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刊于10月9日《人民政协报》。

以自己的观察和研究，王文了解了一些精英人士的顾虑。9月底，在赴欧洲考察前夕，身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两国民间智库对贸易问题进行讨论的积极组织者，王文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精英当前为何焦虑？在他看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获取信息的能力相对较快，因此敏感的精英群体往往会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感到焦虑。而这一轮的精英焦虑感，其实也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中国社会心理成熟度承受检测的反映。

在王文看来，有些焦虑的诉求是40年来一以贯之的，也与中央的要求一致，比如对个人安全感的保护、深化改革的目标等。但不得不说，焦虑的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过去大家呼吁个人安全感，主要在于人身安全、生存底线，而现在主要集中在财富和社会地位；过去的改革诉求是“改就行”，现在的改革诉求则是要“改得好”。精英层预期的提升，是目前焦虑感上升的重要背景。

也有一些焦虑，在王文看来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比如过去在多个交易市场中，一个“炒”字可能会带来动辄数倍、数十倍的利益，但这种粗放的赚钱模式本身就不正常，很多人由此觉得，暴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靠“炒”生财、靠“贷”牟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些中小企业找不到新的盈利之道，与大型企业竞争又处于劣势，由此产生的焦虑感也可想而知。

还有人和王文说，全球化前行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系统性、理论化、全方位地提出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这也让一些知识、思想与理论储备不足的人士感到焦虑，从原来搭西方的“顺风车”，到现在让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一些人在认识上存在不深入的情况，而另一些人则缺乏主场应变的经验。

要抚平焦虑，王文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要让5年多来政府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医疗、教育、税收、养老、法治等与每一位老百姓相关的改革，真正惠及政策覆盖的应有人群；二是要在各项对外合作中取得实作为、巧作为，中国“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而中国全方位开放也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内外统筹，要让更多成功的“走出去”故事透明化、真实化，真正激发中国人进入“全球公民”的时代骄傲感和自豪感。

而本报记者的补充提问则围绕精英人群如何度过本领恐慌这一关展开，毕竟已经站上新的舞台，聚光灯亮起来，怯场不是专业舞者的素质。王文认为，中国一定要成为学习型大国，目前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全球治理的新状况包括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极端主义、西方衰落现颓势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激流勇进，中国需要不断学习加以应对。同样，在国内治理方面，我们需要加速学习，比如如何处理互联网带来的机遇挑战，要立足过去的经验，同时实现超越，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