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此次会议，前面听了王文院长的介绍以及三位老师非常好的观点，收获很大。接下来我交流两方面内容：一是对《逆势增长：疫情期“一带一路”进展评估》报告的学习体会；二是围绕报告中提到的产业链谈点个人的思考。

第一，报告用翔实的数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疫情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超乎预期的增长，评估了“十四五”期间重要领域的走势，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很有见地和高度。这份报告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既有演变分析又有展望预测，对未来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第二，疫情以来，“一带一路”取得的突出进展，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全球化休克的情况下，“一带一路”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非常不易，成果丰硕超出预期。意料之中是因为，这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这份报告强调了健康、数字、绿色三个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和“双循环”的关系做了很好的阐述。

第四，关于“一带一路”学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报告中提到设立“一带一路”学，这是很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建议。创设这样一门交叉学科，需要整合现有历史/文化、经济、教育、国际政治、管理学等多种学科。这些跨学科的理论体系不仅能为“一带一路”理论基础提供强大的学科支撑，同时也为构建起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提供理论保障。

最后，对报告提一点建议。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经营方面可以多提一些专门的建议。最近的缅甸打砸事件导致很多中资企业受损，企业如何应对疫情后的政治风险需要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十四五”规划提到要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实现高水平“走出去”，这对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对外投资非常重要和及时，这方面我们法律、政策和保障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方面，围绕报告中提到的产业链谈一些看法。这些考虑也是来自于我们团队最近的一些调查研究。刚才翟老师也提到了，此份报告里强调了构筑互利共赢、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表明在中美博弈和后疫情时代，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已经引起高度重视。

2020年“一带一路”贸易往来紧密。“一带一路”去年贸易进出口额增加了1.1%，占我国进出口总额29.1%。到2020年第4季度为止，海上丝路指数走势非常强劲。从更大范围看，202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实现了快速回稳、持续向好，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性和综合竞争力。

针对这些情况，需要结合我国在“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当中的地位问题来进行分析。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中美博弈和新冠疫情的持续扩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区域化、数字化趋势加速演进，我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关系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应当如何处理好我国与沿线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的竞合关系？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如何构建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体系，促进区域循环，提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我们都知道加入WTO以来中国在贸易全球化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国通过要素比较优势参与全球贸易，嵌入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逐步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体系。在第二个阶段，产业链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特征逐渐显现，我国也逐步成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嵌入全球价值链。现在中国、美国、德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生产中心。据穆迪计算，“一带一路”国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持续提升。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占比从25%上升到70%，在区域消费网络占比从16%提升到55%。

事实上，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风险也在不断上升。这也是中美博弈以来的又一巨大挑战。此前，“产业链去中国化”“从中国撤资”“科技脱钩”等各种论调就已经此起彼伏。这些外部因素的博弈和竞争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这里我先讲各方存在的博弈点：

一是双方对外部需求市场的强依赖性。中国的制造业有超过60%的商品为最终产品，这些产品的重要市场集中在欧洲和美洲，尤其是德国、美国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市场也大多集中在美洲和欧洲，尤其是纺织、皮革和鞋类等低端制造业。双方对这些共同市场的高依赖性意味着那些被“低端锁定”的产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二是“去中国化”的产业转移升温。受疫情影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生产，加快“去中国化”进程，加速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沿线国家。就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看，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企业也不得不考虑转移一部分产业。另外，沿线国家也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产业转移吸引力不断提升。

三是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受外部力量限制。当前，中国作为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和主要战略挑战的基本判断下，美国对华战略仍将持续。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大对“涉中”产品的反规避调查，比如越南的出口产品就要接受严格审查。这些密切审查导致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环境变得愈加紧张，合作交流渠道也变窄。未来，拜登政府必然还会联合盟友限制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所用的策略和技巧也更难应对。

四是发达国家与沿线国家产业链利益深度交织。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已经形成紧密稳定的产业链关系，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集群效应也很明显。如新加坡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石化产业，马来西亚电子、汽车产业集群，泰国的汽车产业集群。在发达国家的干预影响下，沿线国家政府出于产业平衡和稳定发展的考虑，将在中国和传统合作伙伴之间做出一定的选择，这种纠结和顾虑也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双方合作的难度。

当然，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会凝聚出一股新的共生力量，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这种交错共生的关系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诉求。沿线国家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国家，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优势明显。而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领域集中在中低端和中高端领域，如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领域。为了进一步提升附加值，中国需要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各国通过产能合作满足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二是区域产业链贸易程度加大加深。近年来，产业链的区域化属性增强，全球化属性减弱。疫情又改变了全球化追求成本最低的原则，大家为了产业安全可控，一部分重要的关键产业将撤回国内或缩回到地理邻近的区域生产，区域内的贸易量将进一步提升。

三是共同应对发达经济体创新竞争的客观需求。2013-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但是各国并没有形成以技术作为驱动力的区域产业链，都面临着发达国家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过度依赖发达国家需求市场和在贸易规则上缺失制度性话语权的问题。

面对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和合作，我的想法是，能否建立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价值链合作体系不能仅仅落在双方自身利益的博弈和竞争，发达经济体等外部力量引起的冲突和矛盾尤其要引起重视。拜登签署的四类产品供应链行政令审查就给中国带来很大压力。那么，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视角出发，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合作模式，推进更加深入的制度开放创新，培育更加强大的国家发展能力。

具体来看，一是要和供应链高技术国家的加强经贸合作。未来重点要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重点推进，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由贸易发展，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另外，“一带一路”建设还缺乏机制化建设，以区域供应链或者产业链为载体推动市场驱动型的机制化建设，一定程度上能为区域深化合作提供可行的对接方式和可预测的对接结果。二是结合“新基建”加快科技创新，对于中国而言尤其要培育一些以我们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领军企业，以提升产业链控制能力，还有就是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三是基于新一轮技术发展趋势，还要研究如何充分挖掘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潜能，利用信息数字化等技术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布局。同时，也要适度扩大进口，深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积极开拓内需空间，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

以上是我的一点想法。这次报告发布会很及时、非常有价值，给我们研究带来很多启发，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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