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刊发我院研究部副主任贾晋京论文《国民幸福总值及其对国际规则体系的影响》

　　

 

　　［内容提要］ 随着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走上国际舞台，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其背后隐含着的是，在全球经济格局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权之间的博弈。本文分析了这种博弈的路径和影响、博弈的规则及其缺陷以及博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

　　自第65届联合国大会以来，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日益走上国际舞台，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变化。我们认为，这种重新设计背后隐含着的是，在全球经济格局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权之间的博弈。

　　一、从第65届联合国大会到“里约+20”：GNH日益压倒GDP

　　2010年9月，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不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交的非约束性决议草案，建议会员国“走全面发展之路”，将“幸福”的概念纳入“国家发展指数”的考核中。该决议草案赢得了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巴基斯坦、格鲁吉亚、洪都拉斯、日本、瓦努阿图在内的66个国家的联名支持，并最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得到通过。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衡量标准是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来计算的，但也考虑了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较前的几乎都是中小型国家。

　　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大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 + 20）。“里约+20”被联合国官方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解决“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大会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落实一个新的全球发展框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适合居住的世界”。“里约+20”推出的新框架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以“绿色经济”为体，以“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为两翼。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此次大会致力于推动各国达成对“一体两翼”的共识。后续计划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的2014年再举行一次大会，届时各国将宣布接受并采用GNH和自然资本核算，以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则要开始具体落实。

　　由此可见，自第65届联合国大会以来，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就顶层结构而言，现行的国际秩序体系是联合国框架。在联合国框架下，有联大、安理会和16个专门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等。这是一个涵盖了从安全问题到大部分经济社会领域事务的进行国际协调的整体框架。在联合国之外，还有类似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独立国际组织。

　　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说法，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而设计，目标是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协调国际事务，避免使用武力。为了实际运作，联合国设计了几乎包罗万象的全球权力运行方式设计，可以渗透到全球各个经济社会领域。在各种具体的权力运行设计中，发达国家往往是设计方，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协调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秩序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联合国在世界组织中拥有最大的机构框架，但有些专门机构成立的时间却在联合国之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主体）就是为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设立的。各专门机构对应的经济社会事务领域各有其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国际规则。而在所有国际规则当中，作用最广泛的是经济领域的规则，经济领域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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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框架是1934年由美国国会委托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撰写的应对大萧条的报告中提出的，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确定为评价各国经济的方法，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推广，逐步被各国接受为经济统计的主要框架。一方面，GDP实际上作为各国的经济评价方式在运作；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也都按照提高GDP的目标来设计经济政策。

　　当初，GDP体系是随着世界银行的发展援助项目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而现在，按照“里约+20”的精神，GDP体系将被替代（或至少是大幅度改造），纳入GNH和自然资本核算当中。为了执行新的框架，联合国将设立一个权力配置很高的执行机构——根据“里约+20”的成果文件《我们期望的未来》，目前有两个备选方案供各国进一步磋商，一是成立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二是升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权限。

　　无论如何，当GDP不再作为各国经济唯一的统计核算体系时，国际经济事务的规则实际上就被从基础上修改了。这种修改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不要追求金钱（GDP），而要追求幸福（GNH）”的意思。那么，由GNH主导的世界格序将是什么样的呢？下文拟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国民幸福总值：主要指标体系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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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65届联合国大会到“里约+20”，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体系是联合国主推的测度方法。据不丹政府研究中心主页的材料，不丹的GNH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九大方面：（1）时间的使用：时间在工作、家庭等方面的分配；（2）生活水平：经济生活标准和快乐水平；（3）良好的政府治理：政府效率、民主文化、对机构和领导者的信任度、反腐败；（4）心理幸福：生活满意度、情感幸福指数、精神性或灵性（spirituality）、压力程度；（5）社区活力：奉献和志愿服务精神、社会凝聚力、安全指数、家庭状况以及住在社区的时间；（6）文化：语言、认同感、核心价值、价值观的变化、信仰、规范、习俗，以及参与节日、体育、歌曲等文化活动的程度等；（7）健康：死亡率和发病率等；（8）教育：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由教育部门提供，当然也涉及教育不公平等问题；（9）生态：包括土地利用、水质污染、空气污染等九个方面。

　　首先，我们认为，单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体系和测度方法存在较大缺陷。一是不丹GNH的创制和施行有其特殊的基础。

