发中方全面反制与坚决斗争。美方一系列涉华“反智行为”的根源，在于美国政治精英与决策层对当代中国发展有着根本性的认知鸿沟和战略误判，“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成为华盛顿决策层的通病。令人遗憾的是，批评或谏言美国对华战略误判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健康声音很少出现，涉及该话题的学者和著作不是难以出版，应者寥寥，要么就是陷入言论沉默的困境，令人倍感失望。

2021年5月，由美国知名智库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历时多年走访调研、收集一手资料、研究写作而成的专著《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Middle Class Shanghai :Reshaping U.S-China Engagement , 2021）（以下简称《重塑交往》）在华盛顿出版，成为当今美国政策思想界殊为难得理性看待中国崛起与发展的一部作品。[ Cheng Li  Middle Class Shanghai: Reshaping U.S-China Engagem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tong,D.C. 2021. ]李成试图通过本书向美国对华决策层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与地缘局势面临深刻动荡与不确定时期，美国决策层应该认识更为真实、多面、进取的中国及其主流民众阶层，并与之保持沟通、对话、重建合作与交流的桥梁。可以认为，在特朗普主义阴魂不散、拜登政府对华团队顽固坚持竞争加对抗，中美关系依然面临艰难险阻的当下时刻，《重塑交往》或能提供诸多值得借鉴和可取的积极因素，供中美两国相关人士进行认真探讨，并有所思索和实践。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华裔学者，李成被视作美国智库思想界知华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李成出生于中国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硕士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在加入布鲁金斯学会前，他曾长期担任美国知名文理学府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学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研究领域跨越比较政治、当代中国问题与美中人文教育交流，其教学水平与学术成就得到广泛认可。2006年李成获邀全职加盟布鲁金斯学会，并随后担任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项目高级研究员。担任中心主任期间，李成积极推动中美两国智库、高校和人文社会科学交流活动的推动和实施、增进中美人文交往与社会互信，由其领衔编撰的布鲁金斯中国当代思想家系列丛书，通过介绍和引荐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与思想家作品翻译成英文进行推广，取得良好效果。李成也是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经常邀请访谈的意见领袖，他对中美两国各自发展路径所秉持的客观、全面态度也广为人知。近些年来中美关系遭遇持续滑坡，对此他表示十分忧虑。近年来，他始终与美国前国务卿，中美关系的推动者与观察者基辛格博士保持密切沟通和对话，认同并相信中美两国未来能够找到“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发展道路，避免因大国无序竞争与持久冲突而跌落至所谓的各类陷阱。

从学术旨趣而言，持续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崛起的深远意义及其世界影响，始终是李成聚焦和持续跟踪的主题。这也是本书《重塑交往》当中聚焦当前中国大陆所出现的所谓“中产阶层”概念赋予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围绕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层”的论争热潮早已过去，中国主流话语和学术界更为普遍的用法则是“中等收入群体”（或中等收入阶层）来替代“中产阶层”的概念。但正如李成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基于城市与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他就率先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中间阶层”，与西方概念上意义相近的中产阶层群体，但该书文稿被所有出版社拒绝采纳，因为彼时西方学界并不认同中国会出现相类似的阶层。无奈之下，李成重新修改并冠以新书名《重新认知中国：改革的动力与困境》（1997）得以出版。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社会迎来新的高速增长与发展热潮，有关“中国中产”的概念也很快成为西方中国研究追逐的热点，引发众多著述讨论。2009年已任职布鲁金斯的李成邀请中外学者就“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层”这一主题召开国际会议并编辑成书，后以《中产中国》（2013）的名字经翻译介绍至国内，为我们了解西方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提供了窗口。[ 李成（编著）： 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 许效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

