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1800年世界城市化率不到3%，而到现在已经过了50%。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工业革命催生出巨大的工业化效应，财富大幅积累、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曼彻斯特、底特律都是这种路径的代表。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差不多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49年中国只有四座城市人口上百万，分别是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其中上海的人口是一枝独秀达到500万左右，几乎接近当时在城里的中国人口数量的十分之一。上海之所以能够人口聚集这么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上海尤其在租界成立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业中心，当时二战欧洲战场很多士兵的衣服来自于上海的工厂，这可是1.0版的中国纺织外贸模式。

　　建国以后，中国更多的工业放在了东北和其他区域的特大城市以及三线城市，靠工业拉动了部分中国人进城，推动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但真正推动中国城镇化率急速提高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东莞、苏州这样的加工贸易模式。应该说中国的城镇化路程中，工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乃至可以称为绝对的主导作用。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一步深入，最近几年发现了工业化对于当下的中国城镇化起到的作用日益弱化，以前的绝对主导作用已经开始减弱。这从两个对比可以看出，在2012年中国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99860亿元占整个GDP519322亿元的比重高达38.5%，而同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2.6%，户籍城镇率只有36%。而在同期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率只有不到20%左右，城市化率已经到了80%左右（对应的是中国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户籍城镇化率）。

　　在中国户籍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在2012年工业化率高达51.5%，但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两相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远远低于欧美国家。这从一定角度上说明，中国当前的工业化对于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城镇化的相关制度改革滞后。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工业化带动了2.6亿农民工进城，但这些群体到现在没有办法享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出现了半城市化。这主要是由于户籍、土地、财税、投融资、行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导致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和体制存在。这种不公平制度和现象存在，使得了工业化率即使比例还高，也会影响到城镇化率的提高，尤其是最有价值的户籍城镇化率的提高。这也表明，当下中国城镇化要想健康可持续地提高，靠工业化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而是要靠制度改革来推进。故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更是一个改革命题。

　　其次是服务业开始发力，逐渐成为拉动城镇化的主力军。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日益迅速，中国第三产业在2012年已经到了44.6%，离二产只有一步之遥，这一两年必然会超过二产成为第一产业。服务业表现出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随着其比重日益提高，其对就业承载力也会水涨船高，这也是尽管中国这两年GDP增幅大幅下行的情况下，就业并没有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这几年拉动城镇化率的主要力量。从河南一个反面案例可以看出，河南之所以城镇化率偏低，是因为其服务业发展太落后；2005年河南服务业的比重是30%，到现在是30.2%，7年时间过去了只增加了0.2%，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一。

　　还有中国的工业信息化程度在加深。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新四化”路径，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随着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工业对于就业的需求直线下降，以前一个发电厂要3000-4000人，现在只需要300-400人就够了，主要是因为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业需求小，自然人口城镇化就难以提升。

　　最后是中国当前工业产能过剩严重。

　　这些年，中国的重化工业领域过剩极为严重，尤其是钢铁等领域，在轻工业领域由于国际贸易增速减缓，产能也面临过剩风险。产能过剩必然会抑制工业的规模化扩大，也会压制住以前一味靠工业化来拉城镇化这种老路径。尽管各地都在想寻找新兴产业，但从当前情况来看，目前还缺乏能够呈现爆炸性增长、革命性、就业承载力强的工业产业出现，即使号称的新产业的光伏，最近遇到的压力也不小。如此可见，靠建立在产能过剩基础上的工业来支撑城镇化日益衰弱就很正常了。

　　认识到工业日益不能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前行的主力军之后，那么就必须发大力气来进行制度改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让通过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催发出来的服务业推动中国城镇化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