　　几乎全体不丹公民都信仰宗教，因而不丹政府对“幸福”的强调比较容易被民众接受。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实证研究所教授布伦诺?弗雷（Bruno S.Frey）研究发现，宗教能为人们指引生活的意义与目标，培养对来世的信仰，给人一种存在的确定性，是“主观幸福”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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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不丹的GNH过于注重主观感受。幸福是主客观的高度结合，一旦作为补充或替代GDP的政策考核指标，它的功能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测算人们一时的不确定的主观感受，而是应该通过检查相关领域的工作、调查民众的满意度找出薄弱环节，促进政府改进工作。同时，要提高公民的幸福水平，既要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满足民众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也要注重精神、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提升，充分关注民众多层面的幸福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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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包括不丹的GNH在内，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发布的各类幸福指数，其指标体系都大同小异，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一是各个分项指标的权重不同；二是主观和客观指标的比重不同，有的指数选取的主观指标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或者有的幸福指数全部采用主观指标。各种指标体系均采用同样的测算方法，即建立幸福评价指标体系，将每个具体的指标标准化（即无量纲化），计算单个指标指数，再根据每个指标的权重最终合成幸福指数。这种无量纲化的综合式幸福指数在理论基础上存在缺陷：（1）按照当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主观指标之间不可比较。目前，主流经济学主张采用序数效用论，即认为效用只可排序，无法用数值来衡量。假设存在x、y、z三个选择，A偏好x甚于y，偏好y甚于z，但无法证明A来自x的效用是否高于B来自x的效用，从而，二者的效用不可比较。因此，作为多数幸福指数中均采用的一些主观指标，如生活满意度等等，在人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从而将不可比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缺乏理论基础。（2）指标的无量纲化在统计上可行，在逻辑上不通。之所以采用无量纲化的方法，是因为指标基本都带着计量单位，量级、单位和数据性质均不同，不同指标因而不可比较，也无法加成。但是，无量纲化之后的数值在逻辑上仍不可比。例如，离婚率与房价收入比这两个指标显然不可比，也无法计算合成。前者是比率，后者是倍数。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二者均被换算成为0—1之间的数据，从数学上讲可以比较。但是，用无计量单位的两个数据来表示房价收入比和离婚率，并进行比较，在逻辑上讲不通。你能肯定地说0.3的房价收入比和0.4的离婚率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三、GNH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南北关系退步，抑或改善？

　　尽管包括不丹的GNH在内的各种幸福指数存在“天然的缺陷”，但仍被采用并将补充或取代GDP。可见，GNH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GDP主导的发展模式，成为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因为，GNH的崛起即便不是在否定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走向致富之路的合理性，至少也会大幅度提高工业化的成本。

　　（一）新兴国家的发展成本将大幅提升

　　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即制造业基础流失，经济金融化、虚拟化。而全球的制造业重心则移向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成了新的“世界工厂”。

　　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是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和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它改变了全球工业集群的地理分布。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产出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仍然掌握着最多的工业标准制定权和产业环节分配权。

　　当前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已经按所谓“温特制”（Wintelism）进行组织。“温特制”一词是微软公司的“Windows”与英特尔公司的“Intel”的合称。“温特制”完全打破了围绕最终产品进行生产资源垂直安排的模式，改为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模块生产与组合这一生产架构，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中，而大多数生产者则以模块生产的形式实现和落实着这些标准。在这个架构中，标准和游戏规则取代了最终产品成为生产管理的中心。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可以把生产环节分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掌握最顶层的标准和金融环节来控制利润。而承担加工制造的发展中国家则要消耗资源并制造污染。在GDP框架下，经济过程是在一国范围内核算的，从而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就会被视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产品导致的。从全球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有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环境污染。

　　“里约+20”明确了发达国家要拿出相当于其GDP的0.7%的资金来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显然，这在某个角度上是按照自然资本核算的框架。如果把自然资源消耗作为GDP的核减项目，工业化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这就相当于发达国家通过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道路致富，然后把高能耗和高污染的工作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去做，再在通往富裕的路口竖起一块牌子，写上“此路不通”。

　　（二）霸权与发展权的博弈

　　从工业经济的“原材料→加工制造→消费”的运行过程来看，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上大部分工业产品，从而也就是“吃”、“占”了全球大部分资源产出的最终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如今的“世界工厂”是中国而非西方国家，世界上大部分工业品的加工制造过程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国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这种集中了加工制造过程的国家“直接消耗”了最多的原材料，亦即自然资源，并且“直接制造”了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部分却被发达国家所消费。这种局面又产生了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妨害幸福水平”的社会问题。

　　“里约+20”大会开始之前，联合国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报告作为大会的材料准备。作为“里约+20”环境议程讨论基础的是2012年5月15日在北京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这份报告认为，人类目前的生存方式所消耗的资源达到了地球可供给能力的150%，如果目前的趋势不变，到2030年，人类将消耗两个地球的资源量；到2050年，人类将需要2.9个地球。

