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发布会！首先祝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有这么一个重磅的关于2020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展的评估报告出炉。

首先，整体上这份报告是全面、权威的。里面的资料很翔实。迄今为止，这是对2020年“一带一路”建设最系统的整理，我估计甚至官方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出这样一个进展。所以，首先祝贺大家。

其次，这份报告带给我们的感觉非常好，令人鼓舞。刚才王文也说了，“一带一路”是逆势而上。确实，疫情期间大家都很悲观，包括我们自己在2020年上半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也感到很悲观，不知道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一带一路”建设会怎么样。而且，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疫情防控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新闻媒体没有提到过“一带一路”的事情。当时大家都感到很悲观，甚至有的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不是就此“就坡下驴”、不干了？我估计大家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但今天看这份报告，可以看到2020年是“一带一路”建设很辉煌的一年。随着中国政府以最严厉、最有效的方式控制了疫情，“一带一路”在海外建设的部分也提高了疫情防控的程度、措施和效率。在海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基本没有看到疫情大规模的流行的影响等，这一点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在全球一片悲观的态势里，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正增长，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是值得大家去宣传而且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第三，对于报告提出的建议，我深有同感。报告里提到了，要加强研究，要建立“一带一路”学。记得2019年王文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出版发行会上，就提出了要建立“一带一路”学。我认为，现在提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政府跑在最前面，企业走得也很快，而学者的研究总体确实是落后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和总书记对我们的要求的。所以，作为学者，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要加大呼吁的力度，力争让国家更加重视学术研究。广而言之，学术研究也能增进我们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相互的了解。只有研究了，才能了解这些国家，才能更好的落实“共商共建共享”，才能与他们一起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我对这份报告三个主要的感想。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汇报一下去年以来做的一些工作。

首先，去年上半年大家都放假了，特别是二、三月份非常悲观的时候，我坐在办公室里，也想了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一带一路”建设会受到什么影响，疫情整体对于经济全球化有什么影响。所以，当时我花了一些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归结出“一带一路”建设或者说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即“三角动力结构”（见图1）。在这里，资本追求利润的力量，也就是资本的空间出路（资本总要寻找它能够赚取利润的地方），是最根本的动力。同时，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技术产生的时空压缩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动力。今天我们接触全球信息、到达全球各处的地点所需要的时间大幅度减少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最后才是国家开放的程度。国家开放程度是可以变化的，但资本寻求空间出路和技术导致的时空压缩是退不回去的。我们不可想象，今天要退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交通通信技术的时代，我们过不下去的。资本也必须找它要赚取利润的地方。所以，经济全球化如此来看受到国家的影响是有的，它不会成为一个根本性的影响。

图1：全球化的“三角”动力结构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相互脱钩的代价非常昂贵，没有哪个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美国两任总统都这样讲，特别是前任特朗普总统，一直在讲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但有多少企业回去了呢？国家可以这样想，但企业会不一定会这样做。由此可以看到，所谓逆全球化就是一些国家策略性的调整，疫情不会导致全球化终结，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但是，必须要了解一点，经济全球化会导致各国之间权利的重构，这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权利的重构。

现在汇报一下我们做的中科连通性指数。

2019年，我们出版了一本《“一带一路”建设进展第三方评估报告（2013-2018）》，里面设计了中科连通性指数，当时评估的是截至到2018年6月。最近我们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把数据更新到了2019年（见图2）。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进展仍然不均衡。贸易畅通指数和设施联通指数提高的不是很多，但政策沟通指数和民心相通指数成长比较快。2013年这个指数看起来像枣核一样，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大枣了，这说明我们各方面的进展正在由极不均衡向逐步均衡方向发展。2019年中科连通性指数比2018年提高了86.5%，但比2017年仅提高了10%左右。通过评估可以发现，“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走过了启动时期高速发展的阶段，逐步进入了稳中求进阶段。同时，我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不求速度而求质量的一个过程。所以，慢下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的质量要逐步提升。这也刚好和王文他们的报告接上了，我们的评估只是到了2019年，他们发布的是2020年的报告，所以如果接起来看的话，可能会感觉到收获更多。

