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平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20年第3期，原标题为《白银走上主导货币舞台的步伐与明中期的“邱濬方案”》。

何平

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经历了政府层面力主用钞，禁钱禁银到钞法不行的过程。与此相应，从临近东南沿海对外走私贸易地区的南方开始，民间市场自发推升并形成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成为民间自律货币的格局，最终驱使帝制中国以1581年一条鞭法为标志迈入白银货币时代。货币形态的选择既是时代需求基于货币形态的特质对特定货币形式的辨识，也是特定国内和国际情势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货币形式提出的要求。为什么明朝在元朝因纸币亡国的历史记忆中，不积极推行铜铸币而力主推行纸币？为什么在明代钞法不行的情形下，在唐代被视为“无异于生人”、在宋代仅视为“轻赍”特种商品的白银最终成为主导货币，促成中国进入400余年的白银时代？铜钱、纸币和白银是替代的关系，还是可以组合互补使用？这些问题，生活于明代中叶的邱濬提出的“银钱钞”三种货币组合使用的货币层次结构论给予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回答。

一、“奇甸”海南群星闪耀时的邱濬与《大学衍义补》

邱濬（明永乐十七年至弘治八年，1419-1495），也可写作邱浚，字仲深，广东琼山人。

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对海南实行有效的扶持和管理，建立完备的文教体制，是海南人文兴盛的重要契机。他在御制诏《劳海南卫指挥敕》中称，“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数千里”，将海南视为首都的郊区，纳入中央政府积极治理的视野。唐宋以来，用于惩处逆臣、放逐政敌这片“孤悬海外”的蛮荒之地，终于在明代迎来了人才辈出的灿烂时代，衣冠胜事，震动中原。而在明代海南籍的干臣大吏中，人们最为熟知的是邱濬和海瑞，而邱濬是地位最为显赫的一位。

邱濬生于普通人家，祖父是当地的小医官。父亲早卒，由母亲李氏教养为人。文献称，邱濬从小天赋卓异，“濬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日记千言。六岁能信口为诗歌，语皆警拔。如咏《五指山》诗，识者皆知其必为国器。”英宗正统九年（1444），邱濬年仅25岁，乡试解元，名扬海内。两试礼部，名居乙榜，留京师，读国学。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仅34岁，复试礼部，置二甲第一，选入翰林，为庶吉士者十八人，浚为首。由此进入仕途，此后20多年间，他一直在翰林院任普通官员。其间因两广用兵平乱，邱濬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得到英宗嘉许，在官场才开始引人注目。此后直到60岁他才被提升为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成了朝廷高级官员之一。他自述他的心境称，“下愚陋质，荒州孤生。生世无寸长，颇留心于扶世；读书有一得，辄妄议以著书。……猥以官居三品，惭厚禄以何裨；年近七旬，惜余龄之无几。一年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技，徒怀爱君忧国之心。”正是在此任上，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宪宗刚即位三个月，68岁的邱濬便呈送了这本影响明清政治理念的《大学衍义补》。

《大学》原为西汉今文经师戴圣所编《礼记》的一篇，在宋代由程颢、程颐兄弟构建为理解孔门原教旨的启蒙作品。南宋真德秀（1178-1235）于端平元年（1234）进呈让他留名后世的《大学衍义》，他希望皇帝读这本书，懂得主敬主信的道理，以实现皇权稳定。其内容是陈述“外王”的初阶，即“修身齐家之要”。据称，朱元璋认为做皇帝必读《大学衍义》全文。而邱濬根据自身的研习，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创作《大学衍义补》160卷。他自称体例仿效《衍义》，每卷首先摘录经书和先儒注解，其次摘录宋元道学家相应说教，每一段皆以“臣按”做结，申说自己的主张。邱濬强调，真德秀关注的是《大学》之体之理，而他则注重《大学》之用之事，“第文兼雅俗，事杂儒吏，其意盖主于众人易晓而今日可行”，实际是写出一本行政治理手册。正文以内阁和六部的职能为顺序，改变了《衍义》以“君道”为主，将论述重心转向“臣道”。将社会治理的责任放在臣工身上，成为皇帝训诫臣僚，统一政令和行为的思想准则。《大学衍义补》是我国传统文献中一部充满丰厚经济思想的经典著作，它对土地问题、工商业、财政税收都有深刻独到的认识。而其《铜楮之币》两篇，是他面对当时的情势提出的可与西方“本位方案”平行比对的独特货币方案。