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提质升级、党和政府全面改革力度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内国际环境演变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对所谓“中国中产”的认知也发生新的全面转向。如果说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中产”普遍持“不存在论”，那么新世纪的前十年则是热捧所谓“新和平演变论”，寄予不切实际的移情幻想；而在第二个十年，则是拒绝中国将出现一个能与西方中产阶层相类似的同行者，即所谓的“不接受论”。这种“不接受论”的提出者和最大传播者，莫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莫属。奥巴马在任期内曾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按照美国中产阶层生活方式进行发展，那么地球资源将被挥霍殆尽，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将出现动荡。此处奥巴马言论的内在矛盾无需详细展开，但必须指出的是，奥巴马对当代中国的认知缺憾，以及将中美两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立起来的话语陷阱，则至今依然顽固存在。

事实上，这也是作者李成在过去十年间所始终提及和纠正美国政策者：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塑造了新一代的中国民众阶层，这个阶层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具有巨大的塑造能力，而西方学界和政策界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式的话语和概念去笼统概括这个阶层的崛起和自我意识的兴起。李成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曾多次提及，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所提及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的“中产阶层”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政府重要决策的聆听者、问询者，也是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他们同样也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重返世界舞台的参与者和评判者。中国“中产阶层”有着自身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历史文化氛围，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但同样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和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特质。

简而言之，李成试图在《重塑交往》中讲述在一个宏大叙事中的中层现象，即作为当代中国兴起的“中产阶层”的代表：上海中产阶层进行深度描绘，并以此为案例向美国决策层和知识精英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当今的中国“中产阶层”既富有强烈进取的经济发展动力，强有力的爱国与世界眼光，同时对全球化、西方霸权衰落、动荡中的中美关系有着独立且敏锐的观察、研判，具备坦率与直接的批评谏言能力。这种能力，理应为当前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注入新的动能。李成认为，忽视这种维度与力量的存在，将给美国决策者带来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失败，因此亟需引起重视并重塑中美交往中“人民与人民”（People to People）的桥梁。

此外，《重塑交往》也将李成所积极倡议的文化跨国主义（Cultural Transnationalism）与中美关系这样的宏大政治议题相联系起来。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主流通常将现实政治、经贸交往、地区安全与人文教育与社会交往区分开来。但随着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间存在的观念差异有着从“和而不同”向“单向度冲突”滑落的危险。在《重塑交往》中，李成列举了一系列中美人文交往的案例来说明当今时代思想的塑造早已告别单向度模式：美国式的思维绝不能主导中国，而中国式的理念也应具备其发言和批评的资格。从这个角度而言，尽管李成此书的首要目标读者是华盛顿的美国决策者，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劝谏”美方调整对华政策的目的十分显著，但我们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美方应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更改对华行为乃是更为明智的理性选择。

《重塑交往》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十二个章节。其中第一部分为介绍章节（第一章），提出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兴起和发展中的上海“中产阶层”与未来中国发展的路径可能，作者在这里论证和展示选择上海所能体现的历史性与现代性交汇可能。第二部分以“中国中产议题的兴起和辩论”为标题并包含两章内容，其中第二章具体分析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批评全面对华遏制将面临失败境地。第三章则围绕近三十年有关中国中产的学术话题进行全面回顾与梳理。第三部分以“上海：中国追寻全球实力的铺路者”为题，分别用三个章节的内容，具体介绍了上海的文化特色、经济发展与政治贡献。第四部分以“全球上海的教育与艺术：观点、价值与言论”为题，以五个章节为篇幅，具体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归群体及其影响、上海的海归群体现状及其主流价值理念；在上海兴起和发展的中国先锋艺术浪潮，以及其代表人物对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批判。这部分因其实证研究得出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看法相异而成为全书最具思辨意义的组成部分。第五部分以“总结归纳与建议”为名，分别罗列针对中美决策层的若干建议。

由于《重塑交往》的目标受众是西方读者群体，本文试以该著主要内容为基础，就类似主题和内容进行跨章节重新归纳，并以四个观察与趋势来概况作者所想表达的观点与倡议主题。

观察与趋势之一：当前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观察与研究已经走出固有的西方话语体系，从现象描绘转变为主流趋势。

