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8-07-25 作者: 丁刚
这四位学者虽师从同一个教授,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建树。缪尔达尔教授是社民党内的重要人物,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曾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和商业部长;约斯塔·巴格教授是保守党的领导成员,专门研究失业问题,在政府的失业委员会中任职;贝梯尔·俄林教授是青年自由党的主席,也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后来也成为教授的尼尔斯·乌林是农民党党员,担任了海关负责人。
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19日“丁刚看世界”微信公号。
瑞典从1920年代开始向中间道路的转折,就这样延续了下去。
一大批社民党学者对治国方针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并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里取得了理论突破,为瑞典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使政府的治理政策具有鲜明的社民党特色,并且因符合瑞典的实际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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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瑞典进入了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面对经济衰退和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民主党人从理想回归现实,开始寻找更能符合本国社会实际的治国良策。
很多研究瑞典模式的西方学者后来总结说,那个时期瑞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创新”。正是这样的“创新”使瑞典与其他西方国家在发展模式上有了区别,找到了更适合自身社会实践的发展路径。
当时,瑞典的一大批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自称为“社会工程师”。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常注重解决现实的问题。
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说:“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在经济政策范围内的变化,特别是在货币事务方面,具有革命的性质——它已动摇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这一直是一个需要迅速而勇敢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因此,现实生活要求科学,首先是理论结构要尽可能简单,以便使忙碌的金融家和政治家能够容易理解它和立即运用它。”
其次是有世界眼光。
他们坚信自己不仅可以解决瑞典的问题,也可以向世界提供一个解决此类问题的范例。
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约斯塔·巴格说,“从许多方面来看,瑞典都是一个进行社会研究的理想的社会实验室”。他还谈到,瑞典的民族比较单一,有比较完整的社会法律体制,拥有多种工业门类,而且又比较开放。唯独社会科学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系统的研究体系。因此,有必要更有系统地展开社会科学的研究,并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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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年代开始,瑞典学者开始了深入调查和广泛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议。与其他西欧国家的最大不同是,他们直接参与了改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于实践。
在当时的政府、议会里,都可以看到学者的身影。英国学者西蒙说,瑞典与英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授们不是讲给议员们听,他们常常自己就是议员。“如此众多的社会科学学科的教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必定会有助于提升有关公共事务和法规讨论的水平,也能够非常有效地避免纯粹的空谈,并改变大学里的研究风气。”他说。
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表明,学者执政成了瑞典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极其独特的现象。
当时瑞典政府的高官有不少都是经济学或法学教授。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担任财政大臣的恩斯特·维格福斯(Ernst Wigforss)。他提出了公共投资有助于缩小经济危机的新思想,并使这一新思想在1933年的预算案中首次得以体现。乌普萨拉大学当时共有8名法学教授,其中有五位都一度当选为议员。
当时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系,由系统地提出了购买力平价说的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主持,他的四个最优秀的学生从属于不同党派,都当过议员,均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这四位学者虽师从同一个教授,却有着不同的理论建树。缪尔达尔教授是社民党内的重要人物,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曾担任过政府经济顾问和商业部长;约斯塔·巴格教授是保守党的领导成员,专门研究失业问题,在政府的失业委员会中任职;贝梯尔·俄林教授是青年自由党的主席,也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后来也成为教授的尼尔斯·乌林是农民党党员,担任了海关负责人。
可以说,那个时期的瑞典政府基本上是由学者来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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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上世纪20年代的理论准备和与现实的磨合,社民党在30年代初执政后,开始运用新理论进行国家治理。学者们用多年来观察西方和瑞典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理论创新,进行着政治、社会和经济管理的实践,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整,丰富着理论。
这种“学者治国”后来形成了一种传统,各党派都很重视,甚至工会也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比如,工会的两位经济学家克斯塔·瑞恩(Gosta Rehn)和鲁道夫·梅德耐尔(Rudolf Meidner)为了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时提出了一整套积极的劳工市场政策,被称之为“瑞恩-梅德耐尔模式”。这一政策后来被不少欧洲国家借鉴。
19世纪末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瑞典走到这一步,开始逐步脱离社民党早期所坚持的路线,进入一种更注重实用和实证的阶段。
通过学者们的“试验”、“创新”,社民党在治理中开始吸收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新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讲,治理的政策与这些学科的新理论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也与参政学者的研究水平,与西方和瑞典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同步向前。
所以,我们今天完整地认识瑞典模式,需要了解当时与其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特别是一战之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