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英文版刊于11月19日《环球时报》英文版“Wang Wen on Changing World”专栏。 

在冬宫前，涅瓦河的秋风吹得人瑟瑟发抖。我等待助手买门票时，一位圣彼得堡老人悄悄地走到身边，向我推销一顶厚实的貂毛大帽与苏联时代的老邮票，再用两个手指、拿着一张100元的人民币示意:200元可任挑一件。我们都不会对方的语言，却顺利地完成了交易。

当时，我内心只有两个念头。一是同情，让老人赶紧卖了东西，回家休息；二是感叹。昔日超级大国苏联的衣钵继承者俄罗斯，经济一旦不景气，老年人会先受苦。那次，我在论坛与俄罗斯听众分享，1992年，俄罗斯与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2018年，中国GDP已是俄罗斯的7倍，建议俄罗斯朋友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经验。

从强盛大国到困难窘境，有时不需要多久。这些年常去巴黎，昔日美丽整洁的香榭丽舍大街及周边街区，满大街的香烟头，还有地摊小贩、猖獗扒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波兰首都华沙、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到处都是涂鸦街景与破烂楼屋，昔日欧洲强国荣光显得有一些衰败……

另一面则是浓浓“集体崛起”的豪情。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一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是对面墙上一张硕大的、足足上百平方米的哈萨克斯坦国家疆域图，折射了这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民族在1990年代初第一次建国的豪迈与雄心；在巴西利亚，数百米高空俯视这个 20世纪中叶建都的城市版图，是按一架欲展翅高飞的飞机形状，表达着当时建都时巴西的大国欲望与愿景；在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当地朋友很骄傲地分享他们对新首都“大、新、美”的认识，以及尼日利亚将崛起成非洲第一经济体的憧憬；在伊朗德黑兰，自由广场上能够同时容纳几十万人，我曾被邀请到观礼台上，现场倾听时任总统内贾德誓与美国、以色列斗到底的演讲……

20世纪传统强国与21世纪新兴经济体之间发展势头的交替变化得太快，所有图书馆中的书籍与知识显然不够用了。现在，需要一部新的世界史。

在世界史的写作上，我最崇拜阿诺德 ·汤因比。这位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一位世界通哲，与爱因斯坦、史怀哲和罗素并列”的智者，写了一部12卷本被称为“最长篇幅的英语文献”《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上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衰，堪称“对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著述”。他曾担任过多年外交官，还在全球顶级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20多年。但他真正的创作高峰是在 64岁退休以后的环球旅行中。他从伦敦出发，偕妻子一起乘船，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经南美和环太平洋地区，还到了南亚和近东，想“亲自会见和实地参观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人和地方。因为从文献中了解到的这些人和地方，都是借助二手材料”。

我比前辈汤因比更幸运，全球化的加速与交通的便捷化，以及中国快速崛起期给予个人的时代机遇，加之我一向秉持“脚底板下做学问”的方法论，使我能够远未到退休年龄就去了近100个国家。有的地方去了一二十次甚至更多，如美国、欧洲，有些富有历史底蕴的国家，也去过多次，如去了 8次伊朗、5次土耳其。不过，我的“不幸”在于高频率的工作，只能走马观花式地匆匆一瞥。

虽然多是匆匆一瞥，但到这些国家的见识令我越来越深刻地认为，历史并非是天衣无缝的连续体，而是一场变幻莫测的断层线。升腾与坠落、荣耀与衰败、联合与分裂、丰富与匮乏之间的转换，往往不那么容易被知识分子察觉。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一年里，智利、香港等地的社会混乱更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种大变局下，中国崛起走到了“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刻”。中国人需要更细致地观察世界，保持着谦逊之态，从那些昔日大国、区域强国、新兴经济体中吸取足够多的成败经验。这一点须切记！（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