《重塑交往》指出，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约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其肇始在于东西方学界开始关注改革开放政策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变。中国学界早在80年代就开始接触“中产阶层”这个话题，同样认为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差异。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加深，在中国兴起的新型商业社会调查开始为城市和中高收入阶层贴上所谓的“中产阶层”标签。李成认为，东西方学术界对“中产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认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在描述作为一种经济与社会地位崛起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方面，有着殊路同归的看法。

必需指出，东西方学界对“中产阶层”发挥的看法亦有着本质的区别。《重塑交往》中列举两位西方比较政治学学者巴林顿·摩尔、李普塞特关于中产阶层的概念，强调中产阶层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发挥着权力制衡与公共舆论影响力。在西方学术界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无法产生西方式的“中产阶层”，这即是早期西方学界与观察家不认可李成等人所提出的中国式中产阶层的学理根源。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实力的迅猛发展所造就的庞大消费者和与世界潮流日益接轨的城市中产群体的出现，其引发的现象必需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2012年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开始用新的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新兴阶层，并肯定其积极作用。譬如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将近8亿中等收入群体，将占人口总数的60%，其在未来中国发展中亦将扮演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话题已经走出西方观察家试图为其“规划”的发展演变路径而具备当前中国国情与社会的独特特质，也是中国舆论场始终热议的话题，而这点恰恰是依赖西方学术观察中国发展的华盛顿决策层所忽略的。

观察与趋势之二：作为传统转向现代的缩影，上海在中国迈向全球影响力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同时也是观察新时代中国全面发展开放的重要窗口。

《重塑交往》着重指出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与近十年中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李成认为，重新定义“海派文化”可以从更宽广视野理解上海的城市发展。他援引法国汉学家白吉尔曾提出的上海乃是“另一个中国”的观点，借助丰富的上海学研究资料，指出现代上海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居民始终是上海城市居住人口的主体。上海既是一座移民城市，同时也是一座难民城市。上海在上世纪30年代接纳将近三万名遭受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人，正是上海体现多元性与包容性的集中体现。上海是现代中国容纳世界各类思想潮流、宗教信仰的汇聚地，近代中国的印刷与出版业，现代商业文明的形成，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成果。因此在李成看来，上海并非是“另一个中国”，上海始终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组成部分。

作为兼具中国特质与世界主义的大都市，上海也有着鲜明的革命特征。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建立到49年之后上海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改造，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浦东开发开放，都留有浓墨重彩的痕迹。这种城市空间与发展的故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李成认为，与西方多元文化论存在将社会与族群撕裂的状况相比，上海的多元文化共存与社会身份认同能够实现共存，形成了所谓的上海现代性，即大众话语中的“海派文化”。这种特性使得上海的社会民众、城市管理和对外交往中能够孕育出特别的城市气质。近五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就上海城市精神与文化软实力做过多次重要论述，凸显了上海城市发展中文化维度的特殊作用。

在兼具开放与改革气质的激励鼓舞下，《重塑交往》介绍了当前上海被赋予的重要使命：引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引领中国进深化科技创新体系、以及引领上海作为人才高地吸引全球科技与专业精英落地加盟的努力。李成特别谈到所谓“魔都”一词在上海精英与民众阶层中被普遍接受的文化象征意义。所谓“魔都”乃是上世纪20年代日本侨民对上海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消费文化的谐谑称谓；而今日“魔都”早已剥离原有的光怪陆离之意，而被上海民众赋予追求创新、追求卓越的城市品质，“魔都”的称谓也由此进入上海领导人进行对外传播的词汇库而被广泛接受与认可。

