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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谈“造车”扎堆: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一定会有过剩

发布时间:2021-04-22 作者: 曹远征 

“十四五”规划制定前夕,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委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延请相关领域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关于“十四五”和到2035 年我国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课题组最终完成总报告与《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

受访者曹远征系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自4月14日东方财富网


“十四五”规划制定前夕,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委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延请相关领域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课题组,开展了一项关于“十四五”和到2035 年我国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课题组最终完成总报告与《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


站在“十四五”开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深入全面理解“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理念、战略布局、落实措施,是我们把握宏观大势,科学制定决策的根本。


围绕这一命题,《中国经济周刊》与课题组成员,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展开对话。


“造车”人满为患极大浪费资源?


曹远征:靠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规律性的表现


《中国经济周刊》:“十四五”规划中,涉及科技的篇章备受关注,其中提出要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科技自立自强,围绕这一目标,在制度建设和改革方面,我们需要怎样做?


曹远征:如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我认为,没有所谓最完美、最好的体制。


制度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又是有形的,它的检验标准就是能不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有效的支撑。不脱节是最佳状态,一旦脱节就证明这可以再改进。


这也是改革永远在路上的内涵,就是体制机制必须时时处处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体制与经济发展过程相互良好响应。


科研领域的体制机制,响应正在改善。但许多问题的破解,不是靠人为规划的。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逻辑是研究需求。我们说,需求能创造供给,只要有需求就会引导供给,最终能创造出产品满足需求。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技术进步及带来的需求往往是随机的,你根本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无法提前安排供给。


在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在技术进步方向发力,这是对的。但是我想强调一点,技术进步是个随机现象。它需要一个响应的体制,而不是靠一味地给钱或选定某一个方向。这是失败概率大于成功概率的。


举例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本世纪初,通信技术路线标准曾经存在很大差异。当时日本的电子技术非常好,采用模拟技术路线,而后来出现了更优的数字技术路线,技术路线的变化让日本整个产业全垮了,只留下了一些制造科技硬件的产业。


我注意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涉及科技问题的有两条,第一个是跟科学相关的(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需要国家大力投入。


第二,能不能在主流工业技术方面做一些改进,就是从传统制造变成品质制造(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那么就应该在关键的零部件、关键的原材料、关键的工艺方面有个持续改进的态势。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技术进步的方向。


大家现在经常议论基础科学、关键领域被“卡脖子”。但是我想,我们也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但弯道超车不在其中,而在其外。


比如,我们在芯片产业跟人家是有代差的,需要极大的投入。但我们的环保技术跟全球没有代差,而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环保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为这牵扯到人类的生存,而且可能更迫在眉睫,因为全球变暖有可能引致生态灾难。再加上如果美国未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那么控制气候变化就变成人类共同的一个行动。在这方面,如果中国技术在新能源的使用、研发、进一步推广方面走出一条技术线,中国就能占据一个新的技术方向的制高点。


现在我们能看到,比如芯片产业的高新技术,比如以登月为代表的外层空间产业技术,比如环保低碳技术,我们有若干个方向可以突破,引领整个世界的科技方向。


国家从顶端进行投入,产业界与之结合,而结合中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多样的,因此并不是说要把全部资源押在芯片上,基础科学的突破也要以市场为导向。


《中国经济周刊》:可以理解为是要进行多点布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曹远征:这不是多点布局的问题。这也不是政府主导的问题。这是我所讲的改革经验,围绕需求进行响应,并实时关注体制响应的程度,这才是最核心的。


以企业为根基,以市场为基础,来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你才能大致摸着它的方向,否则可能会出现日本通信产业当年出现的问题。


对科研来说,它的响应机制所响应的,还不仅是市场的需求,也可能是科技进步的其他方面的需求。


《中国经济周刊》:但是我们也能观察到,市场主体在自发地响应国家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混乱。比如,近几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就立刻出现大量公司、各路资本涌入造车圈,人满为患、资本过剩,各地政府也纷纷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造成过度建设。


曹远征:这就对啦。市场经济一定是过剩经济!通过过剩,筛选出先进技术。


《中国经济周刊》:先过剩供给,再经历优胜劣汰,是否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曹远征:我非常理解这个问题。但恰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计划经济就是这个想法,叫人为配置资源。但最后我们发现,所有事都是事后知道的。你说当年我要这样就好了,但是你在当年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你只有选择了多样性,然后才会优胜劣汰出最终的选择。