二、明代货币选择与白银货币化的国际契机

邱濬的“银与钱钞相权而行”的货币结构论，是对明初单一纸币政策失败，货币使用在铜钱、纸币和白银之间进行自发市场选择各自消长变化形势下的应对方案。明代的纸币性质和其失败的命运，可以从明朝初期的洪武实物型财政、白银陷阱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进行说明。

明代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274），设立宝钞提举司一职，负责纸币的发行事宜。《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1375年4月），太祖命令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宝钞分别有1贯、500文、400文、300文、200文及100文等6种不同的面额。洪武八年（1375），规定钞1贯折铜钱1千文，等于白银1两，钞4贯折黄金1两。洪武九年（1376），明廷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或实物交易，违者治罪。后反复重申此令。

洪武十年（1377），明朝中央宣布实行“钱钞双轨”制度。同时铸造铜币，并允许宋元等历代铜钱与宝钞共同使用。根据政府的计划，民间100文以上的交易，应当使用宝钞，100文以下的交易则使用铜钱。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政府新发小面额纸币，分别为10文、20文、30文、40文和50文五种，计划以宝钞取代铜钱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铜钱以辅币的形式流通。

由于宝钞的价值跌落，明朝政府为了使宝钞成为真正的支付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宣布，“罢行用库，令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禁止铜钱在全国上下使用，试图建立大明宝钞单一货币的一体化格局。但宝钞价值持续下跌，民间不予理会。宣德十年（1435），英宗即位接受官员的建议，允许民间使用铜钱交易。当时人陆容（1436-1494）笔记《菽园杂记》的记载，反映了15世纪前后大明宝钞的情形，他说，“洪武钱（宝钞）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之，今后全不见一文……今惟官府行之。”陆容一生历经了正统（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五朝，见证了宝钞衰落的整个历史。

铜钱不予铸行，纸钞贬值，而白银在民间市场自发选择中逐渐取得优势。这在徽州地契为主要材料的货币使用研究中明显体现出来，为了推行宝钞制度的明代禁令形同具文，在宝钞制度崩溃的形势下，白银走上主导货币的道路。邱濬正是生活在这个转折点的政治精英。

那么，铜钱、纸币和白银在货币选择中各自地位的确立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这就需要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它们各自的特性决定的在货币功能发挥上多大程度满足了“节约”和“效率”的要求，多大程度实现了价值稳定性和流通便利性的均衡。这属于货币形态的“天生资质”的一面。另一方面，是使用货币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的交易模式、规模，贸易的国内和国际性质，都给货币的形势选择形成相应的约束。

我们先来看看铜钱、纸币和白银各自的“天生资质”所形成的作为货币使用的特点和优势。关于铜钱和纸币各自不同的流通规律，比邱濬年长10岁官至吏部左侍郎的刘定之（1409-1469）第一个进行了明确的辨析。他在《历代钱法楮法得失》中称：

“民之所赖以生者谷帛，而一环之钱诚若何所用者？然而钱可以致谷帛，则用钱可也。民之所赖以用者钱货，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然而楮可以代钱货,则用楮可也。自周以来，率用钱，而钱之弊在于轻重不中。若汉之三铢、四铢，失之轻，榆荚失之大轻。而魏之水浮、风飘、鹅眼，宋之綖环、莱子、荇叶，晋之四分沈郎，唐之武德四铢，皆失之轻者也。若汉之半两赤仄失之重，八铢失之大重，而蜀之直百、吴之当千、晋之比轮、梁之两柱、周之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之乾元重宝、重轮乾元，皆失之重者也。夫钱轻则物必重，而有雍遏不行之患；钱重则物必轻，而有盗铸不已之忧。必若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则庶乎轻重得中矣。自宋以来，率用楮，而楮之弊在于贵贱不中。天圣一界印一百二十五万，绍圣一界印一百四十万，元符则增为一百八十万，建炎又增为三百七十万，孝宗一界以几千万计，宁宗一界以几万万计。中统既有钞，而至元钞一贯又准中统钞五贯，是方尺之楮直钱五十文也。至元既有钞，而至大钞一贯又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楮直钱五万文也。夫少造之，则钞贵，而过少则不足于用；多造之，则钞贱，而过多则不可以行必也。如宋之天圣、元之中统，则庶乎贵贱得中矣。方今不用铜钱专行钞法，自数十年来钞之不行于天下也甚矣。”