《重塑交往》详细介绍了上海近五年在推动对外开放与扮演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诸多侧面。作者详细介绍了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品牌特斯拉选择落户上海临港新区的故事，凸显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着力开门打造全球供应链和制造链重要节点的决心和执行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作者详细介绍了上海在从原有的四个中心定位向中央政府赋予的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格局中扮演的龙头作用，以及上海近五年来在推进科技创新，打造新型科技创新型城市所作出的努力。作者尤其强调，当前上海在进行全球引智方面再度走到了全国前列，书中列举了一些数字包括：当前约有21.5万名外籍人士在上海生活，占在华外籍人数的23.7%，其中约有12万名持外籍人士工作资格证，其中约有2万名人士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而随着中央政府对浦东新区功能的再次重新定位，《重塑交往》认为上海未来还将在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格局中扮演更为吃重的角色，也依旧是海外观察中国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交流和实践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最重要窗口之一。

观察与趋势之三：作为中国崛起和发展的社会转型折射，上海中产阶层在表达自身关切与全球议题领域发挥着独特引领作用，其趋势与西方观察家的预言有着显著不同。

《重塑交往》用较大篇幅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留学归国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即公众所熟悉的“海归”群体。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就被中外双方赋予较高的关注度，从中方决策层而言，归国留学人员将带回宝贵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经验，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彼时的西方阵营而言，海归群体则被视作可以受影响和改变的群体。

李成借助对身处上海的海归群体的实证调查和样本分析，试图厘清海外观察者对海归群体的刻板认知，即他们要么是坚定的所谓民族主义者，抑或是占据在对立阵营内的西式民主论倡议者。而这种两分法的观点，恰恰无法正确涵盖当前中国海外留学的最新趋向。《重塑交往》指出，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日益加深，海外留学归国群体的世界观与中国观都发生了显著改变。一个是原本受西方价值观冲击较大的海归群体，近十年以来对中国发展和价值观的认同有答复提升。二是年轻留学群体的学习领域与早期扎堆西方理工自然学科，向人文社会科学、商业管理与艺术领域转变，年轻一代的留学目的、资助和生活方式与上一代有着显著区别。三是海归群体对中外发展的长短与比较具有敏锐关注度，他们既能发现中国发展面临的短板，同时也能发现中国所拥有的潜在优势和制度能力，因此这个群体也更愿意在公共领域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作者指出，上海的海归群体在公共领域发言中更为在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前景，同时也对涉及民生领域的话题，如生育与教育问题、食品安全、环境与消费品质量等更为在意。海归群体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持积极的态度，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强权角色表示不满，认为中国当下的走出去战略与军事现代化战略是成功和可取的。

这一研究修正并挑战之前西方中国研究界所广泛的一种观点：具有较高学历（本科及本科以上）和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有着天然的倾向市场化、反传统化、反民族主义和拥抱西方价值观的倾向，这种倾向因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而被放大。《重塑交往》中对于上海海归群体的实证研究显示，他们实际上具有鲜明的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爱国主义情感与海归对社会议题的关切批评并没有形成对立矛盾。出国留学的经验提升了海归关注世界议题的能力和参与意识，同时也有力提升了爱国热情。李成认为，那种试图将中国精英群体内部区分为所谓“鸽派与鹰派”（开明与保守）的方法在上海案例看来是有问题，将海归群体划分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阵营的社会分层方式亦是不可取的，简而言之，上海的海归“中产阶层”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以问题意识和实际状况为导向的，而非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

在《重塑交往》中，作者还为我们介绍一批距离公众视野较远的当代先锋艺术家群体，成为本书论证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跨国主义交流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艺术家群体尤其是先锋艺术对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有着更为敏锐的触觉。李成在书中浓墨重彩地介绍在当代中国先锋艺术潮流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艺术家黄永砯的作品《沙的银行 银行的沙》（2000），以此为开场介绍和引出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背景下西方霸权逐渐消亡的隐喻式批评。李成认为，这个在上海双年展首次亮相的作品，同样也能暗示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与外部接触互动中滋生各种风险与危机，预示着中国崛起后对世界所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李成还专门用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一批上海本土先锋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学习和重温西方艺术作品和思想，在90年代后接触西方商业资本后开始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对于消费主义、资本和后现代生活状况有着强有力的反讽与解构，有着愈发鲜明的本土化立场。李成就此试图表达，通过透视上海先锋艺术的成长与成型，西方观察者应该意识到中国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霸权与全球化的敏感和非驯服特征，他们的主体性意识和批判西方意识与中国主流“中产阶层”的看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观察与趋势之四：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全社会对抗论与文明冲突论激起中国中产阶层的愤怒回应，将导致美国陷入重大危机之中。