　　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富国与穷国的巨大差别：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足迹”平均比低收入国家高5倍。所谓“生态足迹”就是计算人类的最终消费所消耗掉的“地球生命承载能力”的量。据此推算：“如果人类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人类需要4个地球来满足其每年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如果人们都按照印度尼西亚的平均水平生活，那么全球只会消耗2/3的生物承载力。”

　　一个可对比的研究数据是2007年英国的一项大型研究，它指出：如果全人类都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需要5.6个地球的资源，按照欧盟的生活方式，需要3.9个地球的资源，按照日本的生活方式，需要2.9个地球的资源，而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只需要0.9个地球的资源。

　　作为对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解决办法，1992年的里约环发大会确定了“0.7%原则”，即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7%来援助发展中国家。这也构成了“碳减排”议题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提供援助的义务的执行基础。不过，在这20年中，发达国家其实几乎没有遵守过这项原则。

　　发达国家不履行义务，发展中国家就不会相信发达国家的诚意。2012年6月14日下午5点，在关于大会成果文件的磋商中，欧盟的代表称由于欧债危机，无力履行义务，“现在世界上谁有钱，就去找谁要钱”，导致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将进行中的磋商会“叫停”。77国集团谈判代表称：若不在“行动措施”（包括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谈判上有所进展，他们将拒绝继续进行绿色经济的磋商。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讨论的主题是在碳减排议程（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帮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框架安排下，发达国家到底该出多少钱、以何种方式出的问题，这是以“发达国家必须承担一定成本”作为前提的。而“里约+20”则不同，发达国家连20年前已经确定的义务都想推掉。

　　在环境与发展议程上，发达国家的利益在于：在尽可能维持“多吃多占”局面的条件下，如何尽可能减少用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环境”的支出；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却在于：在尽可能发展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争取到发达国家对“绿色经济”的资金和技术转移的支持，至少不要过多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买单”。

　　于是，这里必然存在“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两大阵营的博弈，这其实是“多吃多占”的霸权对“要实现富裕”的发展权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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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南方国家阵营中也有小岛国家这样利益诉求不同的成员，这些国家没有通过工业化实现富裕的条件，相反，保护环境发展旅游业对其有利，因此它们更容易站在发达国家一边。

　　（三）环境与发展议题上的国际关系格局重组

　　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中最重要的议题是安全，国家之间的关系纽带是军事联盟，比如北约。二战后，随着经济议题的地位上升，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与经济过程中的位置有关的合纵连横关系，比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合组织”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而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国家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结盟方式。

　　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四个新兴工业国结成被称为“基础四国”（BSICs）的同盟，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这是在碳减排博弈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合纵”维护自己利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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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国家在“合纵”，发达国家也在“连横”。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图瓦卢和马尔代夫为代表的几个小岛国站在了比发达国家更激进的立场上，要求各国无区别地承担减排责任，充当了“减排急先锋”的角色。

　　可见，世界的阵营格局可能会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变成制造业国家之间结盟而发达国家与非制造业国家结盟。围绕“里约+20”大会，这种合纵连横、折冲樽俎的大戏已经开始上演“升级版”。

　　2012年5月25—26日，第6届“日本和太平洋岛国论坛首脑会议”在冲绳举行，连同日本在内，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或高级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以往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引起了媒体瞩目。日本政府在会上宣布，未来3年将向太平洋岛国提供上限为5亿美元的援助。以日本共同社为代表的媒体认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日本意欲拉拢南太平洋岛国在军事和航海等方面牵制中国，但查阅日本外务省官网发布的会议宣言和成果概要原文，其中并未提到中国，反而明确提到会议是为“里约+20”协调立场，会议内容也集中在环境与援助方面。这实际上是一次围绕“里约+20”的重大“连横”活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个别小岛国与欧盟的“同声一气”升级为美日这样的发达国家集团与小岛国集团间的“联姻”。

　　环境与发展议程上的合纵连横其实是“议题结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背盟远比军事同盟容易，因此，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向更多的结盟与背盟发展。

　　此外，“里约+20”展现出国家之外其他国际关系主体——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地位上升。传统的“多极格局”中“极”的概念对应的是国家。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行为主体已经越来越多属于国家之外的力量，组织、企业和个人都有能力在国际行动中发挥作用。“里约+20”大会是第一次明确把个人放在重大国际秩序安排中准主体地位的会议。