刘定之明确指出了铜钱和纸币作为货币使用的缺陷所在，“钱之弊在于轻重不中”，而“楮之弊在于贵贱不中”。我们先来看铜钱。北宋真宗年间纸币诞生之前，中国货币使用的历史主要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方孔圆钱，政府主导的铜铸币，历经半两钱、五铢钱和通宝钱体制。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由国家垄断发行，是国家主权治理的主要形式。它不采用自由铸造的办法，官府控制了铸币铸造数量，但并不能与市场的实际需求保持协调。而且，铜钱具有贯通朝代使用的特点，政府无力在流通中全面禁绝旧有铸币和民间劣币，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官方标准货币与民间自律劣质铜钱并存或此消彼长的过程。各自实力的消长，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王朝的兴衰。但是这种完好铜钱与劣质铜钱并存的局面，是在没有本位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相矛盾（价值尺度要求价值标准的唯一性，流通手段要求足够的铸币数量应对商品堆集）条件下的灵活应对措置。所以，铜钱的弊端和弱势诚如刘定之所说，在于它作为价值尺度维持的困境难以改观。同时，随着市场交易模式的变化，适于日常小额交易的铜钱不利于跨区域远距离贸易。此点为历代人士熟知，元初主张推行单一纸币政策的胡祗遹就明确指出，“铜钱交钞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均之二物，皆非切身实用之货。圣人以其丝绢绵帛之不可以零分，粟麦百谷之不可以远赍，假二物守之以信，以便交易而已。以优劣较之，则交钞优于铜钱。”

然而，纸币流通的要害在于“贵贱不中”，也就是，纸币的价值波动成为常态，也失去了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上引刘定之文的后续论述中指出，“当路者并不深虑而熟计也，严刑苛法以禁之，急征重敛以收之。田野无知之民乃嗷然曰，钞之行于民不可以糴粟也，不可以易帛也。直嗷然尔，而强我以行。钞之取于上，非以准税粮也，非以准差役也，直藏纸尔，而厉我以取彼，固不知国之大计，而为国者宁不以经心乎？为今之计者，如不欲收旧钞乎，则直造新钞而用之，上之所以赏赐俸给者，以渐而出之；下之所以输纳赋役者，或而取之，则钞何患乎不行？……若一概取之于民，而为头会箕敛之下策，则古人利民之货反为今日病民之本矣。”正是这样，明朝的纸币发行遵循的是所谓“无准备、无数量限制和无兑换安排”的“三无”原则，结果历史上曾经作为铜钱符号赖以良好收放政策的纸币，即失去了客观的铜钱约束，又失去了人为的政策努力，变成了废纸，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固有规定性。更有甚者，大明宝钞在与财政的关系上，是跛行财政支持，它只是在财政的支出一端使用纸币，而不用于财政收入，完全违背了“税收驱动货币”经济原理。十分奇特的是，它反倒通过新增税收来收回纸币以维持它的价值，这种特殊的“通货膨胀税”操作，不仅伤害货币持有者的利益，而且让不持有纸币的民众普遍承担纸币贬值的社会负担。明代纸币作为彻底国家纸币实验的经典实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纸币信用保证制度约束的重要机会，不仅要考察其与纸币直接相关的制度构建，还要看其法治与民主的社会机制的缺失。当然，政府层面的纸币维持机制失效，并没有导致纸币形式的根本销声匿迹。实际上，自从交子诞生以来，在官方纸币败坏之后，民间纸币性质的银钱票填补了它的缺环，在经济生活中服务于发行者及其业务活动相联系的经济活动。