《重塑交往》对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对华施压政策进行了全面回顾，并着重分析其行为动机成因。在李成指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兴起了一股名为“对华交往失败论”的大辩论，认为由尼克松-基辛格开创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历经四十年已经宣告失败，美国并没有让中国成为其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成员，相反演化成当前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者与对手。在这种所谓共识下，美国可以采取任意措施和方法手段来遏制中国，冷战思维与经验、大规模战争冲突，甚至以颠覆政权为手段的外交政策都是可行的，中美关系的全面脱钩（Decoupling）则是为其做的前期铺垫。

在李成看来，美国对华政策偏执症的两个最极端表现，在于美国政府高官接连抛出的两个惊世骇俗之论。一个是特朗普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听证会上宣称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有间谍嫌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动员整个社会严加防范。另一个则是原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科伦·斯金纳抛出的中美之间的竞争属于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中美之间是两种文明，两种族群之间的斗争。这种公然替美国麦卡锡主义与种族主义逆流招魂的反动言论，遭至中美两国间有识之士的严厉斥责和驳回，但是这类言论的传播也正说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极端的可能性。李成认为，这种言论事实上已经深深激怒中国的“中产阶层”，对美国的信任赤字已出现不可逆的趋向。

李成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的“中产阶层”对两个重大历事件怀有深刻的记忆。一个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社会与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倒退，以及由此带来的漫长俄罗斯国家衰败。另一个则是90年代日本出现的经济“停滞十年”现象，泡沫经济瓦解后日本陷入了长期低增长和发展缓慢的国家困境。这两个中国近邻国度衰败的案例中，美国都扮演着幕后策划者的特殊角色。李成借此提醒美国决策者，中国政府与民众对此保持高度的警醒和瞩目，那种试图轻易通过外部制裁和施压的方式来要求中国屈服和妥协的方式，是难以在当今的中国得以实施的。美国不仅低估了中国领导阶层的智慧和能力，同样也低估了中国“中产阶层”的世界眼光与内在活力。美国如果执意采取对华全面围堵、和为恢复两国人文教育交流设置各类阻碍的话，其最大的受损者将是美国自身。

李成引用基辛格的论点，“中国仍然在世界舞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中国重回世界舞台，即是历史地位的重演，也是当下国际秩序理应面对的现实。由此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其对华大战略的制定，应该在整体性、前瞻性与可变通性（Holistic，looking forward looking，flexible）的前提下展开。《重塑交往》指出，美国决策者应充分重视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层”，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和调整对华关系。美方应该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阶层在制定国家战略当中对于“中产阶层”的重视、呼应与关切，听取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由衷关切。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上都是失败的，采取所谓颠覆中国执政党合法地位，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其家属赴美的政策更是不可取，拜登政府应尽快在适当时刻扭转这些错误倾向，尽力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安全的轨道上。