图2：中科连通性指数

   关于金融投入方面，我们做了多次努力想去测算。我拿到的数据是2020年8月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2035亿美元，其中2013年以来大约是1291亿美元。但是比较难办的是，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还不太清楚，根据已有资料大致估算中国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的贷款余额大概是3500亿美元。如果截止到2018年，实际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投入中大约30%是企业直接投资，另外70%左右是对沿线国家的贷款，包括援助，当然援助量很小。虽然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很有名气，但真正在沿线国家投入比较多的贷款是中国的口行和开行。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做了一个划分。因为现在提起“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大家感觉到很模糊，不知道包括什么。有人认为只是企业的直接投资，有人只是认为是贷款出去。实际上这是很复杂的。我把它分为三类项目（见图3）。

图3：建设项目类型划分

第一类是基于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大量的企业曾经只做EPC，但由于东道国没有能力进行运营，企业还要签一个合约帮他们维持五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运营，就出现了EPC+Operation这种模式。最常见的我们叫做EPC+F模式，帮助东道国到中国来融资；大量“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能看到的就是这种类型。由于EPC项目越来越难做了，所以很多中国企业不得不投入一部分钱来进行投资，就出现了EPC+Investment这种方式。

第二种是PPP和BOT方式，这是以特许经营为主的方式。PPP和BOT不同之处在于，PPP是政府担负一定的风险，但BOT完全由企业承担风险，因为它有一定的特许经营权。

最后才是企业直接投资，包括合资和独资。这里两条轴线是不一样的，底下的横轴讲的是投融资结构，从外方借款到中国直接投资；纵向的轴线就是我们不参与经营到我们完全参与经营，所以在这里面就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划分为这么多种类型，大家可以从中看到有多大程度上要参与运营方面的工作。

基于上面的划分，也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划分出几类，可以看出它对于制度文化依赖性的程度（见图4）。地域嵌入程度和项目技术的“破坏性”是很重要的指标。“破坏性”不是真正的破坏，我借用了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就是说一个建设项目或一项技术的落地会打破当地原有的平衡。在这种程度下有些项目是变革型的，在一个从来没有现代铁路的国家建了现代化铁路就是变革型的，会引起很多的变化，包括交通运输方式和人们的观念等。另外是支撑性的项目，虽然对当地有很多好处，但有些时候由于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也会带来很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还有是一般性的项目，像服装和制鞋，这种项目雇佣工人特别大量的时候，比如雇佣的几千人，对于当地的制度文化也是有很高的敏感性。另外一种就是园区，园区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如果园区的特殊性太大也会引起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所以，也对制度文化是敏感的。

图4：建设项目的制度和文化依赖性示意图

最后给大家汇报两件事情。

一是我们花两年时间，对19个国家、21个建设项目做了深度研究。这些深度研究和刚才小郭介绍的很多东西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这本书5月初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关于民心相通的工作。王文他们的报告对民心相通工作做了举例说明，但其实民心相通工作最不好衡量的，比较散，涉及到的部门多达二十多个。而且要想全面评估数据也很难拿到，所以“五通”里面做得最不好的，就是民心相通工作。我个人认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民心相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它不是可有可无，它也不是锦上添花，其实民心相通是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包括研究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工作。

我们也呼吁增加财政投入力度，利用增量资金引导企业资金和社会资金，设立多个民心相通的专项资金。这一点和王文他们的报告中提到的设立一些研究基金也是不谋而合的。

二是我们做了一个“一带一路”决策支持系统，是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手机APP“中科带路：‘一带一路’决策支持”（Beta版）将在3月底正式上线，欢迎大家试用我们的APP，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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