　　一个充满“议程结盟”和“非国家的行动主体”的世界已出现在我们眼前。

　　四、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当顺应潮流，及时提出自己的国民幸福总值或幸福指数概念，并作为完善GDP的重要指标，积极响应国际发展观转变的潮流；同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一）及时出台中国特色的GNH，并发布各国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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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进人民福祉”，“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多谋民生之举，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建议中国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应涵盖主观与客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包括人均GDP在内的发展指标，这样可以更好地兼顾我国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情况。

　　全国人大财经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民生（幸福）指数”课题研究发现，在城镇地区，民生工作整体满意度基本上随着收入增加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最低收入组群体的民生工作整体满意度也是最低的。

　　对于中低收入居民，民生幸福指数对收入水平很敏感；对于中高收入居民，民生指数对收入不再敏感。可见，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做大“蛋糕”、提高居民收入还是首要选择，但与此同时，应当兼顾民生幸福的改进；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更应将民生幸福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寻求GDP增长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同时提高的发展路径。

　　因此，中国幸福指数的构建要避免像不丹幸福指数等主要侧重于主观问卷调查这样的路径，必须考虑到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同时，也应当按照中国思路发布世界各国的幸福指数，特别是要考虑到欠发达国家的特殊因素，这也是在未来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建立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二）应提出“资源足迹”思路

　　在碳减排的机制设计中，有一种思路采用“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的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即针对具体的产品描述其从设计到原材料开采再到加工、运输和消费每一环节产生的碳排放量，再对碳的消费者如企业或个人计算其碳消费量。对碳足迹高于平均水平的消费，可以提高其消费价格，这部分增加的收入又可用于补偿碳足迹较低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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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碳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推广到“里约+20”的资源与环境主题上，就可以提出“资源足迹的生命周期评估”，即针对最终消费的产品，描述其从设计到原材料开采再到加工、运输和消费每一环节所消耗的资源量。这样就能把对于资源使用过程的各国分别描述推广成全球统一描述。发达国家的“多吃多占”就能够被合理表达，而不是分割在不同国家去核算。

　　还可以在“资源足迹”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一种市场化机制，使资源的最终产品消费量超过一定限额的消费者支付一定的超额使用费，用于补偿“资源消费贫困者”。这是一种可以逐步促进资源消费公平的思路，并且对于各国财政负担的要求很低。尽管这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思路，但可以避免强制性要求某一方单方面降低资源消耗量的硬性思维。

　　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大前提下明确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责任区别，这一原则在此后的历次环境会议上都得到了坚持和传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够被坚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碳减排的资金技术转移支付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框架能够被执行，都在于找到了比较公平的权利—义务平衡方式。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CDM其实体现的都是“总量封顶，寻找公平”的精神，即在承认地球资源承载能力上限或碳排放总量上限的情况下，针对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设计“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动态公平机制。至于机制的落实方式，是可以找出多种不同的路径的，比如援助性的资金转让机制，或者市场化的碳交易机制，等等。然而现在“里约+20”的情况是：提出的目标远比哥本哈根的碳减排庞大复杂，行为准则方面却是“半拉子工程”——只有“总量封顶”，没有“寻找公平”。这样一个不包括动态公平机制的框架，不但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甚至发达国家也不会欣然采纳——因为没有“寻找公平”就意味着它不是一套“活的”机制，而是僵硬的道德约束，逻辑上发达国家是应该率先垂范的。所以，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逃避“里约+20”，其国内面临财政悬崖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沉重的道德负担。

　　建立在“资源足迹”基础上的市场化安排，可以减轻对发达国家政府的转移支付压力。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是公共债务压力，其政府在支出能力上面临国债规模的制约，所以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支付承诺上压力大。市场化安排则可以把转移支付主体从发达国家的政府转为在消耗地球资源的企业和消费者，并且发达国家政府也不会有太好的理由拒绝。

　　（三）不能允许发达国家把“多吃多占”制度化

　　应该承认，地球的资源总量确实无法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并且目前的发展方式也确实是“不幸福”状况的主要根源。但是，也要承认，人类的不同成员对地球资源的最终消费量是不同的，发达国家仅以15%的总人口却消耗了全球资源总产出量的半数以上，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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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秩序下，如果要求放弃GDP导向的发展机制而不同时设计出工业化之外的致富道路，要求降低总的资源消耗量而又不同时设计出改变资源分配格局的框架，那实质上就是在以“幸福”和“环境”为理由把目前的南北差距固定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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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基础四国”经过艰苦斗争，在承认碳减排必要性的前提下，明确了发达国家的义务。“里约+20”可能将会出现更为艰难的局面，需要在承认转变发展方式必要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新框架，维护自身发展权，不能让幸福与环境成为固化南北差距的理由。

（刘正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