在《重塑交往》最后的政策倡议部分，作者分别给中美两国决策层提出了若干行动与准则建议。从美国角度来看，李成提出以下观点：首先，拜登政府的首要目标是重振美国经济和实现美国复兴，重点是提振美国的软实力，帮助恢复美国中产阶层的健康与活力。其次，美国应与盟友携手施压来改变中国的国际行为，要清醒估量美国现有实力的优势与不足；第三，美国对华政策不能将中国的“中产阶层”推向对立面。从中国立场出发，李成同样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第一点，中国仍需要办好自己的事情，不应在对外领域陷入激进民族主义的话语陷阱；第二点，中国应改变当前对外政策中的重商主义原则；第三点，在对美交往中，对美国面临的困境抱有同情，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更加强调相似性，而非差异性。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他的哲学观：凡是一个思想皆起源于一个三岔路口，凡是一个思想皆起源于一个大的问号，问号的出现意味着问题的浮现。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就是发现问题、认知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并以此形成解决类似问题的认知与经验。在近代历史上，杜威哲学的问题意识曾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评论者看来，作为知华派学者代表的李成及其著作《重塑交往》，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有关杜威思想的闪烁之处。毋庸讳言，李成撰写这本书的首要目的，在于告诫和提醒已经陷入困境的华盛顿外交政策精英们，他们因所谓过往四十年对华交往失败论而产生的自我焦虑、自我否定的心理失衡，默许乃至纵容特朗普对华极限施压策略已经宣告失败，而今日的拜登政府团队依然难以走出特朗普时期的阴影，惯性犹存。因此我们或可更进一步表达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根源在于背离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实用主义传统，而陷入了错误的机会主义泥潭。这或许是李成在《重塑交往》中给予当今华盛顿的间接而含蓄的批评，而无论这种批评是否真正有力和到位，作者迫切的问题意识、实证研究和与西方主流不同的观点倡议，确实值得中美两国相关人士的认真聆听，并有所行动。

在肯定《重塑交往》对于扭转和改善中美关系面临困境所起到积极意义的同时，评论者同样认为该书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观察和观点，依旧无法摆脱长期身处西方社会科学话语的束缚与限制之中，忽略了近十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话语与概念复兴，其中就有忽略汉语“人民”一词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中国语境中，“人民”的概念始终具有整体性、全面性和时代性的具体特质，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于执政基础和政党服务对象的终极追求。这种对于“人民性”的总体把握，也体现在新时代中国党和政府推动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而在西方政治和大众话语中，原有的“人民”概念已经被诸如“大众社会、民意调查、消费者信心指数、市场投资者指数、选民支持率、皮尤民调、超级竞选后援团”等概念所分割和细化，整体性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存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吉尔·莱波尔（Jill Lepore）对此无不嘲讽的指出，作为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或许仅仅存在与美国宪法的文本之中，而非现实之中，美国社会存在的持久分裂与动荡，缘由也尽在其中。

通过以上的思想与观念厘清，评论者认为作者在《重塑交往》当中对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中产阶层”的描述确有其可取之处。作者试图在西方的中产阶层概念之外，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创造一个政治与社会空间的存在；不足之处在于，该著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层结构变迁还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调查支撑，个案式的研究数量和代表性有待增强。更进一步的研究缺陷在于，作为当代中国的观察者，《重塑交往》并没有提及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最近考察上海城市发展时所提出的“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而这个理念恰恰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对于在现代化城市空间中重新发现“人”与“人民”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所在。正如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论述“人民城市”所提及的，“如果说上海的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的繁华景观、是这座繁华大都市的‘面色’，那么‘人民城市’则是这座城市的性质或底色。”[ 李君如：“人民城市”是上海的城市性质https://web.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306368]这一论述，也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强调顺应民心、保障民生，健全民主的方向所在，而这预示着对于“上海中产”研究，未来需要更进一步的细致考察和实践真知。建立在真实国情之上的重塑中美两国民众交往、民心相交、民愿互通，才具备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播真实中国声音的可能，而不被一时的舆论喧嚣和政治炒作所裹挟。

《重塑交往》为美国精英和决策层提供了一份近年来少见的真实中国发展图景，其丰富的数据图表和人物案例，为西方读懂中国发展提供新的认知窗口。该书对中国社会阶层变迁的分析和前景研判，也将引发心系中美关系前景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在评论者看来，更值得赞许的是作者三十多年以来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持续关注与热情投入，以及为增进中美两国思想文化交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刻，我们既要了解复杂多面的美国，更要读懂真实进取的中国，在充分的相互认知基础上探寻相处交往的可能路径，而这必然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三岔路口。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