那么，白银的“天生资质”是在何种形势下才便于承担货币的职能。中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尽管有汉武帝“白金币”发行的白银使用（考古发掘实际为铅块）记录，但白银得到社会的重视，是唐以后南方海外私人贸易活动的产物。船型银锭的形成，体现了它与海上经济活动的天然联系。我们仍然没有元以前白银充当货币的实证材料，但我们可以推断，唐以后中央政权忽视和禁断的海外走私贸易市场自然选择了白银作为交易媒介。这种白银支付手段的使用习惯在经历了元代白银价值尺度的南方地区，当明代初年不铸铜钱、纸币贬值的形势下，被民间作为标价的尺度，并进而走上主导货币的道路。实际上，就白银本身的自然特性和传统中国朝野的认识而言，它并非人们自始就青睐的货币形态选择。唐代人们就认为，铜钱重要，白银一无是处。《唐律》称：“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唐会要》载：“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民人。”所以，白银成为明代的货币选择，要从明代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内化为明代中国主导货币的理路来认识。这才是决定白银命运转向和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国际契机。在邱濬生活的时代，还没有隆庆开海后拉美白银流入中国的明确记录，但明中前期倭寇海盗的活动，无疑伴随白银的逐渐活跃，西班牙、葡萄牙势力东来开启东西方的直接交流，在白银的使用上正是在这个延长线上的发展。新的形势和货币问题，必然促使邱濬这样的有识之士进行深入思考，作出明确的回答。

三、“本位方案”映照中的“邱濬方案”

面对政府铜钱不积极铸行、纸币败坏，白银由民间生发的威力渗透到政府经济行为的局面，邱浚在《铜楮之币》提出了“以银与钞相权而行”，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建立白银、纸钞和铜钱三个层次的货币体系，让其交易价值比率确定，在各自特定的领域分轨流通。他指出：

“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焉。盖自国初以来，有银禁，恐其或阂钱钞也。而钱之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钱始用于西北。自天顺、成化以来，钞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宝钞属镪之形，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以复初制之旧，非用严刑不可也。然严刑非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时，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盖本天之理，制事之义，以为民之利，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圣贤制事之权也。窃以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如此则官籍可稽，而无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无欺诒之患。商出途、贾居市，皆无折阅之亏矣。既定此制之后，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改亦庶几焉？臣愚私见如此。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

由此可见，在明代初年实行单一的大明宝钞制度趋于失败的情形下，邱浚提出了基于多层次交易环境需要，实行复合型货币体系的建议。作为整个社会的基准货币，白银就是核心价值尺度，宝钞和铜钱以其自身的优势服务于不同领域，其价值以与白银的固定比价为依归。这种货币体系的制度保证，便是中央政府行之有效的货币管理政策。

“天生物以养人，付利权于人君，俾权其轻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为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权其轻重，致物货之偏废，固已失上天付异之意矣。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甚非天意矣。自宋人为交会，而金元承之以为钞。所谓钞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值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值三五钱者而售人，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职矣。况上之人自为之哉。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与其所费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可鉴也。”

货币价值的稳定，并非专门依赖货币本身的自发调节。货币的真伪、可信度和供给量，以及与商品经济的关联，都必须通过国家的统一政策来维持。明朝的弊端主要源于对宝钞缺乏合理的价值维持措施，宝钞缺乏可兑换性。铜钱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基层市场的需要，劣币充斥，失去了以前各历史时期价值基准的地位（主要是宋以前）。在此情形之下，民间自发选择处于自然特质价值稳定的白银货币，形成社会的基准价值和价值尺度。这种选择是在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同时在西方势力向东方扩展的世界一体化背景下成为定势。在政府不力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基准从民间到政府转变为白银，而铜钱服务于基层社会的特有功能则由市场自发调节，劣币充斥。此后，尽管中国的货币体系在明清仍然是铜钱和白银的二元结构，但是，铜钱失去了社会价值基准的地位。白银主导的货币体系使明代在 1581 年后发生了价值基准的根本转换，从而将中国古代的货币历史划分为前后分明的两大时期。邱浚的论述充分反映了当时货币结构变化的趋势。

