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代志新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人大财税研究所副所长；陈怡心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载于《财政科学》2021年第7期。

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学引入了新的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推动经济学更“贴近人和现实”的研究。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也被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对经济学的各细分领域产生了重要冲击，形成了诸如行为博弈理论、行为组织经济学、行为产业组织理论和行为（实验）金融学等研究新方向。行为财政学（Behavioral Public Finance）作为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财政学领域的细分领域，最早由McCaffery和Slemrod（2006）提出。行为财政学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传统财政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完善。行为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深入到传统财政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实验方法，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行为人的个体特征等现实因素纳入研究。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财政的研究，应该宏观微观兼顾，两个视角互为补充。一方面从顶层设计入手研究如何进行政策设计，提高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研究政策受众对政策可能做出的反应，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适用性，只有两者兼顾才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

因此，行为财政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行为理论和实验方法引入财政学分析框架。行为实验从个体微观角度来观察经济社会现象，通过获取个体层面的决策数据并分析其心理机制和因果关系，使得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在政策正式铺开实施之前就能够在行为实验室中被直观的了解，增强其预测准确度。这些行为实验的发现为公共政策提供了“助推”的可能，就像“靶向药”一样，能够精准地识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关键点，对这些关键点的细节进行改进，就可能提升实施效果。将行为实验引入财政学研究，对公共财政政策从决策动机、决策过程到决策结果的整个环节进行预检验将有利于提升政策效果。

基于此，本文从“行为财政学怎么做和能做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出发，通过介绍行为实验方法在行为财政学中的角色和应用，梳理行为实验方法在行为财政领域的经典研究和应用来探讨如何利用行为实验方法，提高公共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真正发挥财政的国家治理作用，也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

二、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方法

（一）实验方法在行为财政学中的价值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的实验研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传统主流经济学中原有的逻辑推理和计量的方法，成为发展新理论的主要方法之一。实验方法的优势在于可复制性和环境可控性。实验一般在一个受控环境中进行，使得研究者可以在可控外部影响条件下生成数据，得以分别检查各个感兴趣的机制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使得经济学研究可以突破对观测数据的依赖，且实验方法生成的数据更为“干净”，更有利于因果关系检验和机制识别。

实验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实验方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检验理论，用来研究经验的规律（empirical regularity），在发现新知识方面具有独特作用，通过检验已有经济理论从而发现新的经济规律。独立于单个理论而设计实验室实验以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实验室实验除了可检验理论外，还可以起到连接理论和现实世界的桥梁作用，并且可以作为证据呈现出某种内在逻辑关系的意义。随着实地实验的发展，实验方法已成为政策设计和评估中的一种重要工具，相关研究成果为公共政策设计和有效实施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随着实验方法的完善和应用领域的拓展，这一研究方法已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并成为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和常用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依赖于使用实验方法来观察经济世界、理解人类行为。实验方法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研究手段，推动了经济学的“科学化”，也逐渐渗透到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个体选择、市场理论、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实验方法在财政学的领域也有相关应用，对于行为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工具。财政学尤其能从实验方法中受益。财政学的研究话题更多涉及政府、市场和个体间的关系，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政府行为的成本和收益，选择最优方案，提升社会福利。观测研究依赖于政府主体和宏观层面数据，而关于政府的观测数据较难获得，且宏观经济数据相互间的相关性较强，噪音较大，给识别带来困难。行为实验方法为研究者克服这些困难提供工具和手段。

（二）实验方法的分类及应用

经济学领域的实验方法主要分为四类：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虚拟实地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框架实地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和自然实地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Harrison 和List，2004）。

1.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

实验室实验研究方法最早由“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等提出，于20世纪中期逐渐兴起并迅速发展，在21世纪走向繁盛。随着实验方法的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现已成为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实验室实验一般通过招募大学生作为标准的被试集合，在受控实验室条件下，实验者设定一些抽象的背景框架和一系列的实验规则，模拟在市场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关系中所遇到的情形来研究人的行为决策。由于实验室实验在受控条件下进行，能够根据研究目的设定单一的研究变量，从而剥离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好地识别单一因素的因果效应。在行为财政学领域，实验室实验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可被用来研究税收遵从、税收信任、财政幻觉、公共品博弈等内容。