看不见的手就是看不见的,你想努力把它看见,但最后发现你还是看不见。


模拟市场是模拟不出来的,这就是市场的魅力。回头看时,市场经济发展中,好像是会出现重复建设,过剩浪费,但它是有效的。计划经济看起来也产生了很多东西,但计划经济造成的浪费,是永久性的。


我当年在一些国家做过顾问工作,我们把他们的很多企业叫idle factory,游荡的企业,因为它的技术标准、它的设计和当年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比如有一个很大的联合收割机厂,它不按照市场要求生产,只按计划为联合体生产。后来就发现它的联合收割机傻、大、黑、粗,不如国外的便宜、不如国外的好用,在市场竞争中这个技术就被淘汰了。


市场过程中有失灵,有弊端,但是你要理解,它的本质是,只要市场竞争,就一定会有过剩,然后靠竞争优胜劣汰出来,这是它规律性的表现。


如何判定资本扩张无序?


曹远征:把握住这两点,养虎未必遗患


《中国经济周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这一目标,有哪些核心问题待解?


曹远征: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肯为创新承担风险,对技术创新、政策创新,只有企业家才有天然的敏感性。因为在竞争的压力中,企业家发现只有创新才可能打败对手。


第二,体制建设,就是一个打通的过程,市场的堵点就是体制之中不顺畅的地方、互相割裂的地方,改革就是要了解市场的需求,并与之相向而行。关键点实际仍然在企业家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企业家就能发现市场的诉求,市场的堵点自然就会被他们打通。


第三,政府唯一需要做的,是要平衡改革、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发展冒得太快了,可能引起不稳定,这时需要把它往回拽一下;有时候发展慢了,可能是体制机制影响了发展,这时再加快改革来促进发展。过去40多年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就是维护好三者之间的平衡,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您如何理解这一新命题?


曹远征:我想我们可以回归到从字面上理解,我们鼓励资本扩张,但防止的是无序。鼓励资本扩张,就是弘扬企业家精神;防止无序,就是政府要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界定何为“无序”?如何避免政策在字面上写得很清楚,但传导执行下去时会走形变样的情况?


曹远征:很简单。原先我在国家体改委的时候,我们讲,遇到这类情形,原则就是两句话。第一,你应该走在它的前头,要能发现苗头,如果说它已经到了一个状态,已经无序了,再去控制,那时就晚了。第二,怎么分辨有没有错?就要靠调查研究。针对苗头提出解决办法,也要靠调查研究。


所以无序不无序,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感觉。


譬如提到互联网企业的无序扩张,其实几年前大家就都知道,而这种情况也一直是在改进之中的。


举例来说,现在移动支付额度超过5000块钱时需要通过银行,这就是在发展之中改进。这是当时我提出来的改进,因为我们能觉察到存在问题。


移动支付的诞生是一个很大的创新。过去我们会认为,支付是银行的天然功能,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支付是个交易行为,一手交货一手就需要支付,过去因为银行的网点多,所以这个功能就委托给了银行。但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别人拿走的。移动支付就是建立了这么一个系统,它更能满足交易的需要,特别是对小额交易来说,它更为方便,比如不需要找零。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市场交易活动,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要。


与此同时,因为交易之间是有时间差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账上钱多,它就跟银行谈好协议存款,拿到更高的利率,把利差拿走。这也部分取代了银行的功能,尽管银行不高兴,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公平竞争。


问题出在第三步上。因为移动支付毕竟是支付工具,它不能掌控用款进度,比如说到购物节这天,用户突然大额支付,就要在银行大额提现,而银行是做期限安排的,所有的存款在银行存一天也好,一个小时也好,你要提前告诉我,我才能安排这个钱。突然出现的大额提现就意味着挤兑。


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提出第三方支付机构自己要做好管理,至少不能大额提现。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管理能力,那么就由监管帮助它管。这就是5000块钱标准的由来。当支付在5000块钱以内,自己做主,但是支付在5000块以上,通过银行的调动来满足你的支付。


我举这个案例,并不想批评谁,也不想赞扬谁。我只想说明,监管的尺度是在实践中间逐渐摸索出来的。要调查研究,然后找出苗头,然后才能找出一种机制安排,把很多风险化解掉。


《中国经济周刊》:像您举例的这整个过程,会对监管系统要求越来越高。


曹远征:很对。


大家说养虎遗患,其实也不一定。马戏团的老虎就不是患,因为你加入了老虎的培养过程中。因为你在马戏团每天处于训练状态,老虎会慢慢熟悉你的规则,它还跟你互动,还给你做表演,反而还有收入。如果你真养个老虎不去约束,那老虎一定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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