邱濬的货币结构论是在他关于货币起源、货币形态更替的整体货币认识论基础上提出的。在货币起源问题上，他认为，“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周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是岂上天立君之意哉？”他对我们今天解读的“需求的双重耦合”困境引发货币诞生，进行了独特的解读，“物不皆有”，故要货币做停顿和中介。而且，对货币生命力维持的关键聚焦在货币与商品的均衡关系上，也就是最终落实到物价和币值上，这是不能违背的“上天立君之意”。较之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出现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喧嚣声，看透了货币的本质和功用。

邱濬在比较了铜钱、纸币的优劣，“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以及白银不可阻挡之势以后，构建了“银与钱钞相权而行”的货币层次结构论。今人有将邱濬“银为上币”说看成从崇尚尊君集权体制下货币流通思想的局部自由化向自由放任货币思想转化的一个节点，与今天的自由竞争货币比拟，无疑有辨析邱濬问题意识的意义 。但更加能够正确判定邱濬货币结构论的参照坐标是西方平行提出的“本位方案”。

在欧洲中世纪临近结束之时，西班牙北部加泰罗尼亚和卡提亚货币机制如何随同本位方案得到改进的经验教训，以及承诺兑换名目硬币的政府，一起促发了实验奇波拉所提“本位方案”的尝试 。本位制的基本理念是，“大额硬币是计价单位”，而“辅币价值用大额硬币来表示”。其要义分析起来在于两点，第一，在多种货币形式的共存环境中，以高价值货币为价值基准，其他货币形态以它来计算价值。同时，充当价值基准的货币为主币，而其他货币为辅币，形成主辅币关系。第二，建立名目小额货币体系构成辅币，辅币可以与主币进行比例的兑换，但是限定了数额，必须在一定的数额之上才能兑换主币。这既保证了价值基准免受冲击，也保证了底层市场对小额货币的灵活需求与应对，解决了小额货币的短缺问题。但到了制度完备的金本位时代，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关键在于维持这些原则的制度和法律程序的近代化，亦即宪法体制和民主机制在货币发行和流通上的约束功能。与此相比较，第一，邱濬提出以“白银为上币”，已表明以他的生活经验得出了基准货币建立的意识。白银与钱钞相权而行，虽然没有名言主辅币的关系，但其分层服务的领域划分，已有主副币功能区分的意味。第二，对于白银货币与钱钞的比价和兑换问题，他也有明确的设计，但没有给予“本位方案”条件下民间自律应对的空间。当然，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邱濬方案”与“本位方案”的根本不同，在于“本位方案”的技术设定是镶嵌在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建构的整体演进中，货币的法治与民主治理是它在制度上的优势所在。事实上，“邱濬方案”在专制集权背景下，可以说对货币组合使用的安排达到了极致状态。然而，与“本位方案”的走向和前景相比，立见轩轾！

当然，邱濬在经济思想上还有其他的重要创举。诚如赵靖先生所说，他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就前引文中“所谓钞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一段，赵靖评述称，他对于这纸币购买力的分析是错误的。纸币可代替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条件是纸币发行量没有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纸币就能按照它的票面价值流通，而不管它那张纸本身的材料价值多么小。这段话值得重视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货币问题的范围，触及了一个更深刻、更有根本意义的理论问题。它指出了一切“资于人力”的“世间之物”即劳动产品，其价值都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其功力有深浅 其价有多少”，价值和劳动耗费多少成正比。邱濬这里以相当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英国古典学派创始人威廉·配第在 1660 年代提出劳动价值论。配第指出，耗费在白银生产上的劳动直接创造价值，而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只是在它们的产品同银相交换的范围内才创造价值。邱濬的论述以他上呈《大学衍义补》一书的 1487 年计，较威廉·配第早 174 年。这是闪烁着光辉的经济思想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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