诚然，实验室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被试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小样本量的研究是否能表征总体、激励动机设定的可信性、被试的自选择问题、实验中被试的学习效应等。其中，外部有效性问题是实验室实验最受争议的地方，也就是说实验室实验的结果推广到现实情境，仍然面临着一定的质疑。

2.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

实地实验与传统实验室实验相比，突出的特点就是更贴近真实世界。按照与现实关系由远及近，主要有虚拟实地实验（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框架实地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和自然实地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三类。虚拟实地实验的实验设计与实验室实验类似，区别在于实验对象为“非标准”的样本，实验样本是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现实环境中招募的，如工人、教师、农民和管理者等，也被称为实地里的实验室实验（lab in the field）。框架实地实验，与虚拟实地实验相比，除了使用现实人群作为被试，实验设计也是现实人群在实际生活中的活动，而非抽象的实验游戏，且被试意识到他们在参加实验。自然实地实验完全接近真实环境，是现实的实验人群、在自然发生的环境中进行现实的行为活动，被试并不知道自己是实验的一部分。

实地实验，尤其是自然实地实验，能够有效检验真实的干预带来的因果效应，评估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具有独特优势。自然实地实验运用科学的实验范式，检验自然真实环境下而非实验室中人为的干预对人们行为决策的影响，其将总体样本随机分为控制组和处理组，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针对实地的参与者随机安排干预措施，并根据随后两组被试的数据比较，得出最后的因果效应。由于干预处理是完全外生和随机的，能够更好地避免遗漏变量和内生性偏差，干净地识别出干预的因果效应。具有可信性和创新性两大优势。

随着实地实验的发展，实地实验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对流行的实验室实验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两类实验方法各有优缺点，可以形成互补。在发现数据的定性信息方面实验室实验更好，在发现实验的定量信息方面实地实验更优。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依据研究问题，判断方法的适用性，综合运用各类实验方法，得出更可信的结论，让行为实验方法成为推动财政学研究创新的重要手段。

三、行为财政学的实践应用

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财政学的传统研究内容，随着财政学进一步发展，追求最优的公共财政政策也成为财政学的研究重点。因而，以下主要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公共财政政策的视角，选取代表性的研究领域，介绍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进展，以及行为实验方法在财政学相关议题中的应用。

（一）税收遵从

税收遵从是财政学中最早应用行为实验的领域之一。纳税人按时报税、准确报税和及时缴纳税款，体现为税收遵从的三个不同方面，但现实中，逃税和避税现象也常常出现。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预测，理性人会对税法做出最优反应，但大量实验研究结果并未发现这种最优反应的证据，这被称作“税收遵从之谜”。

如何提高税收遵从度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传统经济学研究中，主要是从遵从成本、奖惩机制、审计、监督、纳税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与人口学特征等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然而，税收申报与缴纳最终的实现依赖于纳税人的个人行为，因此关注微观个体行为的选择与决策对于税收遵从度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行为实验方法的引入，使得税收遵从领域研究得以深入研究微观个体行为特征，探究税收遵从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奖惩机制、社会规范、社会偏好、信任和信息。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自然随机实地实验在政策评估领域的逐渐应用，各国的研究团队和税务机关希望通过行为实验研究辅助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开始运用自然随机实地实验的方法，探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税收遵从的政策干预效率。Hallsworth et al.（2017）在英国税务部门发送的提醒信件中附加额外的信息，包括不同的社会规范描述、道德义务提醒等，这些信息干预的成本非常低，但都取得了显著效果，有效促进纳税人按期完成纳税。Dwenger et al.（2016）在德国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在信件中进行额外信息提醒，发现凸显税务审查可能性的干预显著提高了纳税遵从度，社会或金钱激励对本来不遵从的纳税人无显著影响。以上研究对政策实施的启示是，存在实施成本低但效果显著（cost-effective）的干预手段，通过小范围实验进行预检验有助于发现并检验这样的干预手段。Fisman et al.（2020）则对美国公众发放问卷，使用线上调查实验的方式测量了美国公民对不同财富水平和背景下财富税征收的意愿。该行为实验从公众个人的意愿出发，使用行为实验的方式收集了意愿信息，对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民意数据。De Neve等（2021）基于比利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流程，通过修改寄送给纳税人的税务函，研究了简化处理（simplification）、威慑（deterrence）、税收道德（tax morale）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发现简化处理对税收遵从的促进效果最大，威慑也有积极影响，税收道德没有影响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就国内研究而言，中国人民大学代志新团队首次运用行为实验设计方法研究中国的税收遵从问题，主要通过向纳税人发送缴纳房产税的短信提醒，研究了提醒频率对纳税户按时缴纳房产税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与一次性提醒相比，频繁提醒情况下支付逾期税款的可能性大约是一次性提醒的两倍，并会带来可观的财政收益；但是超过一定的频率，额外提醒的有效性会下降（Antinyan et al.，2021）。

（二）公共品

公共品供给问题是财政领域的重要问题，如何实现社会有效的公共品供给是各国政府都关心的问题。随着实验方法的引入，一系列公共品博弈实验被构建出来，Isaac等（1984）设计了自愿捐赠机制（VCM，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并以此来测度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成为后续公共品博弈研究的基准设计，为公共品理论的研究提供基础。行为经济学的实验证据普遍发现，公共品自愿供给显著存在，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预测不一致。如何解释这一普遍性的发现？行为财政学试图从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条件性合作等社会偏好的角度进行解释，对公共品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同时，“搭便车”行为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克服搭便车行为，并保证恰当的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水平存在脆弱性，条件合作者（conditional cooperator）可能会随时间推移逐步激发出自利偏好，产生自利偏好对社会偏好的挤出，转变为免费乘车者。许多研究进一步希望通过机制设计来防范这些行为，保持公共品供给水平，包括奖惩机制、领导机制、声誉机制、群体类型选择机制、信号显示机制和门槛机制等，能够有助于减少搭便车现象。对于公共品供给，政府一是直接提供公共物品，二是制定财政和非财政激励措施，以提升私人对公共品的贡献度。例如通过捐赠的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捐款。行为财政学可运用行为实验的方法研究激励私人对公共品做出贡献的手段和机制。

对于国内研究，周晔馨及其合作者以中国的工人和学生作为被试进行公共品博弈游戏（Vollan et al.，2017），比较了民主决策（能够自主选择规则）和非民主决策（外生强加的规则），结果显示中国被试在公共品博弈中，在程式化的独裁环境下（stylized authoritarian environment）展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罗俊等（2019）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慈善募捐活动开展捐赠实地实验，研究捐赠信息实名公开对捐赠行为的筛选与选拔效应，发现在捐款信息实名公开的环境下，意愿捐款数额较低的人会拒绝参与捐赠，而意愿捐款数额较高的人会因为实名公开捐赠而提高捐款数额。

（三）公共政策

政府行为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影响也是行为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政府会制定公共政策以期通过改变个体和组织行为带来经济社会效益，提升公民福利水平。通过将行为实验应用到公共政策领域，可以研究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该方向的研究成果可用于服务政府政策的制定，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下面就几个热门研究领域进行简要阐述。

教育方面，义务教育建设是各国努力推进的重点，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补助为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提供有力支持。大量的实地实验研究对各类教育扶持项目进行评估。Glewwe等（2002）评估了一个荷兰非营利组织对肯尼亚小学免费发放教科书的项目，研究发现，免费发放教科书改变了肯尼亚农村儿童的课堂学习行为，提高了那些最初学业成绩中排名前五分之一的学生的考试成绩，并增加了学生上中学的可能性。Schultz（2004）研究了墨西哥的“进步”计划，该项目为墨西哥农村的贫困母亲提供教育资助，研究发现该项目有效缓解了当地的入学不平等问题，增加了入学率和未来期望的收入水平。Baird等（2011）利用马拉维的教育转移支付项目，发现该项目降低了40%以上的辍学率，并大大提高女孩的出勤率，进一步对比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未发现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组有更大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相对较小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在提高少女入学方面具有更高的成本收益。

在医疗方面，公共部门的介入和干预可以纠正医疗市场的市场失灵，探究以何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对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提高福利水平有重要作用。Miguel等（2004）研究了在肯尼亚开展的疟疾除虫健康干预实验的影响，其实验从学校层面进行随机化处理。研究发现该项目不仅对处理组有积极影响，且具有外溢效应，邻近学校中未接受治疗的儿童健康状况也得到改善。Gertler（2004）探讨了墨西哥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扶贫项目对儿童健康的影响，该项目要求受资助者参与一些预防性的健康和营养活动，研究发现项目降低了儿童的生病率，提高了健康水平。Kremer等（2011）发现政府部门提供预防性健康投资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其研究了肯尼亚水源保护投资项目的效果，发现该项目显著改善了当地的水源状况，降低了水源受污染的概率，儿童腹泻率下降了四分之一。

在养老储蓄方面，社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尤其对于如何激励居民参与养老保险增加退休储蓄，可从行为财政的角度提供思路。Duflo和Saez（2003）用实地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信息和社会互动对美国递延税收退休计划（Tax Deffered Account，TDA）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一些小的物质激励、社会交往和获得计划信息会对人民的退休储蓄决策产生影响。Carroll等（2009）利用随机实地实验的方法，研究不同登记制度对员工参加401（k）储蓄计划的影响，发现“积极决策”，即员工反馈自己是否愿意参加401（k）储蓄计划的制度下，员工参与的比例、平均储蓄率和累积结余均有所增加。Dupas（2013）研究发现设置专用于健康的承诺储蓄账户可以帮助人们更合理地进行储蓄，帮助贫困地区增加至少66%的预防性健康投资。Akbas（2016）的实验研究发现给银行储户发送提醒储蓄的短信也能达到增加储蓄的目的。

相比之下，国内的自然随机实地实验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但近年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公共政策领域展开了基于本土的实地实验研究。Cai等（2015）评估了农业保险激励对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发现保险覆盖率提高了农业产量，并且具有长期效应。Wong等（2013）通过在中国农村地区实施的一项随机实地实验，研究了学费减免和以出勤为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农村儿童入学率的影响，发现该项目显著提高了幼儿园入学率，但没有显著提高小学入学学前测试的成绩。Mo等（2013）研究了在北京的流动儿童学校实施“每人一台电脑”这一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项目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发现该项目显著提高了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和数学成绩，并且增加了学生使用学习软件的时间，减少了看电视的时间，并提高了学生的自尊心。Zhou等（2016）在陕西开展的随机实地实验中，研究了给看护人的短信提醒对中国西部家庭微量营养素强化计划效果的影响，发现短信提醒组显著提高了遵从度和降低了贫血率。

四、小结：行为财政学的意义与前景

行为财政学作为现代财政学学科的一个新方向，通过应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实验经济学方法，着重研究财政学中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政策制定，补充和发展了传统财政学理论，为财政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行为理论和实验方法的引入，增强了财政学研究的现实性。行为财政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更为政策制定和政府实践带来新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策领域开始接受行为科学实验方法来探索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中国有改革试点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和政策实践中其实已“不自觉”运用了行为和实验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今后的财政实践中，行为财政学的引入对于构建科学的政策制定体系、提升公共政策有效性和推动公共问题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行为财政学研究现在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行为科学在我国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开始注重行为理论和实验方法在财政学中的应用，在中国的环境下开展行为财政学领域的研究，推动行为财政的发展。希望通过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推动中国财政学科新发展，使财政学科更加贴近现实，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引领能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和实践，使财政学研究能聚焦中国国情，解决现实问题，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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